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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臨時旅伴高高挑起眉毛，仿佛我剛剛拋給她一個燙手的鐵球，而她不知道怎麼才能接住。最後她攤開手，看著我的眼睛：「這世界上的所有人難道不都過著這樣的人生嗎，大哲學家？」沒等我回答，她笑起來，取出第二支煙，用火柴點燃，「有朋友在那邊接你嗎？」
「不，不算是朋友。我給她發了電報，她不介意我拜訪，如此而已，她不會去火車站接我的。事實上，等我到了布里斯托，也許已經太晚了，明早才能見到她。」
朱莉從喉嚨里哼出一個拖長的單音節，露出瞭然的笑容。她肯定以為我是去見女朋友的，完全不是這麼回事，但我不打算向陌生人解釋來龍去脈，就讓她這麼以為好了。朱莉沉默地抽著煙，我們兩人都看著窗外的風雪。天空暗了一個色調，被烏雲遮住的太陽很快就要熄滅了。
火車突然又震顫了一下，鳴笛，悠長的嗚咽聲，車輪與鐵軌摩擦，尖細的吱吱聲過後是有節奏的轟隆轟隆。我們繼續前進，穿過翻卷的風雪和濃稠暮色。
朱莉比我早一站下車，之後再沒有新的旅客上來，對面的座位就這樣空著。雪變小了，但還在下，車窗外像沼澤深處一樣黑，偶爾閃過農舍的燈光。玻璃映出我自己的影子，我儘量不去看。如非必要，我不照鏡子，避免裡面的臉影響我的面具。
到達布里斯托市中心的時候，晚上十點已過。早前我在火車站隨手買了一本給遊客的便攜地圖冊，此刻我站在路燈下面艱難地分辨那些蠅頭小字。景點畫得很大，我想去的那條街卻沒有名字。最終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流浪漢把我帶到「棕櫚周日」旅店門前。差不多二十年前，安德烈離開柏林之後，就是在這棟昏昏欲睡的破舊建築里租了頂樓客房。
這地方竟然還沒有倒閉，恐怕也快了，看起來沒有人在修繕，裡面和外面一樣冷，門廳的拼花地板仿佛化膿潰爛的皮膚，已經不剩多少完好的木板了，為了節省成本，破損處填上了凹凸不平的水泥。前台沒有人，放著一個老式黃銅桌鈴，我按了五六次，終於有一個頭髮花白的腦袋從蟲蛀的布簾後面探出來。
「我需要一個房間，一晚。」我說。
布簾後面的男人坐到桌子旁邊，搔了搔腫脹的酒糟鼻，「幾晚？」
我只好再說了一遍，把現金放到他面前，解釋說我喜歡安靜，因此想要頂樓的房間。酒糟鼻男人低聲咕噥，翻出掛著號碼牌的鑰匙，拍到桌面上，指了指樓梯的方向，重新消失在骯髒的布簾後面。
樓梯是磚砌的，仍然堅實，但通往頂樓房間的卻是木樓梯，灰塵像深冬的積雪一樣厚。我拎著提包走上去，打開門，在門外站了一會兒，好像這是別人的臥室，而我是個不受歡迎的客人。我在很多地方都有這種感覺，它很快就過去了，我放下行李，開燈，坐在床上，環視這個旅店房間，床頭櫃，白色燈罩，地板上的棕色污漬，發霉的牆壁，傾斜的窗戶和屋頂，寫字檯，靠背椅，鏡子，陶瓷洗手台，衣櫃。我想像安德烈走進門來，脫下外套，搭在椅子扶手上——他總是這麼做的，從來不用衣帽架或者鉤子——然後踱到窗前，注視已經入睡的布里斯托市。他在想什麼？柏林在他的腦海里嗎？
我站起來，也走到窗戶前面，安德烈的幻影消失了。玻璃映出我的臉。遠處，墨藍色的夜空襯托下，教堂的尖頂刺向漸漸消散的雲層。雪已經不下了。整座旅館靜悄悄的，也許只有我一個旅客。我鎖上門，從行李里拿出手槍，放到枕頭旁邊，老習慣，有武器在，我會睡得好些。我裹著外套直接躺下，關上燈，但沒有拉上窗簾，明天天一亮我就會起來，去見一個人。
————
開在碼頭不遠處的釣魚用品店掛著嶄新的招牌。冬天，幾乎沒有生意，店堂空蕩蕩的。櫃檯後面那位曬得黝黑的先生告訴我，店鋪是一年前易手的，原先的女主人做了一次心臟手術，不能再繼續打理店鋪了，不過她和她的丈夫就住在釣魚用品店後面的小平房裡。如果我想見他們，穿過後門出去就行。
我就這麼做了。走過堆積著釣線、魚竿、成桶魚餌和潛水服的倉庫，推門踏進陰暗的後院。地上的積雪沒有腳印，完整潔白，樓梯上的也是。我按了按門鈴，沒有聲音，只好敲了敲門。裡面傳來軟拖鞋摩擦木板的聲音，門打開了，露出一個年輕女孩的臉，大概是護工，她問我有沒有事先通知梅森太太，我說有。
五分鐘之後，我局促不安地坐在凹陷的長沙發里，面前放著一杯迅速冷卻的茶，等著梅森太太。臥室門打開的時候我跳了起來，看著年長女士走過來。她穿著一件深藍色毛衣，戴著一串珍珠項鍊，右手有戒指，一塊皮帶纖細的手錶圈著手腕，除此之外沒有別的飾品。安德烈的眼睛顯然遺傳自母親，一樣的綠色，讓人想到海藻、深水和苔蘚。她露出微笑，邀請我坐下，問天氣是不是為我的旅途帶來了很多阻礙。
「不算太嚴重。」我回答，用德語，她的臉好像一下子亮了起來，很多年沒人和她說過德語了，「謝謝你沒有拒絕我，梅森太太。」
「我不會拒絕卡爾的朋友。」
「我在電報里沒能好好介紹自己，我姓沃格爾，萊納·沃格爾。卡爾在柏林的時候，我曾經和他一起工作。」
這個名字就像落在舌頭上的一小撮沙子。「卡爾」這個名字在我記憶里喚起的是一張空白的畫布，我不能把它和安德烈聯繫在一起。為了不去看那雙屬於母親的眼睛，我又喝了一口茶，把目光移到電話旁邊的相框上，離我最近的那張照片想必是蜜月旅行的紀念品，安德烈的母親和繼父在烈日下看著大海，不知道是哪裡的海，葡萄牙？希臘？另一張黑白照片是年輕的安德烈，穿著軍服，戴著皇家工程兵的肩章，看起來不會超過二十歲。我克制住伸手把相框拿起來的衝動，放下茶杯。
「那麼，您也在渡輪公司工作？」梅森太太問。
我完全可以回答「是」，說一些禮貌的廢話，道別，衝上火車逃離這座睏倦的海濱城市，但這樣就完全浪費我從蘇黎世到這裡一路積累的勇氣了。我清了清喉嚨，對方想必感覺到了我的緊張，坐直了一些，一隻手放在珍珠項鍊上。
「不，梅森太太，我不在渡輪公司工作，卡爾也不是。事實上，這就是為什麼我想和您見一面，我認為……」我的句子開始變得散亂，「我認為您應該知道當時發生了什麼，您有權知道，我應該早點來的，但當然，六處不會讓我接近您，現在不同了，現在他們覺得無所謂了，那麼多年過去了。」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沃格爾先生。」
「梅森太太，我來這裡，是為了告訴您1961年8月13日凌晨發生了什麼。」
————
我起先說得很慢，因為不確定該從哪裡開始。後來故事本身接過了韁繩，自己往前奔跑。安德烈的母親安靜地聽著，緊緊攥著手帕。她就像任何一個已經習慣於苦難的人那樣接受這個故事：不質疑，也不反抗。中途我們只被打斷了一次，梅森先生散步回來了，我重新介紹自己，複述我的來訪目的。他不是很能聽懂德語，但始終坐在妻子身邊，握著她的手。
「不，不算是朋友。我給她發了電報，她不介意我拜訪，如此而已，她不會去火車站接我的。事實上，等我到了布里斯托，也許已經太晚了，明早才能見到她。」
朱莉從喉嚨里哼出一個拖長的單音節，露出瞭然的笑容。她肯定以為我是去見女朋友的，完全不是這麼回事，但我不打算向陌生人解釋來龍去脈，就讓她這麼以為好了。朱莉沉默地抽著煙，我們兩人都看著窗外的風雪。天空暗了一個色調，被烏雲遮住的太陽很快就要熄滅了。
火車突然又震顫了一下，鳴笛，悠長的嗚咽聲，車輪與鐵軌摩擦，尖細的吱吱聲過後是有節奏的轟隆轟隆。我們繼續前進，穿過翻卷的風雪和濃稠暮色。
朱莉比我早一站下車，之後再沒有新的旅客上來，對面的座位就這樣空著。雪變小了，但還在下，車窗外像沼澤深處一樣黑，偶爾閃過農舍的燈光。玻璃映出我自己的影子，我儘量不去看。如非必要，我不照鏡子，避免裡面的臉影響我的面具。
到達布里斯托市中心的時候，晚上十點已過。早前我在火車站隨手買了一本給遊客的便攜地圖冊，此刻我站在路燈下面艱難地分辨那些蠅頭小字。景點畫得很大，我想去的那條街卻沒有名字。最終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流浪漢把我帶到「棕櫚周日」旅店門前。差不多二十年前，安德烈離開柏林之後，就是在這棟昏昏欲睡的破舊建築里租了頂樓客房。
這地方竟然還沒有倒閉，恐怕也快了，看起來沒有人在修繕，裡面和外面一樣冷，門廳的拼花地板仿佛化膿潰爛的皮膚，已經不剩多少完好的木板了，為了節省成本，破損處填上了凹凸不平的水泥。前台沒有人，放著一個老式黃銅桌鈴，我按了五六次，終於有一個頭髮花白的腦袋從蟲蛀的布簾後面探出來。
「我需要一個房間，一晚。」我說。
布簾後面的男人坐到桌子旁邊，搔了搔腫脹的酒糟鼻，「幾晚？」
我只好再說了一遍，把現金放到他面前，解釋說我喜歡安靜，因此想要頂樓的房間。酒糟鼻男人低聲咕噥，翻出掛著號碼牌的鑰匙，拍到桌面上，指了指樓梯的方向，重新消失在骯髒的布簾後面。
樓梯是磚砌的，仍然堅實，但通往頂樓房間的卻是木樓梯，灰塵像深冬的積雪一樣厚。我拎著提包走上去，打開門，在門外站了一會兒，好像這是別人的臥室，而我是個不受歡迎的客人。我在很多地方都有這種感覺，它很快就過去了，我放下行李，開燈，坐在床上，環視這個旅店房間，床頭櫃，白色燈罩，地板上的棕色污漬，發霉的牆壁，傾斜的窗戶和屋頂，寫字檯，靠背椅，鏡子，陶瓷洗手台，衣櫃。我想像安德烈走進門來，脫下外套，搭在椅子扶手上——他總是這麼做的，從來不用衣帽架或者鉤子——然後踱到窗前，注視已經入睡的布里斯托市。他在想什麼？柏林在他的腦海里嗎？
我站起來，也走到窗戶前面，安德烈的幻影消失了。玻璃映出我的臉。遠處，墨藍色的夜空襯托下，教堂的尖頂刺向漸漸消散的雲層。雪已經不下了。整座旅館靜悄悄的，也許只有我一個旅客。我鎖上門，從行李里拿出手槍，放到枕頭旁邊，老習慣，有武器在，我會睡得好些。我裹著外套直接躺下，關上燈，但沒有拉上窗簾，明天天一亮我就會起來，去見一個人。
————
開在碼頭不遠處的釣魚用品店掛著嶄新的招牌。冬天，幾乎沒有生意，店堂空蕩蕩的。櫃檯後面那位曬得黝黑的先生告訴我，店鋪是一年前易手的，原先的女主人做了一次心臟手術，不能再繼續打理店鋪了，不過她和她的丈夫就住在釣魚用品店後面的小平房裡。如果我想見他們，穿過後門出去就行。
我就這麼做了。走過堆積著釣線、魚竿、成桶魚餌和潛水服的倉庫，推門踏進陰暗的後院。地上的積雪沒有腳印，完整潔白，樓梯上的也是。我按了按門鈴，沒有聲音，只好敲了敲門。裡面傳來軟拖鞋摩擦木板的聲音，門打開了，露出一個年輕女孩的臉，大概是護工，她問我有沒有事先通知梅森太太，我說有。
五分鐘之後，我局促不安地坐在凹陷的長沙發里，面前放著一杯迅速冷卻的茶，等著梅森太太。臥室門打開的時候我跳了起來，看著年長女士走過來。她穿著一件深藍色毛衣，戴著一串珍珠項鍊，右手有戒指，一塊皮帶纖細的手錶圈著手腕，除此之外沒有別的飾品。安德烈的眼睛顯然遺傳自母親，一樣的綠色，讓人想到海藻、深水和苔蘚。她露出微笑，邀請我坐下，問天氣是不是為我的旅途帶來了很多阻礙。
「不算太嚴重。」我回答，用德語，她的臉好像一下子亮了起來，很多年沒人和她說過德語了，「謝謝你沒有拒絕我，梅森太太。」
「我不會拒絕卡爾的朋友。」
「我在電報里沒能好好介紹自己，我姓沃格爾，萊納·沃格爾。卡爾在柏林的時候，我曾經和他一起工作。」
這個名字就像落在舌頭上的一小撮沙子。「卡爾」這個名字在我記憶里喚起的是一張空白的畫布，我不能把它和安德烈聯繫在一起。為了不去看那雙屬於母親的眼睛，我又喝了一口茶，把目光移到電話旁邊的相框上，離我最近的那張照片想必是蜜月旅行的紀念品，安德烈的母親和繼父在烈日下看著大海，不知道是哪裡的海，葡萄牙？希臘？另一張黑白照片是年輕的安德烈，穿著軍服，戴著皇家工程兵的肩章，看起來不會超過二十歲。我克制住伸手把相框拿起來的衝動，放下茶杯。
「那麼，您也在渡輪公司工作？」梅森太太問。
我完全可以回答「是」，說一些禮貌的廢話，道別，衝上火車逃離這座睏倦的海濱城市，但這樣就完全浪費我從蘇黎世到這裡一路積累的勇氣了。我清了清喉嚨，對方想必感覺到了我的緊張，坐直了一些，一隻手放在珍珠項鍊上。
「不，梅森太太，我不在渡輪公司工作，卡爾也不是。事實上，這就是為什麼我想和您見一面，我認為……」我的句子開始變得散亂，「我認為您應該知道當時發生了什麼，您有權知道，我應該早點來的，但當然，六處不會讓我接近您，現在不同了，現在他們覺得無所謂了，那麼多年過去了。」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沃格爾先生。」
「梅森太太，我來這裡，是為了告訴您1961年8月13日凌晨發生了什麼。」
————
我起先說得很慢，因為不確定該從哪裡開始。後來故事本身接過了韁繩，自己往前奔跑。安德烈的母親安靜地聽著，緊緊攥著手帕。她就像任何一個已經習慣於苦難的人那樣接受這個故事：不質疑，也不反抗。中途我們只被打斷了一次，梅森先生散步回來了，我重新介紹自己，複述我的來訪目的。他不是很能聽懂德語，但始終坐在妻子身邊，握著她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