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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著擔架的人過來了，深深彎著腰，像是跑在戰壕之間的無人區里。兩人被抬上救護車，路燈在窗外飛快地移動，互相融合，變成一條長長的光帶，遠離槍聲，遠離東柏林。護士彎腰對萊納說了什麼，他什麼都聽不清楚，耳朵里嗡嗡作響。護士拿出一個小電筒，照了照他的眼睛，挪到旁邊，也對安德烈做了同樣的檢查。萊納摸到安德烈的手，皮膚又冷又粘，他用剩下的力氣攥緊安德烈的手，直到護士過來，把什麼東西放到他臉上。燈光在他眼前消失了，不是突然熄滅的，而是緩緩退去，一切變黑。
就像老電影的結尾，只是沒有音樂。
作者有話說：
[5] Kampfgruppen der Arbeiterklasse，真實存在的東德paramilitary組織，1952年成立，1990年解散。1961年參與了柏林圍牆的建造。
第三十二章 Epilogue
所以，我就是這樣到達西柏林的，在一輛救護車上。有很長一段時間人們不知道我的名字，我也不想告訴他們，怕他們遣返我。這是一種無效的掙扎，霍恩斯比知道我是誰。他到西柏林來看我的時候，牆已經真真切切地建起來了，四十多公里的邊界，起先是鐵絲網、警告牌和欄杆，有不少可以跨越的缺口。在接下來的一年裡，磚牆砌起來了，加高，然後再加高，布下地雷，還有防止汽車沖關的Z形通道。
我始終不知道安德烈最後說了什麼，他沒有再醒過來。彈片割開了大動脈，醫生搶救了一個小時多一點，在凌晨一點前後宣布死亡。葬禮在布里斯托舉行，官方說辭是「滑雪事故」，為了預防家屬要求驗屍，很快就火化了。他的名字是卡爾·梅森，我是十幾年之後才知道的，那時候我在檔案里挖掘安德烈的蛛絲馬跡，試著把他的人生拼湊出來。卡爾·梅森，聽起來那麼普通，就像你的好脾氣鄰居。我還是喜歡稱呼他安德烈，我們第一次在柏林見面的時候，這是他給我的名字。
至於倫敦，我偶爾會去，但我不住在那裡。1962年，我搬到蘇黎世，在那裡為西德聯邦情報處招募線人，主要是往來歐洲和中東的商人。在那裡，我的名字是「安德烈」，這是一個我能演好的角色。一個紀念碑，只有我一個人會去祭掃。我所有的面具都來源於第一個，來源於「麻雀」咖啡店裡的陌生人。
伯恩斯坦太太目前在柏林獨居，她的女兒在美國工作，是個建築師。兒子在商場推銷家用電器，我想。我不確定，我最後一次見他們是在1978年。
對了，我不知道你剛才有沒有反應過來，安德烈·奧爾洛夫的兒子，就是菲利克·奧爾洛夫，代號「信風」，軍情六處的雙面間諜。小奧爾洛夫一度是克格勃的倫敦情報站站長，出賣了整個英國諜報網。莫斯科一直到牆倒下的那一年才發現他的秘密勾當。你可以說這是個巨大的笑話，我稱之為報應。
自1990年以來，我每年夏天都會去柏林一次，拜訪我父母的墓。後來我在不遠處買了一處墓穴，給漢斯。我沒有他的照片，也沒有任何稱得上紀念品的東西。石碑上刻著他的名字，「漢斯·沃格爾，摯愛的兄長」，如此這般。我希望我自己以後也葬在那裡，到那時候，我才會重新成為萊納·沃格爾，那是我最後的角色。
你看，快到午夜了，講故事很容易打發時間。和我一起到露台上去，我想看看新年煙花。我們似乎提前喝掉了不少慶祝元旦的酒，這可不太好。我不能相信2000年已經來了。在我心目中，這是科幻小說里才有的年份。我的世紀過去了，這是你的世紀，如果你們非要搞砸它，犯些屬於你們自己的新錯誤，不要再犯我們的。敬拆掉的牆和沒有逃出來的人，新年快樂。
【正文完】
第三十三章 番外 On the Shores of Mnemosyne
火車停在半路。先是一陣震顫，好像大型動物抖落身上的雪片，引擎發出低沉的嘆息，這一長串鋼鐵箱子徹底不動了，任由翻飛的大雪抽打。
這件事似乎經常發生，因為周圍的乘客臉上大多浮現出厭倦，而不是驚訝。可能是留意到我探頭探腦觀察窗外的樣子，坐在對面的棕發女士放下了從上車就開始讀的小說，摘下眼鏡，「沒必要緊張，冬天時不時就會發生這種事，也許軌道結冰了，只要十來分鐘就能處理好。」
「這是我第一次坐這條路線。」我坦承。
「遊客？」
「是的。」
「這可不常見。」女士露出微笑，她的嘴唇很薄，笑容像是用裁紙刀割出來的，帶出了嘴角同樣邊緣銳利的皺紋，「我的意思是，在這個季節。」
隆起的鐵軌下方，整排枯樹在風雪中深深彎折。比這些樹更遠的景物已經一概看不到了，天空和田野融成同一片茫茫的灰白色。密閉的車廂隔開了風聲，但光是看著，就已經能想像風的咆哮。出發之前，電台都在談論前所未見的惡劣天氣，漁船已經全部召回港口，部分公路關閉，我很可能坐上了火車停運之前的最後一個班次，真的應該在倫敦多留一晚的。
「來之前我可不知道這裡能下這麼大的雪。」我回答，「旅遊指南承諾，英國的這一邊『通常』不下大雪。」
女人聳聳肩，像是在說「你能怎麼辦呢？」，把一個黑色皮質手提包放到大腿上，打開，找出一包香菸，抖出一支，遞過來，我搖頭拒絕，但是掏出打火機，替她點上了煙。棕發女人吸了一口，把下一句話和煙霧一起吐出來，「我叫朱莉。」
「魯道夫。」我說，隨便選了跳進腦海的第一個名字，很可能是因為幾個小時前酒店大堂里有小孩在唱《紅鼻子馴鹿魯道夫》。聖誕節都已經過去一周了。
「你好，魯道夫。」朱莉把煙夾在食指和中指之間，看著我。不知道為什麼，她讓我想起伊爾莎。最近幾年我經常在陌生人臉上發現實際上並不存在的熟悉線條，從他們的眼睛裡看見另一個人的眼睛，這是疲憊的徵兆，我從老兵嘴裡聽說過。
「德國人，我猜？」朱莉繼續說，把書籤放進小說里，合上，收進手提包。
「對。」我說，「原諒我的口音，我近幾年才開始學英語。」
「我覺得你已經說得非常好了。」
「謝謝你。」
「如果你是在夏天過來的話，對英國的印象應該會好一些。至少不會是，」她沖窗外的大雪和車廂里昏昏欲睡的旅客打了個手勢，「這樣的。」
「可惜我不能選擇自己的假期。」
我們就這樣繼續交談了一會。陌生人之間的閒聊，像掠過湖水的飛蟲，輕輕觸碰發亮的水面，從不深入。十分鐘過去了，然後是二十分鐘，一個穿著制服的列車員匆匆走過，往車頭的方向去。過道對面那個歪著頭打鼾的男人被腳步聲驚醒，發現車還沒有動，低聲抱怨起來。
「那麼，魯道夫。」朱莉摁熄菸頭，疊起雙手，她戴著戒指，細細的一圈金屬，花冠狀的底座緊抓著一小顆藍寶石，「是什麼讓你在這種天氣里非去布里斯托不可呢？」
這應該是她一開始就想問的問題，只是礙於禮貌，仔細鋪了一層關於天氣、旅行和英格蘭地理的軟墊，才終於拋出來。我花了一分鐘思考該怎樣回答，最後決定說實話：「我去找某種東西，但我不知道那是什麼，也不確定能不能找到。」
就像老電影的結尾，只是沒有音樂。
作者有話說：
[5] Kampfgruppen der Arbeiterklasse，真實存在的東德paramilitary組織，1952年成立，1990年解散。1961年參與了柏林圍牆的建造。
第三十二章 Epilogue
所以，我就是這樣到達西柏林的，在一輛救護車上。有很長一段時間人們不知道我的名字，我也不想告訴他們，怕他們遣返我。這是一種無效的掙扎，霍恩斯比知道我是誰。他到西柏林來看我的時候，牆已經真真切切地建起來了，四十多公里的邊界，起先是鐵絲網、警告牌和欄杆，有不少可以跨越的缺口。在接下來的一年裡，磚牆砌起來了，加高，然後再加高，布下地雷，還有防止汽車沖關的Z形通道。
我始終不知道安德烈最後說了什麼，他沒有再醒過來。彈片割開了大動脈，醫生搶救了一個小時多一點，在凌晨一點前後宣布死亡。葬禮在布里斯托舉行，官方說辭是「滑雪事故」，為了預防家屬要求驗屍，很快就火化了。他的名字是卡爾·梅森，我是十幾年之後才知道的，那時候我在檔案里挖掘安德烈的蛛絲馬跡，試著把他的人生拼湊出來。卡爾·梅森，聽起來那麼普通，就像你的好脾氣鄰居。我還是喜歡稱呼他安德烈，我們第一次在柏林見面的時候，這是他給我的名字。
至於倫敦，我偶爾會去，但我不住在那裡。1962年，我搬到蘇黎世，在那裡為西德聯邦情報處招募線人，主要是往來歐洲和中東的商人。在那裡，我的名字是「安德烈」，這是一個我能演好的角色。一個紀念碑，只有我一個人會去祭掃。我所有的面具都來源於第一個，來源於「麻雀」咖啡店裡的陌生人。
伯恩斯坦太太目前在柏林獨居，她的女兒在美國工作，是個建築師。兒子在商場推銷家用電器，我想。我不確定，我最後一次見他們是在1978年。
對了，我不知道你剛才有沒有反應過來，安德烈·奧爾洛夫的兒子，就是菲利克·奧爾洛夫，代號「信風」，軍情六處的雙面間諜。小奧爾洛夫一度是克格勃的倫敦情報站站長，出賣了整個英國諜報網。莫斯科一直到牆倒下的那一年才發現他的秘密勾當。你可以說這是個巨大的笑話，我稱之為報應。
自1990年以來，我每年夏天都會去柏林一次，拜訪我父母的墓。後來我在不遠處買了一處墓穴，給漢斯。我沒有他的照片，也沒有任何稱得上紀念品的東西。石碑上刻著他的名字，「漢斯·沃格爾，摯愛的兄長」，如此這般。我希望我自己以後也葬在那裡，到那時候，我才會重新成為萊納·沃格爾，那是我最後的角色。
你看，快到午夜了，講故事很容易打發時間。和我一起到露台上去，我想看看新年煙花。我們似乎提前喝掉了不少慶祝元旦的酒，這可不太好。我不能相信2000年已經來了。在我心目中，這是科幻小說里才有的年份。我的世紀過去了，這是你的世紀，如果你們非要搞砸它，犯些屬於你們自己的新錯誤，不要再犯我們的。敬拆掉的牆和沒有逃出來的人，新年快樂。
【正文完】
第三十三章 番外 On the Shores of Mnemosyne
火車停在半路。先是一陣震顫，好像大型動物抖落身上的雪片，引擎發出低沉的嘆息，這一長串鋼鐵箱子徹底不動了，任由翻飛的大雪抽打。
這件事似乎經常發生，因為周圍的乘客臉上大多浮現出厭倦，而不是驚訝。可能是留意到我探頭探腦觀察窗外的樣子，坐在對面的棕發女士放下了從上車就開始讀的小說，摘下眼鏡，「沒必要緊張，冬天時不時就會發生這種事，也許軌道結冰了，只要十來分鐘就能處理好。」
「這是我第一次坐這條路線。」我坦承。
「遊客？」
「是的。」
「這可不常見。」女士露出微笑，她的嘴唇很薄，笑容像是用裁紙刀割出來的，帶出了嘴角同樣邊緣銳利的皺紋，「我的意思是，在這個季節。」
隆起的鐵軌下方，整排枯樹在風雪中深深彎折。比這些樹更遠的景物已經一概看不到了，天空和田野融成同一片茫茫的灰白色。密閉的車廂隔開了風聲，但光是看著，就已經能想像風的咆哮。出發之前，電台都在談論前所未見的惡劣天氣，漁船已經全部召回港口，部分公路關閉，我很可能坐上了火車停運之前的最後一個班次，真的應該在倫敦多留一晚的。
「來之前我可不知道這裡能下這麼大的雪。」我回答，「旅遊指南承諾，英國的這一邊『通常』不下大雪。」
女人聳聳肩，像是在說「你能怎麼辦呢？」，把一個黑色皮質手提包放到大腿上，打開，找出一包香菸，抖出一支，遞過來，我搖頭拒絕，但是掏出打火機，替她點上了煙。棕發女人吸了一口，把下一句話和煙霧一起吐出來，「我叫朱莉。」
「魯道夫。」我說，隨便選了跳進腦海的第一個名字，很可能是因為幾個小時前酒店大堂里有小孩在唱《紅鼻子馴鹿魯道夫》。聖誕節都已經過去一周了。
「你好，魯道夫。」朱莉把煙夾在食指和中指之間，看著我。不知道為什麼，她讓我想起伊爾莎。最近幾年我經常在陌生人臉上發現實際上並不存在的熟悉線條，從他們的眼睛裡看見另一個人的眼睛，這是疲憊的徵兆，我從老兵嘴裡聽說過。
「德國人，我猜？」朱莉繼續說，把書籤放進小說里，合上，收進手提包。
「對。」我說，「原諒我的口音，我近幾年才開始學英語。」
「我覺得你已經說得非常好了。」
「謝謝你。」
「如果你是在夏天過來的話，對英國的印象應該會好一些。至少不會是，」她沖窗外的大雪和車廂里昏昏欲睡的旅客打了個手勢，「這樣的。」
「可惜我不能選擇自己的假期。」
我們就這樣繼續交談了一會。陌生人之間的閒聊，像掠過湖水的飛蟲，輕輕觸碰發亮的水面，從不深入。十分鐘過去了，然後是二十分鐘，一個穿著制服的列車員匆匆走過，往車頭的方向去。過道對面那個歪著頭打鼾的男人被腳步聲驚醒，發現車還沒有動，低聲抱怨起來。
「那麼，魯道夫。」朱莉摁熄菸頭，疊起雙手，她戴著戒指，細細的一圈金屬，花冠狀的底座緊抓著一小顆藍寶石，「是什麼讓你在這種天氣里非去布里斯托不可呢？」
這應該是她一開始就想問的問題，只是礙於禮貌，仔細鋪了一層關於天氣、旅行和英格蘭地理的軟墊，才終於拋出來。我花了一分鐘思考該怎樣回答，最後決定說實話：「我去找某種東西，但我不知道那是什麼，也不確定能不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