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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就會把這件事報告給『上面』。」霍恩斯比最終說道，摘下玳瑁邊眼鏡，放進襯衫胸袋裡，「白廳會決定怎麼處置你。在此之前，你乖乖待在這裡。誰知道呢？也許上面會決定為你開一次閉門聽證會，在B類監獄裡預留一個位置。儘管我們偶爾允許你擰彎一些規矩，不代表你可以不受管束，安德烈，我以為你明白的。」
「『麻雀』在哪裡？」
「和你無關。你不是柏林的常駐情報官，他也不再是你的線人了。」
安德烈往前踏了一步，擋在上司和門之間。他沒有碰霍恩斯比，但整個姿態都表明，如果要打掉霍恩斯比的牙齒才能獲取信息，他一秒鐘都不會猶豫。「告訴我萊納·沃格爾在哪裡。」
「讓開，安德烈。」
「告訴我。」
「我把他送回東柏林了，這是最好的解決辦法。『麻雀』把你們的小計劃告訴我的人了，只要他周末結束之前回到東柏林，斯塔西什麼都不會察覺。」
「這和直接把他送進監獄沒有區別。我們不能把他當難民處理嗎？送他來波恩，BND[4]之前難道不是這麼做的嗎？我們可以稍後再討論規矩和懲罰，但無論如何先讓『麻雀』到波恩來，如果你把他送回東柏林，他可能再也出不來了，而且——」
「沒有『而且』。我不會讓我的特工幫助一個外國公民非法出境。你也沒有和我討價還價的立場。」
霍恩斯比繞開安德烈，打開地下室的門，安德烈試圖擠出去繼續爭辯，但站在走廊里的安保人員把他推了回去，砰地關上門，上鎖。情報官咒罵了一句，用力踹了兩下門，轉過身，搜索堆放在地下室里的物品，尋找能撬鎖的東西。儲物架上放著十二罐一箱的啤酒，手電筒，備用電池、沙袋、整盒整盒未拆封的鉛筆，還有步槍子彈，不過沒有步槍。他呆站了一會兒，再次走到門邊，按了按紋絲不動的把手，蹲下來，琢磨鎖的類型。這個地下室在建造之初就肯定考慮到要兼作拘留室，因為鎖的這一側只有把手，沒有鎖孔，鉸鏈也封死在門框裡，防止被撬。安德烈背靠著儲物架，坐到地板上，仰頭看著天花板。就在他這麼做的時候，燈熄滅了，把他投入凝滯的黑暗之中。
——
駐波恩英國大使館的安保人員，顯然沒有看守囚徒的經驗，公平而論，這不是他們的過錯，那不是他們的本職工作。一般而言，大使館警衛的思考模式是，如何擋住外面的人，而不是如何阻止裡面的人出去。沒有人確切知道安德烈是什麼時候不見的，各種間接證據表明，應該是7月7日到7月8日夜間。安德烈用了五天時間摸清楚守衛的換班模式，日班保安至少有兩處嚴重疏忽，第一是送餐的時候直接把門打開；第二是毫無戒心，在安德烈假裝友善地閒聊的時候沒有管住嘴巴。日班警衛于爾根·施瓦茨談到了自己的女兒，泄漏了一條小小的、似乎無害的信息：每周五下午他都要提早十分鐘下班，開車到學校去。而晚班警衛並不會因此提早來上班。
於是，7月7日傍晚，警衛施瓦茨到地下室去送餐，之後就沒人見過他，不過大家都理所當然地認為，施瓦茨像以往那樣提早下班，接女兒去了。安保處處長有些疑惑，因為施瓦茨的帽子還掛在休息室牆上，但這是星期五，所有人腦子裡都想著周末。根據記錄，最後一個離開大使館的是二等秘書路易·桑德蘭，彼時是傍晚六點二十二分。晚上七點左右，晚班警衛來了，巡視了辦公室，然後檢查了洗手間和地下室。據晚班警衛回憶，地下室門是鎖著的，沒有異常。當天稍晚的時候，地下室傳來砰砰的敲門聲，晚班警衛認為囚犯在發泄情緒，於是沒有理會。
直到星期六早上，7月8日，日班警衛帶著麵包和水打開地下室門，才赫然發現裡面關著的是警衛施瓦茨，只穿著背心和內褲，制服被搶走了，額角有一大塊瘀青。安德烈想必用某種鈍器打暈警衛，然後用電線捆住了他的手。警衛甦醒之後設法挪動到門邊，用腳踢了許久的門，晚班警衛卻一秒鐘都沒有考慮過下來看一眼。盛著晚餐的盤子倒扣在地上，豌豆湯灑了一地，已經幹了。
波恩情報站的兩個外勤立即進行了一場徒勞無功的搜索，空手而回。離開波恩的路有許多條，而且安德烈已經逃脫超過18小時，這麼長的時間，足夠他返回柏林再逃出邊境。霍恩斯比否決了通知柏林情報站的提議，不能冒被克格勃截獲消息的風險。
「我們等著。」霍恩斯比告訴波恩站的站長，「他想帶那個男孩離開東柏林，他們很快就會重新出現的。」
——
就在早班警衛驚訝地發現友善然而不幸的施瓦茨先生的時候，一輛滿載馬鈴薯的小型卡車開進了西柏林。這些馬鈴薯大部分會賣給餐廳，剩下的將會在露天早市上出售。卡車的主人，農夫阿諾德，每周六凌晨啟程，清早到達柏林，中午賣完馬鈴薯離開，過去十五年來都是如此。農夫阿諾德幾乎從不拒絕站在路邊要求搭便車的人，這讓他的妻子不太高興，擔心總有一天會惹上搶劫犯。她讓搭便車客坐在後面，和馬鈴薯呆在一起，今天也不例外，儘管今天的搭車客看起來相當斯文，綠眼睛充滿笑意，說起話來好像有點奧地利口音。阿諾德想讓他坐到駕駛室來，但妻子拒絕了，於是那個疑似奧地利人還是爬上了貨箱，搖搖晃晃地坐在成堆的馬鈴薯之間。
卡車在第一個需要送貨的餐館外面停下，奧地利人下來了，和農夫握了握手，走了，沿著馬路往東，消失在拐彎處。
柏林還沒有醒來。天已經亮了，但低垂的濕潤雲層擋住了太陽，把整個城市浸泡在一種霧蒙蒙的灰白色光線里。賣報人在做開門營業前的準備，從手推車上搬下成捆的報紙。街道盡頭出現了一個此前並不存在的檢查站，但裡面沒有人。安德烈躲進小巷裡，繼續往萊納的公寓走去。
運送垃圾的車還沒走，他不得不等了十分鐘左右，看著卡車駛遠，才踩上垃圾桶，從那扇關不上的窗爬進去。萊納的住處半開著門，這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是個好兆頭，安德烈在外面聽了一會，確保裡面沒有人，悄悄走進去。
斯塔西來過了。他認得這種手法，九年前——現在想起來就像半個世紀前——漢斯的公寓也遭受過同樣的厄運。所有抽屜都被拉出來，倒出內容物，扔在地上。抱枕和沙發坐墊被割開，滿地都是棉絮。他踩上了一隻打碎的玻璃杯，咔嚓一聲。臥室也是一片狼籍，衣服和撕壞的書躺在一起，床頭櫃翻倒了，一盆奄奄一息的蕨類植物和泥土一起灑在毯子上。
如果萊納在斯塔西手裡，那只有一個人能告訴安德烈「麻雀」的方位。他最後一次見到這個人，是漢斯死後不久。這個人不一定願意幫他，甚至很可能直接把他綁起來，交給「赫爾曼先生」，畢竟，在他們最後一次交談的時候，君特就是這樣威脅安德烈的。君特·伯恩施坦，安德烈從不忘記任何一頭小羊。
他拿起電話聽筒，撥了伯恩施坦家的號碼，鈴響兩聲就有人接起了，一個女人的嗓音，「這是伯恩施坦太太，您找哪位？」
安德烈掛上電話，離開了萊納的公寓，腳步很輕，在老舊的地板上幾乎沒有發出聲音。
「『麻雀』在哪裡？」
「和你無關。你不是柏林的常駐情報官，他也不再是你的線人了。」
安德烈往前踏了一步，擋在上司和門之間。他沒有碰霍恩斯比，但整個姿態都表明，如果要打掉霍恩斯比的牙齒才能獲取信息，他一秒鐘都不會猶豫。「告訴我萊納·沃格爾在哪裡。」
「讓開，安德烈。」
「告訴我。」
「我把他送回東柏林了，這是最好的解決辦法。『麻雀』把你們的小計劃告訴我的人了，只要他周末結束之前回到東柏林，斯塔西什麼都不會察覺。」
「這和直接把他送進監獄沒有區別。我們不能把他當難民處理嗎？送他來波恩，BND[4]之前難道不是這麼做的嗎？我們可以稍後再討論規矩和懲罰，但無論如何先讓『麻雀』到波恩來，如果你把他送回東柏林，他可能再也出不來了，而且——」
「沒有『而且』。我不會讓我的特工幫助一個外國公民非法出境。你也沒有和我討價還價的立場。」
霍恩斯比繞開安德烈，打開地下室的門，安德烈試圖擠出去繼續爭辯，但站在走廊里的安保人員把他推了回去，砰地關上門，上鎖。情報官咒罵了一句，用力踹了兩下門，轉過身，搜索堆放在地下室里的物品，尋找能撬鎖的東西。儲物架上放著十二罐一箱的啤酒，手電筒，備用電池、沙袋、整盒整盒未拆封的鉛筆，還有步槍子彈，不過沒有步槍。他呆站了一會兒，再次走到門邊，按了按紋絲不動的把手，蹲下來，琢磨鎖的類型。這個地下室在建造之初就肯定考慮到要兼作拘留室，因為鎖的這一側只有把手，沒有鎖孔，鉸鏈也封死在門框裡，防止被撬。安德烈背靠著儲物架，坐到地板上，仰頭看著天花板。就在他這麼做的時候，燈熄滅了，把他投入凝滯的黑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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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波恩英國大使館的安保人員，顯然沒有看守囚徒的經驗，公平而論，這不是他們的過錯，那不是他們的本職工作。一般而言，大使館警衛的思考模式是，如何擋住外面的人，而不是如何阻止裡面的人出去。沒有人確切知道安德烈是什麼時候不見的，各種間接證據表明，應該是7月7日到7月8日夜間。安德烈用了五天時間摸清楚守衛的換班模式，日班保安至少有兩處嚴重疏忽，第一是送餐的時候直接把門打開；第二是毫無戒心，在安德烈假裝友善地閒聊的時候沒有管住嘴巴。日班警衛于爾根·施瓦茨談到了自己的女兒，泄漏了一條小小的、似乎無害的信息：每周五下午他都要提早十分鐘下班，開車到學校去。而晚班警衛並不會因此提早來上班。
於是，7月7日傍晚，警衛施瓦茨到地下室去送餐，之後就沒人見過他，不過大家都理所當然地認為，施瓦茨像以往那樣提早下班，接女兒去了。安保處處長有些疑惑，因為施瓦茨的帽子還掛在休息室牆上，但這是星期五，所有人腦子裡都想著周末。根據記錄，最後一個離開大使館的是二等秘書路易·桑德蘭，彼時是傍晚六點二十二分。晚上七點左右，晚班警衛來了，巡視了辦公室，然後檢查了洗手間和地下室。據晚班警衛回憶，地下室門是鎖著的，沒有異常。當天稍晚的時候，地下室傳來砰砰的敲門聲，晚班警衛認為囚犯在發泄情緒，於是沒有理會。
直到星期六早上，7月8日，日班警衛帶著麵包和水打開地下室門，才赫然發現裡面關著的是警衛施瓦茨，只穿著背心和內褲，制服被搶走了，額角有一大塊瘀青。安德烈想必用某種鈍器打暈警衛，然後用電線捆住了他的手。警衛甦醒之後設法挪動到門邊，用腳踢了許久的門，晚班警衛卻一秒鐘都沒有考慮過下來看一眼。盛著晚餐的盤子倒扣在地上，豌豆湯灑了一地，已經幹了。
波恩情報站的兩個外勤立即進行了一場徒勞無功的搜索，空手而回。離開波恩的路有許多條，而且安德烈已經逃脫超過18小時，這麼長的時間，足夠他返回柏林再逃出邊境。霍恩斯比否決了通知柏林情報站的提議，不能冒被克格勃截獲消息的風險。
「我們等著。」霍恩斯比告訴波恩站的站長，「他想帶那個男孩離開東柏林，他們很快就會重新出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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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早班警衛驚訝地發現友善然而不幸的施瓦茨先生的時候，一輛滿載馬鈴薯的小型卡車開進了西柏林。這些馬鈴薯大部分會賣給餐廳，剩下的將會在露天早市上出售。卡車的主人，農夫阿諾德，每周六凌晨啟程，清早到達柏林，中午賣完馬鈴薯離開，過去十五年來都是如此。農夫阿諾德幾乎從不拒絕站在路邊要求搭便車的人，這讓他的妻子不太高興，擔心總有一天會惹上搶劫犯。她讓搭便車客坐在後面，和馬鈴薯呆在一起，今天也不例外，儘管今天的搭車客看起來相當斯文，綠眼睛充滿笑意，說起話來好像有點奧地利口音。阿諾德想讓他坐到駕駛室來，但妻子拒絕了，於是那個疑似奧地利人還是爬上了貨箱，搖搖晃晃地坐在成堆的馬鈴薯之間。
卡車在第一個需要送貨的餐館外面停下，奧地利人下來了，和農夫握了握手，走了，沿著馬路往東，消失在拐彎處。
柏林還沒有醒來。天已經亮了，但低垂的濕潤雲層擋住了太陽，把整個城市浸泡在一種霧蒙蒙的灰白色光線里。賣報人在做開門營業前的準備，從手推車上搬下成捆的報紙。街道盡頭出現了一個此前並不存在的檢查站，但裡面沒有人。安德烈躲進小巷裡，繼續往萊納的公寓走去。
運送垃圾的車還沒走，他不得不等了十分鐘左右，看著卡車駛遠，才踩上垃圾桶，從那扇關不上的窗爬進去。萊納的住處半開著門，這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是個好兆頭，安德烈在外面聽了一會，確保裡面沒有人，悄悄走進去。
斯塔西來過了。他認得這種手法，九年前——現在想起來就像半個世紀前——漢斯的公寓也遭受過同樣的厄運。所有抽屜都被拉出來，倒出內容物，扔在地上。抱枕和沙發坐墊被割開，滿地都是棉絮。他踩上了一隻打碎的玻璃杯，咔嚓一聲。臥室也是一片狼籍，衣服和撕壞的書躺在一起，床頭櫃翻倒了，一盆奄奄一息的蕨類植物和泥土一起灑在毯子上。
如果萊納在斯塔西手裡，那只有一個人能告訴安德烈「麻雀」的方位。他最後一次見到這個人，是漢斯死後不久。這個人不一定願意幫他，甚至很可能直接把他綁起來，交給「赫爾曼先生」，畢竟，在他們最後一次交談的時候，君特就是這樣威脅安德烈的。君特·伯恩施坦，安德烈從不忘記任何一頭小羊。
他拿起電話聽筒，撥了伯恩施坦家的號碼，鈴響兩聲就有人接起了，一個女人的嗓音，「這是伯恩施坦太太，您找哪位？」
安德烈掛上電話，離開了萊納的公寓，腳步很輕，在老舊的地板上幾乎沒有發出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