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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日期是七月的第一個周末，這時候離開柏林不會引來注意，夏天來了，多的是開往鄉間的汽車。哥哥的朋友們租了三輛車，萊納和兩個電報員擠進藍色的那輛，這輛車乘客座的兩個窗戶都打不開，悶熱不堪，沒有人介意。收音機擰到最大聲，每個人都在笑，敲打座椅，扯著嗓子唱歌。他們就這樣離開了柏林，檢查站的士兵看了所有人的身份證，草草翻檢行李箱裡皺巴巴的衣服和沒擰緊的剃鬚膏，揮手放行。
計劃是，萊納在這群無憂無慮的朋友掩護下到達慕尼黑，然後提出要獨自去鄰近的菲森觀光。安德烈會在火車站接他，直接開往邊境。萊納在路上丟棄東德身份證，用新的護照入境奧地利。等旅伴們察覺到萊納不會再回來的時候，他們應該已經在去往蘇黎世的路上了。
一切似乎都在按計劃進行。出發當日下起小雨，大約二十分鐘之後就放晴了。他們在萊比錫稍作停留，吃了午飯，繼續開車。到達巴伐利亞州邊界的時候，檢查站已經排起了長隊。今天有斯塔西的人值班，排在前面的司機說，站在路邊抽菸，和萊納閒聊。斯塔西要和所有外籍及東德旅客面談，這就是為什麼車都堵在這裡。「他們以前沒那麼頻繁搞這種麻煩事的，」司機把菸頭丟進草叢裡，「可能是因為夏天吧。」
是的，萊納表示同意，可能是因為夏天。
車龍緩慢挪動，太陽高懸在頭頂，越來越熱。人們都從車裡出來了，躲在樹蔭底下，用帽子和雜誌給自己扇風。輪到萊納的時候，他的上衣已經浸透汗水。穿著制服的軍官揮手讓他往前走，萊納踏進那個前後各有一扇門的辦公室，坐下。一颱風扇攪動著充滿汗臭味的熱空氣，零件老化了，咔咔作響。桌子對面的斯塔西雇員也大汗淋漓，不停地用手帕擦額頭和脖子。他甚至沒有仔細看萊納的證件，只問了兩個問題，去西德哪個城市？到警察局註冊路線了嗎？萊納簡短地回答「慕尼黑」和「是的」，獲得許可之後馬上起來，從另一邊的門逃出去，生平第一次踏進西德。
他們比預想中遲了兩個半小時到達慕尼黑。現在提出去菲森未免怪異，萊納藉口頭痛，提前回到旅店，找了一部投幣電話，給安德烈留了口信，重新約定了在火車站見面的時間。他整晚沒睡，盯著天花板，在腦海里推演明天可能會發生的事，想像斯塔西不知道用什麼方法探聽到他的想法，蜂擁而來，押走他和安德烈。
慕尼黑火車站在一個灰暗無趣的街區里，這裡肯定曾經「有趣」過，但在戰爭掃平了一切之後，取而代之的是缺乏美學考量的水泥建築，夾雜著用途不明的空地，一條新建的電車軌道從中穿過。1961年7月1日，是個星期六，清早的街道上只有泡在污水裡的煙盒和睡在長椅上的流浪漢。萊納快步跨過電車軌，跑向火車站，尋找一輛白色的、號碼最後兩位是「41」的汽車。它就在那裡，像一個好故事的快樂結局，安德烈沖他微笑，用力抱住萊納，吻了一下他的額頭。
白色小車駛出市區的時候，八點的鐘聲剛剛敲響。
但你知道這不是結局，你能感覺出來，是不是？一種原始的預感，無緣無故讓人們汗毛倒豎，讓他們在雪崩發生之前就感到害怕。去奧地利的路上再也沒有檢查站了，他們早早到達邊境線，背著步槍的士兵示意他們下車，另一個士兵打開了行李箱。
「護照。」背著槍的士兵簡短地說。
兩個旅客交出了證件。
士兵先看了萊納的護照，花了很長時間比對照片和他本人，然後用更長的時間翻護照里的簽證記錄，問了些關於目的地和返程日期的問題，合上護照，但沒有還給萊納，繼續翻開了安德烈的奧地利護照，看了一會，轉身走開了，鑽進崗亭里，拿起了電話。
「這是正常的嗎？」萊納悄聲問。
「不太。」安德烈回答，「別緊張。」
崗亭里的士兵掛上電話，和坐在電話旁的士兵說了幾句話，打開門，走了回來。「跟我來。」他告訴安德烈，「有些額外的手續需要辦理。」
「我敢肯定這裡有什麼誤會，」安德烈開口，「我是奧地利公民——」
「閉嘴，跟我過來。你也是。」背著槍的士兵沖檢查行李的人吹了聲口哨，「奧圖，別翻他們的箱子了，幫我把這兩個人送到『盒子』里去。」
「盒子」是建在哨站外面的磚砌小房間，總共有四個，沒有窗，有一張摺疊椅。兩個旅客被關進不同的「盒子」里，上鎖。萊納對著門呆站了好一會，坐到椅子上，彎下腰，把臉埋進掌心裡，嘆了口氣。
第二十九章
諷刺地，並不是萊納的護照出差錯，而是安德烈的。他常用的掩護身份之一是奧地利人「卡爾·費爾森」，注意我說「掩護身份」，不是「假護照」，因為護照本身不是假的。如果斯塔西派人調查，會發現「卡爾·費爾森」有完整的資料，從出生證明到繳稅記錄，甚至還有一家註冊在他名下的鐘表鋪。一個「無懼天氣變化」的身份，用行話來說。
唯一的掣肘是，這本護照總是處於軍情六處的密切監控之下。在其他任何時候，牧羊人都能不受阻礙地越過德奧邊境，但這次不行。行動處處長霍恩斯比一察覺安德烈從倫敦消失，馬上推斷出下屬去了哪裡，想做什麼。這位頭髮斑白的老間諜沒有試圖在柏林找人，而是直接在邊境檢查站布置了耳目，靜候「卡爾·費爾森」出現。事實上，囿於人手和保密需求，霍恩斯比只往兩個關卡派遣了外勤：漢堡港和奧地利邊境。假如安德烈選擇在斯特拉斯堡越境，也許就能矇混過關，但我們不討論假如，那是故事裡的漩渦，人們常常淹死在裡面。
牧羊人被押往波恩，西德的首都，柏林已經變得太危險，霍恩斯比不想涉足。安德烈拒絕離開他所在的「盒子」，除非他們把萊納也一起帶走。士兵們最後把他拖了出去，綁住雙手，塞進一輛小貨車的貨箱裡。軍情六處和西德對外情報處都喜歡用這種小貨車，要不就偽裝成乾洗公司，要不就是「專業園藝服務，樹木移栽，草坪修剪」。封閉的貨箱可以隱藏很多東西，武器，無線電設備，活人。
霍恩斯比在波恩等候，憤怒，焦慮，難以置信。他把自己和安德烈一起鎖進地下室，這樣大使館裡的人就聽不見他們沖對方大喊大叫了。行動處處長的論點無非是，安德烈第一違反規例，在沒有授權的情況下用工作護照入境「敵對領土」；第二，柏林微妙的力量均衡狀態比肥皂泡更脆弱，「看在上帝份上，那是東柏林，在錯誤的時間打個噴嚏都可能導致世界末日」， 安德烈居然還打算在斯塔西的鼻子底下協助一位東德公民偷渡。
「就憑護照這一件事，你就應該在監獄裡待到七十五歲。」
「什麼罪名？」安德烈反問，「你準備好當眾向法官解釋軍情六處在柏林的行動了？順便說清楚為什麼這個部門不在官方文件里？是不是還要說明工作護照的來歷，傳喚奧地利情報人員？外交大臣會為此跳河的。讓我們別玩這一套了，長官，你和我都明白你不能冒險把我拽到被告席上。」
安德烈戳到了一條發疼的神經，霍恩斯比深吸了一口氣，轉身踢了一腳儲物架，來回踱步，再深呼吸了幾次，轉過頭面對安德烈。
計劃是，萊納在這群無憂無慮的朋友掩護下到達慕尼黑，然後提出要獨自去鄰近的菲森觀光。安德烈會在火車站接他，直接開往邊境。萊納在路上丟棄東德身份證，用新的護照入境奧地利。等旅伴們察覺到萊納不會再回來的時候，他們應該已經在去往蘇黎世的路上了。
一切似乎都在按計劃進行。出發當日下起小雨，大約二十分鐘之後就放晴了。他們在萊比錫稍作停留，吃了午飯，繼續開車。到達巴伐利亞州邊界的時候，檢查站已經排起了長隊。今天有斯塔西的人值班，排在前面的司機說，站在路邊抽菸，和萊納閒聊。斯塔西要和所有外籍及東德旅客面談，這就是為什麼車都堵在這裡。「他們以前沒那麼頻繁搞這種麻煩事的，」司機把菸頭丟進草叢裡，「可能是因為夏天吧。」
是的，萊納表示同意，可能是因為夏天。
車龍緩慢挪動，太陽高懸在頭頂，越來越熱。人們都從車裡出來了，躲在樹蔭底下，用帽子和雜誌給自己扇風。輪到萊納的時候，他的上衣已經浸透汗水。穿著制服的軍官揮手讓他往前走，萊納踏進那個前後各有一扇門的辦公室，坐下。一颱風扇攪動著充滿汗臭味的熱空氣，零件老化了，咔咔作響。桌子對面的斯塔西雇員也大汗淋漓，不停地用手帕擦額頭和脖子。他甚至沒有仔細看萊納的證件，只問了兩個問題，去西德哪個城市？到警察局註冊路線了嗎？萊納簡短地回答「慕尼黑」和「是的」，獲得許可之後馬上起來，從另一邊的門逃出去，生平第一次踏進西德。
他們比預想中遲了兩個半小時到達慕尼黑。現在提出去菲森未免怪異，萊納藉口頭痛，提前回到旅店，找了一部投幣電話，給安德烈留了口信，重新約定了在火車站見面的時間。他整晚沒睡，盯著天花板，在腦海里推演明天可能會發生的事，想像斯塔西不知道用什麼方法探聽到他的想法，蜂擁而來，押走他和安德烈。
慕尼黑火車站在一個灰暗無趣的街區里，這裡肯定曾經「有趣」過，但在戰爭掃平了一切之後，取而代之的是缺乏美學考量的水泥建築，夾雜著用途不明的空地，一條新建的電車軌道從中穿過。1961年7月1日，是個星期六，清早的街道上只有泡在污水裡的煙盒和睡在長椅上的流浪漢。萊納快步跨過電車軌，跑向火車站，尋找一輛白色的、號碼最後兩位是「41」的汽車。它就在那裡，像一個好故事的快樂結局，安德烈沖他微笑，用力抱住萊納，吻了一下他的額頭。
白色小車駛出市區的時候，八點的鐘聲剛剛敲響。
但你知道這不是結局，你能感覺出來，是不是？一種原始的預感，無緣無故讓人們汗毛倒豎，讓他們在雪崩發生之前就感到害怕。去奧地利的路上再也沒有檢查站了，他們早早到達邊境線，背著步槍的士兵示意他們下車，另一個士兵打開了行李箱。
「護照。」背著槍的士兵簡短地說。
兩個旅客交出了證件。
士兵先看了萊納的護照，花了很長時間比對照片和他本人，然後用更長的時間翻護照里的簽證記錄，問了些關於目的地和返程日期的問題，合上護照，但沒有還給萊納，繼續翻開了安德烈的奧地利護照，看了一會，轉身走開了，鑽進崗亭里，拿起了電話。
「這是正常的嗎？」萊納悄聲問。
「不太。」安德烈回答，「別緊張。」
崗亭里的士兵掛上電話，和坐在電話旁的士兵說了幾句話，打開門，走了回來。「跟我來。」他告訴安德烈，「有些額外的手續需要辦理。」
「我敢肯定這裡有什麼誤會，」安德烈開口，「我是奧地利公民——」
「閉嘴，跟我過來。你也是。」背著槍的士兵沖檢查行李的人吹了聲口哨，「奧圖，別翻他們的箱子了，幫我把這兩個人送到『盒子』里去。」
「盒子」是建在哨站外面的磚砌小房間，總共有四個，沒有窗，有一張摺疊椅。兩個旅客被關進不同的「盒子」里，上鎖。萊納對著門呆站了好一會，坐到椅子上，彎下腰，把臉埋進掌心裡，嘆了口氣。
第二十九章
諷刺地，並不是萊納的護照出差錯，而是安德烈的。他常用的掩護身份之一是奧地利人「卡爾·費爾森」，注意我說「掩護身份」，不是「假護照」，因為護照本身不是假的。如果斯塔西派人調查，會發現「卡爾·費爾森」有完整的資料，從出生證明到繳稅記錄，甚至還有一家註冊在他名下的鐘表鋪。一個「無懼天氣變化」的身份，用行話來說。
唯一的掣肘是，這本護照總是處於軍情六處的密切監控之下。在其他任何時候，牧羊人都能不受阻礙地越過德奧邊境，但這次不行。行動處處長霍恩斯比一察覺安德烈從倫敦消失，馬上推斷出下屬去了哪裡，想做什麼。這位頭髮斑白的老間諜沒有試圖在柏林找人，而是直接在邊境檢查站布置了耳目，靜候「卡爾·費爾森」出現。事實上，囿於人手和保密需求，霍恩斯比只往兩個關卡派遣了外勤：漢堡港和奧地利邊境。假如安德烈選擇在斯特拉斯堡越境，也許就能矇混過關，但我們不討論假如，那是故事裡的漩渦，人們常常淹死在裡面。
牧羊人被押往波恩，西德的首都，柏林已經變得太危險，霍恩斯比不想涉足。安德烈拒絕離開他所在的「盒子」，除非他們把萊納也一起帶走。士兵們最後把他拖了出去，綁住雙手，塞進一輛小貨車的貨箱裡。軍情六處和西德對外情報處都喜歡用這種小貨車，要不就偽裝成乾洗公司，要不就是「專業園藝服務，樹木移栽，草坪修剪」。封閉的貨箱可以隱藏很多東西，武器，無線電設備，活人。
霍恩斯比在波恩等候，憤怒，焦慮，難以置信。他把自己和安德烈一起鎖進地下室，這樣大使館裡的人就聽不見他們沖對方大喊大叫了。行動處處長的論點無非是，安德烈第一違反規例，在沒有授權的情況下用工作護照入境「敵對領土」；第二，柏林微妙的力量均衡狀態比肥皂泡更脆弱，「看在上帝份上，那是東柏林，在錯誤的時間打個噴嚏都可能導致世界末日」， 安德烈居然還打算在斯塔西的鼻子底下協助一位東德公民偷渡。
「就憑護照這一件事，你就應該在監獄裡待到七十五歲。」
「什麼罪名？」安德烈反問，「你準備好當眾向法官解釋軍情六處在柏林的行動了？順便說清楚為什麼這個部門不在官方文件里？是不是還要說明工作護照的來歷，傳喚奧地利情報人員？外交大臣會為此跳河的。讓我們別玩這一套了，長官，你和我都明白你不能冒險把我拽到被告席上。」
安德烈戳到了一條發疼的神經，霍恩斯比深吸了一口氣，轉身踢了一腳儲物架，來回踱步，再深呼吸了幾次，轉過頭面對安德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