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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莫里茨·朗格」這個名字，是六處分配給他的，連同一段偽造的人生，附帶各種必要的推薦信，證明「朗格」受過良好教育，過去三年受僱於西德一家並不存在的貿易公司，品行正直，富有責任感，如此這般，今年因故返回英國，並且不打算再離開。他還準備好了「為什麼回國？」這個問題的答案，但校長並沒有問。校長是個雪茄不離手的小個子，要是不挺起腰，就要消失在辦公桌後面了。他養著兩隻伯恩山犬，面試的時候，那兩隻壯碩的狗就趴在桌子下面喘氣，口水滴在安德烈的皮鞋旁邊。
埃克塞特的生活很簡單，輕易就形成慣例。學校提供餐點，為了減少和其他人說話，安德烈總是早早地來，在專門留給教師的松木長桌旁匆匆進餐。他不是個嚴厲的老師，如果學生在他講解語法的時候睡過去，口水流到動詞變位表上，那也無所謂。如無必要，他從不在休息室久待，那地方讓他想起霍恩斯比喜歡去的俱樂部，掛著天鵝絨窗簾，充滿香菸煙霧，即使白天也很昏暗。疲憊的教師們談論板球賽得分，季節性暴雨，和本周鬧出最大麻煩的那個男孩。安德烈不討厭也不喜歡男孩們，學生對「朗格先生」報以同樣不冷不熱的感情。這家中學的大部分學生來自埃克塞特本地，或者附近的城鎮，父母可能是漁民、家具商、手工業者，或者新移民。百分之九十的男孩這輩子唯一被迫使用外語的場合就是學校。
有些中學就像低洼地，聚集了被雨水和泛濫河流沖刷下來的各種沉積物。安德烈思忖有多少夾著尾巴回來的間諜最後走進了公學，試圖把破碎的德語、法語或者阿拉伯語句子塞進目光呆滯的學生腦子裡。安德烈懷疑教世界史的威廉士先生是他的同類，但這只是不太可靠的直覺，他沒有證據，也不想去找。故意攪動低洼地里的死水，是一件不禮貌的事。
在其他人——老師、門衛、清潔工和教區牧師——的印象里，「莫里茨·朗格」先生總體而言是個令人愉快的人，舉止得體，用同樣的態度對待校長和門衛，在埃克塞特的幾年裡，從來沒有過緋聞，似乎也從不喝酒。有人聲稱「朗格先生」在外國結了婚，妻子是個捷克人，因為簽證問題來不了英國，但也只是道聽途說罷了。從學校保存下來的舊照片裡，時常能發現「朗格先生」的蹤影，但他給觀察者留下的要不就是背影，要不就是模糊的側臉，不過姿勢很自然，讓人說不清楚到底是巧合，還是他故意躲避拍照。
每隔兩周的星期六，是學校的郊遊日。老師們輪流帶男孩們去遠足，釣釣魚，學些野外生火或者系水手結這樣的技能，下雨也不例外，校長深信惡劣天氣更能鍛鍊身心。這是固定行程，如果有人留意觀察，不難發現這家學校的德文老師每一個月都會出現在同一個露營地，身邊圍著吵鬧的低年級男生。這是個靠近公路的營地，車來來往往，來野餐的人也非常多，春末尤甚，簡直像個露天土耳其市集。一個剛搭起來帳篷歪倒了，裡面的男孩們尖叫著逃了出來。附近坐著野餐的年輕男女搖搖頭，露出寬容的笑容。一個路過的郊遊者停下腳步，皺著眉，似乎擔心男孩們的安危。
「昨晚下過雨，泥太鬆軟了。」那個郊遊者評論道，他戴著玳瑁邊眼鏡，灰白頭髮從獵帽下面露出一綹。就像其他郊遊者，這一個也背著帆布包，手杖末端沾滿了泥。安德烈上下打量他，又把目光轉回學生身上。
「從倫敦跑到這裡遠足，不是太遠了嗎？」
霍恩斯比笑了笑，「來見老朋友的話，不算遠。」
「老朋友有電話。如果有什麼事不能在電話里說，通常不是好事。」
男孩們從泥地里找回繩子，重新拉起帳篷，兩個高年級男生把繩子繞在木釘上，深深敲入泥土。滾了一身泥土的學生脫掉上衣和短褲，搭在手臂上，往不遠處的小溪走去，幾個提著鐵皮桶的低年級男孩跟在後面。
「我需要和你談談。」霍恩斯比說，看向小溪的方向，「關於柏林，更準確來說，關於『麻雀』。」
第二十三章
當天在露營地的三十二個男孩里，只有一個留意到了德文老師和戴著眼鏡的陌生人交談，也僅僅是「留意到了」而已。談了多久？不知道。那兩個人一直在露營地，還是中途到別的地方去了？不記得。這件無關緊要的小事，在他年輕的腦袋裡停留不到兩周，就像沙灘上的腳印一樣消失了。
當然沒有書面記錄。想留下書面記錄的話，霍恩斯比就直接打電話了。如果這是一本流行間諜小說，劇情一般會這樣推進：霍恩斯比專程來說明「麻雀」的近況，說服安德烈回到柏林去，解救可憐的東德男孩，安德烈先是拒絕，最終在火車啟程前最後一秒跑到月台。他們接下來會捲入一到兩場追車戲，擊敗科里亞，聚光燈悄悄往旁邊偏移，照出這個狗咬狗的世界裡偶爾閃亮的人性。
但這不是小說。
基於六處的過往案例推斷，霍恩斯比最有可能提出的建議是：殺掉麻雀。快捷，經濟，保險。萊納·沃格爾協助勒索一位美國外交官，已經從曾經的盟友變成了威脅，而安德烈最有可能接近他，所以安德烈是執行暗殺的最佳人選，如果安德烈不想動手，那他至少可以為柏林站提供最佳行動建議。
安德烈不會喜歡這個主意的。他很可能爭辯，暗殺是克格勃的專長，不應該是六處的。也許還會繼續指出萊納很可能受到了脅迫，為什麼對木偶揮起鐵錘，而不是操縱木偶的那雙手？美國人也應該把他們那隻踩進陷阱的肥兔子送回大西洋另一邊，給他安排一份無關緊要的文書工作，不要再和外交沾上關係。他還會詢問霍恩斯比，麥卡倫先生如何處理這件事？他離開柏林太久了，甚至不知道那個過度吸菸的美國同行兩年前就已經被召回了。
這裡也許有個小小的陷阱，一種並無惡意的算計，霍恩斯比特意讓安德烈再看一眼他主動放棄了的「曠野」，看看能不能喚起情報官埋藏起來的本能。外勤永遠是外勤，他們沒法按停腦海里的齒輪，頂多只能調慢一些。人們當然可以習慣寄宿學校和英格蘭西南這個一成不變的角落，可是，一旦他們回憶起「外面」，這種本來已經接受了的乏味生活會一瞬間變得無法忍受。
不管安德烈的齒輪運作情況如何，他似乎都不急著離開埃克塞特。霍恩斯比獨自坐火車返回倫敦，露營像往常一樣繼續，這個學期餘下的德語課也是。暑假來了，又過去了，男孩們曬得黝黑，垂頭喪氣被送回學校的時候，「朗格先生」也還在，用同樣平板乏味的聲音領學生們念「穆勒太太星期五出席露天音樂會」。唯一的不同是，1960年秋天前後，人們開始在酒吧見到「朗格先生」。他喝酒的時候就和在學校一樣安靜、疏遠和禮貌，兩杯威士忌，加冰，不坐吧檯，獨自一人占據了柵格窗旁邊的四人座。不過學校附近這個酒吧從來坐不滿，誰都沒有意見。「朗格先生」一邊喝酒一邊審閱報紙，不是「看」，是「審閱」，只有這個詞能恰當形容。他專心致志地消化每一頁的內容，像是要掰開每一個單詞，嚼五分鐘再咽下去。有一晚。酒吧老闆的大女兒鼓起勇氣問他在報紙里找什麼，德文老師笑了笑，回答「沒什麼，只是無聊」。
埃克塞特的生活很簡單，輕易就形成慣例。學校提供餐點，為了減少和其他人說話，安德烈總是早早地來，在專門留給教師的松木長桌旁匆匆進餐。他不是個嚴厲的老師，如果學生在他講解語法的時候睡過去，口水流到動詞變位表上，那也無所謂。如無必要，他從不在休息室久待，那地方讓他想起霍恩斯比喜歡去的俱樂部，掛著天鵝絨窗簾，充滿香菸煙霧，即使白天也很昏暗。疲憊的教師們談論板球賽得分，季節性暴雨，和本周鬧出最大麻煩的那個男孩。安德烈不討厭也不喜歡男孩們，學生對「朗格先生」報以同樣不冷不熱的感情。這家中學的大部分學生來自埃克塞特本地，或者附近的城鎮，父母可能是漁民、家具商、手工業者，或者新移民。百分之九十的男孩這輩子唯一被迫使用外語的場合就是學校。
有些中學就像低洼地，聚集了被雨水和泛濫河流沖刷下來的各種沉積物。安德烈思忖有多少夾著尾巴回來的間諜最後走進了公學，試圖把破碎的德語、法語或者阿拉伯語句子塞進目光呆滯的學生腦子裡。安德烈懷疑教世界史的威廉士先生是他的同類，但這只是不太可靠的直覺，他沒有證據，也不想去找。故意攪動低洼地里的死水，是一件不禮貌的事。
在其他人——老師、門衛、清潔工和教區牧師——的印象里，「莫里茨·朗格」先生總體而言是個令人愉快的人，舉止得體，用同樣的態度對待校長和門衛，在埃克塞特的幾年裡，從來沒有過緋聞，似乎也從不喝酒。有人聲稱「朗格先生」在外國結了婚，妻子是個捷克人，因為簽證問題來不了英國，但也只是道聽途說罷了。從學校保存下來的舊照片裡，時常能發現「朗格先生」的蹤影，但他給觀察者留下的要不就是背影，要不就是模糊的側臉，不過姿勢很自然，讓人說不清楚到底是巧合，還是他故意躲避拍照。
每隔兩周的星期六，是學校的郊遊日。老師們輪流帶男孩們去遠足，釣釣魚，學些野外生火或者系水手結這樣的技能，下雨也不例外，校長深信惡劣天氣更能鍛鍊身心。這是固定行程，如果有人留意觀察，不難發現這家學校的德文老師每一個月都會出現在同一個露營地，身邊圍著吵鬧的低年級男生。這是個靠近公路的營地，車來來往往，來野餐的人也非常多，春末尤甚，簡直像個露天土耳其市集。一個剛搭起來帳篷歪倒了，裡面的男孩們尖叫著逃了出來。附近坐著野餐的年輕男女搖搖頭，露出寬容的笑容。一個路過的郊遊者停下腳步，皺著眉，似乎擔心男孩們的安危。
「昨晚下過雨，泥太鬆軟了。」那個郊遊者評論道，他戴著玳瑁邊眼鏡，灰白頭髮從獵帽下面露出一綹。就像其他郊遊者，這一個也背著帆布包，手杖末端沾滿了泥。安德烈上下打量他，又把目光轉回學生身上。
「從倫敦跑到這裡遠足，不是太遠了嗎？」
霍恩斯比笑了笑，「來見老朋友的話，不算遠。」
「老朋友有電話。如果有什麼事不能在電話里說，通常不是好事。」
男孩們從泥地里找回繩子，重新拉起帳篷，兩個高年級男生把繩子繞在木釘上，深深敲入泥土。滾了一身泥土的學生脫掉上衣和短褲，搭在手臂上，往不遠處的小溪走去，幾個提著鐵皮桶的低年級男孩跟在後面。
「我需要和你談談。」霍恩斯比說，看向小溪的方向，「關於柏林，更準確來說，關於『麻雀』。」
第二十三章
當天在露營地的三十二個男孩里，只有一個留意到了德文老師和戴著眼鏡的陌生人交談，也僅僅是「留意到了」而已。談了多久？不知道。那兩個人一直在露營地，還是中途到別的地方去了？不記得。這件無關緊要的小事，在他年輕的腦袋裡停留不到兩周，就像沙灘上的腳印一樣消失了。
當然沒有書面記錄。想留下書面記錄的話，霍恩斯比就直接打電話了。如果這是一本流行間諜小說，劇情一般會這樣推進：霍恩斯比專程來說明「麻雀」的近況，說服安德烈回到柏林去，解救可憐的東德男孩，安德烈先是拒絕，最終在火車啟程前最後一秒跑到月台。他們接下來會捲入一到兩場追車戲，擊敗科里亞，聚光燈悄悄往旁邊偏移，照出這個狗咬狗的世界裡偶爾閃亮的人性。
但這不是小說。
基於六處的過往案例推斷，霍恩斯比最有可能提出的建議是：殺掉麻雀。快捷，經濟，保險。萊納·沃格爾協助勒索一位美國外交官，已經從曾經的盟友變成了威脅，而安德烈最有可能接近他，所以安德烈是執行暗殺的最佳人選，如果安德烈不想動手，那他至少可以為柏林站提供最佳行動建議。
安德烈不會喜歡這個主意的。他很可能爭辯，暗殺是克格勃的專長，不應該是六處的。也許還會繼續指出萊納很可能受到了脅迫，為什麼對木偶揮起鐵錘，而不是操縱木偶的那雙手？美國人也應該把他們那隻踩進陷阱的肥兔子送回大西洋另一邊，給他安排一份無關緊要的文書工作，不要再和外交沾上關係。他還會詢問霍恩斯比，麥卡倫先生如何處理這件事？他離開柏林太久了，甚至不知道那個過度吸菸的美國同行兩年前就已經被召回了。
這裡也許有個小小的陷阱，一種並無惡意的算計，霍恩斯比特意讓安德烈再看一眼他主動放棄了的「曠野」，看看能不能喚起情報官埋藏起來的本能。外勤永遠是外勤，他們沒法按停腦海里的齒輪，頂多只能調慢一些。人們當然可以習慣寄宿學校和英格蘭西南這個一成不變的角落，可是，一旦他們回憶起「外面」，這種本來已經接受了的乏味生活會一瞬間變得無法忍受。
不管安德烈的齒輪運作情況如何，他似乎都不急著離開埃克塞特。霍恩斯比獨自坐火車返回倫敦，露營像往常一樣繼續，這個學期餘下的德語課也是。暑假來了，又過去了，男孩們曬得黝黑，垂頭喪氣被送回學校的時候，「朗格先生」也還在，用同樣平板乏味的聲音領學生們念「穆勒太太星期五出席露天音樂會」。唯一的不同是，1960年秋天前後，人們開始在酒吧見到「朗格先生」。他喝酒的時候就和在學校一樣安靜、疏遠和禮貌，兩杯威士忌，加冰，不坐吧檯，獨自一人占據了柵格窗旁邊的四人座。不過學校附近這個酒吧從來坐不滿，誰都沒有意見。「朗格先生」一邊喝酒一邊審閱報紙，不是「看」，是「審閱」，只有這個詞能恰當形容。他專心致志地消化每一頁的內容，像是要掰開每一個單詞，嚼五分鐘再咽下去。有一晚。酒吧老闆的大女兒鼓起勇氣問他在報紙里找什麼，德文老師笑了笑，回答「沒什麼，只是無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