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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漸地他也不再去想安德烈了，那是個空洞的影子，立在燈泡前面的一張薄薄的紙，經不起細看和觸碰。也許這就是牧羊人一直以來的計劃，從咖啡店到「閣樓」，都是編排好的，一場事先預謀的颶風，撕碎萊納的生活，用碎片來玩間諜遊戲。他想念漢斯，一個人怎麼能如此輕易地消失？搬家的時候萊納扔掉了哥哥的衣服和各種零碎物件，只帶走了漢斯送的自行車。怎樣證明漢斯存在過？母親呢？萊納·沃格爾存在嗎？
門外傳來細微的響動。萊納僵住了，提心弔膽地等著粗暴的捶門聲。並沒有，有人低聲說話，可能是鄰居，討論他是不是死在裡面。又一陣窸窣，金屬碰撞的叮噹聲，有人用鑰匙打開了公寓的門，在巴掌大的起居室停留了一會，向臥室走來，皮鞋敲擊地板。萊納往後退縮，背緊靠著床頭櫃。他的一半大腦在催促他找武器，另一半覺得無所謂，就讓最壞的事情發生算了。在腦海深處，一個他不願意承認的幻想浮了出來，也許這是安德烈，像之前那樣從倫敦回來了。
窗簾被拉開了，嘩啦一聲。陽光猛烈，竟然是中午。萊納眯起眼睛，不速之客把鑰匙塞進褲袋裡，蹲下來看著他，輕輕吹了聲口哨。這人戴著一頂貝雷帽，幾綹頭髮從耳邊冒出來，給人一種貓頭鷹的印象。萊納上一次見到這個人，是在玻璃工藝品店的地下室里。
「你好，小東西。」科里亞說，「你看起來可不太好，不是嗎？」
第二十二章
柏林圍牆拆除之後第二年，我去拜訪萊納當年的公寓，更準確來說，是在樓下偷偷仰望它的小陽台和窗戶，手裡拿著地圖，假裝是在找路，看了幾分鐘就走了，免得哪個過分謹慎的鄰居報警。陽台上放了兩張可愛的白色小木椅，一左一右把圓形咖啡桌夾在中間。臥室窗戶掛著斑馬紋窗簾，窗台上有一整排養在礦泉水瓶里的植物。我想像一對年輕情侶住在裡面，一個起居室，一個臥室，足夠容納他們的生活。出於突如其來的魯莽和好奇，我折返公寓樓下，門是開著的，早就沒有門房了，連門房的住處都租了出去，對著走廊的窗戶已經用磚塊砌上。我在空無一人的走廊上站了一會，像個不知所措的客人，確認沒有人會跳出來指責我行為可疑，這才走上樓去。
那是個工作日的中午，星期二，也可能是星期三。我敲了敲門，做好了無人應答的打算。很快有人開了門，一個戴著耳機的年輕男人，牛仔褲口袋裡塞著一部隨身聽，他可能本來就在等什麼人，臉上掛著笑容，一看見我，笑容就消失了，變成裝飾著禮貌的警惕。他摘下耳機，問我想幹什麼。
「我找比德曼先生。」我隨口編了一個名字。
「這裡沒人叫比德曼。」
在他背後，我能看見起居室。當然翻修過了，換了地板，貼上了柔和的淡橄欖色牆紙。靠牆放著布面沙發，旁邊的小矮柜上擺著電話，還有一個相框，照片裡一對摟抱著的男女對著鏡頭大笑。果然住著一對情人。天花板也重新油漆過了，一盞球形吊燈像巨大的乳白色蟲蛹一樣垂掛下來。戴耳機的男人往外走了一步，虛掩上門，阻止我繼續窺視。「聽著，要是你不確定地址，回去查清楚再來，嗯？我不記得這棟樓里有誰叫比德曼。」
「抱歉。」
「不要緊。」
門關上了，上鎖的聲音在空蕩蕩的樓道里異常響亮。我還在想那個起居室，在我的腦海里，萊納的形象仿佛印在半透明的塑料片上，霧蒙蒙的一層，一個剪切下來的幽靈，以拙劣的手法疊加在起居室的圖像上。這對情侶一起吃早餐的地方，萊納曾經站著讀報紙。被自行車車輪反覆蹭出一道一道黑色痕跡的牆角，現在放著吉他。廚房裡不知道還有沒有竊聽器，像死掉的甲蟲一樣被遺忘在牆縫裡。科里亞的靴子同時踏過新的和舊的地板，在想像中，我看著他把萊納從臥室里拎出來，拖過尚未存在的長毛絨地毯，讓他坐在此刻新租客們擺放電視機的地方。
如果科里亞想來問安德烈的事，那就是浪費時間了，他什麼都不知道。萊納這麼告訴科里亞，說得飛快，就像他已經複述這句話很多次一樣。
但科里亞不是為此而來。安德烈已經不在他的雷達監控範圍里了，很可能再也不會回來。克格勃已經另有打算，科里亞不像「赫爾曼先生」，不喜歡擺出虛假的友善姿態，用二十個設問句引出實際內容，他直接把交易條件擺在萊納面前：如果不想繼續被斯塔西騷擾，那就當克格勃的「渡鴉」。
又是黑話。萊納已經不能更厭倦黑話，這一個一個原本普通的單詞，被強行借用過去，安上陰暗的潛在含義。他低著頭，看著自己的腳，在這個只有零星家具的起居室里，他沒有逃避的空間，只能躲進自己腦海深處，木無表情。科里亞把這種麻木解讀為困惑，開始解釋什麼叫「渡鴉」，這是性誘餌的代號。克格勃瞄準了一個剛剛從華盛頓調來柏林的美國外交官，這人對此前派出去的三隻「燕子」都不感興趣，是時候試試光譜的另一端了。
相對於女性「燕子」，男性「渡鴉」不太常見，幾乎總是勒索的前奏，那一次也不例外。科里亞不願意用蘇聯訓練的「渡鴉」，他們一旦被捕，克格勃很難擺脫關係，換作其他時候，克格勃也許不介意讓人知道，甚至會故意炫耀，但在1956年，隧道事件過後不久，他們不太樂意時隔幾個月又製造一場外交危機。萊納是一份可以隨意犧牲的資產，如果一切順利，那就一切順利。一旦有什麼出錯了，克格勃可以輕鬆把他扔掉，沒有什麼損失。也許安德烈一開始看上的也是這一點。
「收拾一下你自己。」科里亞說，這個建議從他嘴裡說出來，讓人不太舒服，「你看起來像只死了兩個星期的老鼠。我給你十五分鐘，我們有很多準備要做。」
住在一樓的門房想必又一次目睹萊納被押上汽車，也許馬上打電話給斯塔西報告了這件事，說不定也打給中情局，那時候幾乎每個柏林線人都同時服務兩個以上的主顧。科里亞沒有蒙上萊納的眼睛，目的地並不是什麼秘密，那是家酒館，還沒到營業時間，大門緊閉，門上方安裝著巨大的霓虹燈管，因為是中午，都沒有亮起。「金色鵜鶘」，熄滅的燈管拼出這幾個單詞，一隻金屬鵜鶘銜著魚，站在首字母旁邊。科里亞帶著萊納從側門進去，司機沒有下來，車門剛關上就把車開走了。
這並不真的是個交易，現在想來，只不過是用一頭豺狼換了另一頭豺狼。這是萊納第一次去「金色鵜鶘」，但遠遠不是最後一次。常客們對他沒什麼印象，記得萊納的零星幾個人，一致認為他「很安靜」，沒什麼值得一提的特別之處。也許他覺得無助，也許覺得憤怒，又或者什麼都不覺得。不過，像他這樣一頭習慣於服從命令的小羊，再次有人把項圈套到脖子上，也可能是一種解脫。
——
安德烈並不十分熱衷去酒吧，搬到德文郡超過一個月了，一次都沒有去過。他在埃克塞特一所暮氣沉沉的寄宿中學裡找到一份教德語的工作，一周上課四天，周一和周三高年級，周二和周四低年級，周末還要監督一大群十四歲男孩在草皮稀疏的院子裡踢球。
門外傳來細微的響動。萊納僵住了，提心弔膽地等著粗暴的捶門聲。並沒有，有人低聲說話，可能是鄰居，討論他是不是死在裡面。又一陣窸窣，金屬碰撞的叮噹聲，有人用鑰匙打開了公寓的門，在巴掌大的起居室停留了一會，向臥室走來，皮鞋敲擊地板。萊納往後退縮，背緊靠著床頭櫃。他的一半大腦在催促他找武器，另一半覺得無所謂，就讓最壞的事情發生算了。在腦海深處，一個他不願意承認的幻想浮了出來，也許這是安德烈，像之前那樣從倫敦回來了。
窗簾被拉開了，嘩啦一聲。陽光猛烈，竟然是中午。萊納眯起眼睛，不速之客把鑰匙塞進褲袋裡，蹲下來看著他，輕輕吹了聲口哨。這人戴著一頂貝雷帽，幾綹頭髮從耳邊冒出來，給人一種貓頭鷹的印象。萊納上一次見到這個人，是在玻璃工藝品店的地下室里。
「你好，小東西。」科里亞說，「你看起來可不太好，不是嗎？」
第二十二章
柏林圍牆拆除之後第二年，我去拜訪萊納當年的公寓，更準確來說，是在樓下偷偷仰望它的小陽台和窗戶，手裡拿著地圖，假裝是在找路，看了幾分鐘就走了，免得哪個過分謹慎的鄰居報警。陽台上放了兩張可愛的白色小木椅，一左一右把圓形咖啡桌夾在中間。臥室窗戶掛著斑馬紋窗簾，窗台上有一整排養在礦泉水瓶里的植物。我想像一對年輕情侶住在裡面，一個起居室，一個臥室，足夠容納他們的生活。出於突如其來的魯莽和好奇，我折返公寓樓下，門是開著的，早就沒有門房了，連門房的住處都租了出去，對著走廊的窗戶已經用磚塊砌上。我在空無一人的走廊上站了一會，像個不知所措的客人，確認沒有人會跳出來指責我行為可疑，這才走上樓去。
那是個工作日的中午，星期二，也可能是星期三。我敲了敲門，做好了無人應答的打算。很快有人開了門，一個戴著耳機的年輕男人，牛仔褲口袋裡塞著一部隨身聽，他可能本來就在等什麼人，臉上掛著笑容，一看見我，笑容就消失了，變成裝飾著禮貌的警惕。他摘下耳機，問我想幹什麼。
「我找比德曼先生。」我隨口編了一個名字。
「這裡沒人叫比德曼。」
在他背後，我能看見起居室。當然翻修過了，換了地板，貼上了柔和的淡橄欖色牆紙。靠牆放著布面沙發，旁邊的小矮柜上擺著電話，還有一個相框，照片裡一對摟抱著的男女對著鏡頭大笑。果然住著一對情人。天花板也重新油漆過了，一盞球形吊燈像巨大的乳白色蟲蛹一樣垂掛下來。戴耳機的男人往外走了一步，虛掩上門，阻止我繼續窺視。「聽著，要是你不確定地址，回去查清楚再來，嗯？我不記得這棟樓里有誰叫比德曼。」
「抱歉。」
「不要緊。」
門關上了，上鎖的聲音在空蕩蕩的樓道里異常響亮。我還在想那個起居室，在我的腦海里，萊納的形象仿佛印在半透明的塑料片上，霧蒙蒙的一層，一個剪切下來的幽靈，以拙劣的手法疊加在起居室的圖像上。這對情侶一起吃早餐的地方，萊納曾經站著讀報紙。被自行車車輪反覆蹭出一道一道黑色痕跡的牆角，現在放著吉他。廚房裡不知道還有沒有竊聽器，像死掉的甲蟲一樣被遺忘在牆縫裡。科里亞的靴子同時踏過新的和舊的地板，在想像中，我看著他把萊納從臥室里拎出來，拖過尚未存在的長毛絨地毯，讓他坐在此刻新租客們擺放電視機的地方。
如果科里亞想來問安德烈的事，那就是浪費時間了，他什麼都不知道。萊納這麼告訴科里亞，說得飛快，就像他已經複述這句話很多次一樣。
但科里亞不是為此而來。安德烈已經不在他的雷達監控範圍里了，很可能再也不會回來。克格勃已經另有打算，科里亞不像「赫爾曼先生」，不喜歡擺出虛假的友善姿態，用二十個設問句引出實際內容，他直接把交易條件擺在萊納面前：如果不想繼續被斯塔西騷擾，那就當克格勃的「渡鴉」。
又是黑話。萊納已經不能更厭倦黑話，這一個一個原本普通的單詞，被強行借用過去，安上陰暗的潛在含義。他低著頭，看著自己的腳，在這個只有零星家具的起居室里，他沒有逃避的空間，只能躲進自己腦海深處，木無表情。科里亞把這種麻木解讀為困惑，開始解釋什麼叫「渡鴉」，這是性誘餌的代號。克格勃瞄準了一個剛剛從華盛頓調來柏林的美國外交官，這人對此前派出去的三隻「燕子」都不感興趣，是時候試試光譜的另一端了。
相對於女性「燕子」，男性「渡鴉」不太常見，幾乎總是勒索的前奏，那一次也不例外。科里亞不願意用蘇聯訓練的「渡鴉」，他們一旦被捕，克格勃很難擺脫關係，換作其他時候，克格勃也許不介意讓人知道，甚至會故意炫耀，但在1956年，隧道事件過後不久，他們不太樂意時隔幾個月又製造一場外交危機。萊納是一份可以隨意犧牲的資產，如果一切順利，那就一切順利。一旦有什麼出錯了，克格勃可以輕鬆把他扔掉，沒有什麼損失。也許安德烈一開始看上的也是這一點。
「收拾一下你自己。」科里亞說，這個建議從他嘴裡說出來，讓人不太舒服，「你看起來像只死了兩個星期的老鼠。我給你十五分鐘，我們有很多準備要做。」
住在一樓的門房想必又一次目睹萊納被押上汽車，也許馬上打電話給斯塔西報告了這件事，說不定也打給中情局，那時候幾乎每個柏林線人都同時服務兩個以上的主顧。科里亞沒有蒙上萊納的眼睛，目的地並不是什麼秘密，那是家酒館，還沒到營業時間，大門緊閉，門上方安裝著巨大的霓虹燈管，因為是中午，都沒有亮起。「金色鵜鶘」，熄滅的燈管拼出這幾個單詞，一隻金屬鵜鶘銜著魚，站在首字母旁邊。科里亞帶著萊納從側門進去，司機沒有下來，車門剛關上就把車開走了。
這並不真的是個交易，現在想來，只不過是用一頭豺狼換了另一頭豺狼。這是萊納第一次去「金色鵜鶘」，但遠遠不是最後一次。常客們對他沒什麼印象，記得萊納的零星幾個人，一致認為他「很安靜」，沒什麼值得一提的特別之處。也許他覺得無助，也許覺得憤怒，又或者什麼都不覺得。不過，像他這樣一頭習慣於服從命令的小羊，再次有人把項圈套到脖子上，也可能是一種解脫。
——
安德烈並不十分熱衷去酒吧，搬到德文郡超過一個月了，一次都沒有去過。他在埃克塞特一所暮氣沉沉的寄宿中學裡找到一份教德語的工作，一周上課四天，周一和周三高年級，周二和周四低年級，周末還要監督一大群十四歲男孩在草皮稀疏的院子裡踢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