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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安德烈的審訊最終持續了整個周末，兩天，48小時，產生了11小時37分鐘的錄音，一疊又一疊的轉錄文本，已經公開的大約只有六成，涉及「麻雀」的部分不在其中。如果想知道安德烈如何向軍情五處交代他的柏林傳奇，應該要等到2005年。還有五年，讓我們祈禱到時候我還在。
不必對解密文件抱有太多幻想，不會有多少令人激動的東西可供發掘。就算霍恩斯比沒有事先和安德烈商量好台詞，軍情六處的牧羊人怎麼可能老實向五處透露海外行動的細節。與其說是保密需求，還不如說是兩個情報處之間由來已久的競爭，像一對爭寵的兄弟，兩人都眼巴巴地等對方出錯，竭力證明自己更有本事。
公平而論，五處沒有為難安德烈。那兩個很關心安德烈是否喜歡白蘑菇的審訊官，周一早上準時把牧羊人送回倫敦，剛好來得及和霍恩斯比一起到帕爾摩街去吃午飯。行動處處長常去的那個俱樂部提供用橡木飾板隔開的靠窗座位，確保像他們這樣的人談話不受打擾。既然現在形式上的審訊結束了，霍恩斯比想為安德烈尋找下一個駐地，一個遠離柏林的地方，安德烈可以重新開始構築情報網，就像以前一樣，也許去伊斯坦堡？甚至香港？
「我打算辭職。」
他的上司正準備把切好的羊肉送進嘴裡，聽到這句話停住了，叉子懸在盤子上方，一滴棕色的醬汁在叉齒上晃動，「抱歉？」
「我不會繼續留在軍情六處了。」
「你知道審訊只是例行公事，我們從來沒有懷疑過你，或者麻雀。」
「我知道。」
「如果你不想再到『外面』去，我可以把你調進辦公室里，雖然我不確定案頭工作是不是你會——」
侍應過來為他們倒酒，霍恩斯比閉上嘴，看向窗外，一輛黑色計程車沿著路邊緩慢挪動，像只迷路的甲蟲。安德烈注視著落入玻璃杯的白葡萄酒，好像沒有什麼東西比杯壁上的細小氣泡更值得關注。侍應走開之後，安德烈清了清喉嚨。
「我的意思是徹底離開這一行。」
霍恩斯比嘆了口氣，放下叉子，手放在餐巾上，但沒有拿起來。他沒有問為什麼，就好像人們沒必要問蠟燭為什麼燃盡。他摘下玳瑁邊眼鏡擦了擦，對著光仔細研究那兩片玻璃，重新戴上，審視著安德烈。在光亮處，霍恩斯比的頭髮裏白色顯得比灰色更多。
「你確定嗎？」
「我非常確定。」
「有沒有尚未解決的事？需不需要和誰永別，讓什麼人閉嘴，擦乾什麼血跡？」
「你知道我從來沒有，長官。」
霍恩斯比終於把那塊羊肉送進嘴裡，咀嚼了很久，仿佛不明白這是從什麼動物身上來的肉。安德烈抿了一口酒，侍應站在不遠不近的地方，像只過於熱忱的灰狗，隨時準備衝上來提供服務。安德烈沖他搖了搖頭，那個年輕人放鬆下來，靠牆站著。
「七年了，是不是？」
「對，從我在柏林街頭架電線的時候算起。」
「失去了最好的電工，柏林站該怎麼運作下去？」
安德烈短暫地露出微笑，又喝了一口酒。
「偶爾回來和士官生們講講柏林，好嗎？而且，蘇聯司有很多職位適合你，要是你什麼時候想回來，我會很樂意幫你開門。」
「謝謝，長官。」
霍恩斯比沒有問他接下來準備去哪裡，做什麼。安德烈也沒有說。六處不需要他辦什麼手續，因為六處本身在官方文件里就不存在。安德烈當天下午就乘火車離開了倫敦，行李簡單，只有一個提包。
然而軍情五處還沒有打消疑慮，派了兩個探員，一路跟著安德烈從倫敦去了布里斯托，駐紮在一家靠近火車站的小旅店裡，全天監視安德烈，看看他會不會和「可疑左翼人士或親蘇分子」接觸。從這兩個人的報告看來，安德烈的每日行蹤十分無聊。他到布里斯托的第一件事，是在「棕櫚周日」旅店租了一個頂樓房間，一次過付了三個月的房費。每天早上到母親開的釣魚用品店去，幫忙售賣魚鉤、餌料和防水帆布，他和繼父相處得不錯，經常一起下棋。下午他可能會去書店，也可能會在能看見吊橋的那個咖啡廳坐著讀報紙。安德烈在當地似乎沒有朋友，總是在母親家裡吃晚飯，之後直接返回旅店，不去酒吧，第二天才露面。要是天氣好，他清早就會出來，沿著港口散步，從來都是獨自一人，不和人打招呼，也沒有人認識他。
兩個星期過後，軍情五處悄悄撤走了監視人員。檔案關閉，沒有人再去關心退休的牧羊人。
——
萊納也在周一早上離開了斯塔西的審訊室，跌跌撞撞地找到一個公共電話亭，請了一天病假。等他重新出現在奧林匹克體育館的時候，即使是最粗心的同事都會發現，他的手指布滿淤青，好像被車輪碾過。嘴唇和鼻樑也有傷口，左眼腫了起來。萊納的解釋是騎自行車下坡的時候摔倒了，沒什麼大礙，過幾天就會好。
斯塔西擅長記仇，萊納很快就會發現。他的折磨遠沒有結束。「赫爾曼先生」手下的鬣狗群每隔兩三天就來敲他的門，通常是在深夜，把他拖到總部去。斯塔西其實已經明白從萊納身上問不出什麼，所以並不審訊，只是把他獨自鎖在燈光大亮的單人囚室里。囚室里沒有桌椅，水泥地麵糊著一層粘稠的污漬。每當萊納縮在牆角試圖睡覺，就會有人用棍子用力敲打鐵門，把他吵醒。幸運的那天，他幾個小時後就能出去。糟糕的日子裡，他覺得自己下半輩子都走不出這個牢房。「赫爾曼」先生從不露面，這麼不起眼的獵物，不再值得他親自過來玩弄。
大約在他第五次或者第六次被無端關押之後，萊納就不再去上班了，甚至不再外出。大部分時間躲在臥室里，拉緊窗簾。儘管夏天早就到了，他還是裹著毯子，呆坐在地板上，像一盆缺水的蕨類植物。樓梯上傳來的任何聲響都把他嚇得發抖。門房來敲過一次門，問他是否還好，需不需要把信從樓下拿上來。萊納沒有回答，在毯子下面緊閉著眼睛，抱著頭，像是害怕天花板會塌下來。門房在外面等了一會兒，走了，沒有再上來。
他活得也像一株植物，只靠空氣和水存活，一整天一動不動，也沒有人留意他是不是還活著。指骨摸起來沒有斷，所以他沒有去看醫生，瘀青退得很慢，像個不願意被撕的檯曆。奧林匹克體育館沒有派人來問他為什麼不再出現，而斯塔西，出於只有他們自己明白的原因，連續好幾天沒有再來擂門。萊納在毯子組成的溫暖蟲蛹里睡著又醒來，不知道外面是早上還是下午。
也許他應該跟安德烈走的。萊納不明白自己為什麼要拒絕安德烈遞給他的這條繩索，但他也沒有真的拒絕，不是嗎？他只是需要時間思考，可惜機會像泥鰍一樣，移開目光兩秒就在河底淤泥里消失不見了。之前他害怕離開柏林，但現在柏林讓他害怕。他計算之前存下的錢，足夠買一張離開柏林的火車票，還能在某個不起眼的小鎮裡負擔幾個月租金。但這和住在柏林有區別嗎？他的問題不是搬家能夠解決的，斯塔西總能找到他。斯塔西粘濕的觸手能探進任何一個人的衣領里。
安德烈的審訊最終持續了整個周末，兩天，48小時，產生了11小時37分鐘的錄音，一疊又一疊的轉錄文本，已經公開的大約只有六成，涉及「麻雀」的部分不在其中。如果想知道安德烈如何向軍情五處交代他的柏林傳奇，應該要等到2005年。還有五年，讓我們祈禱到時候我還在。
不必對解密文件抱有太多幻想，不會有多少令人激動的東西可供發掘。就算霍恩斯比沒有事先和安德烈商量好台詞，軍情六處的牧羊人怎麼可能老實向五處透露海外行動的細節。與其說是保密需求，還不如說是兩個情報處之間由來已久的競爭，像一對爭寵的兄弟，兩人都眼巴巴地等對方出錯，竭力證明自己更有本事。
公平而論，五處沒有為難安德烈。那兩個很關心安德烈是否喜歡白蘑菇的審訊官，周一早上準時把牧羊人送回倫敦，剛好來得及和霍恩斯比一起到帕爾摩街去吃午飯。行動處處長常去的那個俱樂部提供用橡木飾板隔開的靠窗座位，確保像他們這樣的人談話不受打擾。既然現在形式上的審訊結束了，霍恩斯比想為安德烈尋找下一個駐地，一個遠離柏林的地方，安德烈可以重新開始構築情報網，就像以前一樣，也許去伊斯坦堡？甚至香港？
「我打算辭職。」
他的上司正準備把切好的羊肉送進嘴裡，聽到這句話停住了，叉子懸在盤子上方，一滴棕色的醬汁在叉齒上晃動，「抱歉？」
「我不會繼續留在軍情六處了。」
「你知道審訊只是例行公事，我們從來沒有懷疑過你，或者麻雀。」
「我知道。」
「如果你不想再到『外面』去，我可以把你調進辦公室里，雖然我不確定案頭工作是不是你會——」
侍應過來為他們倒酒，霍恩斯比閉上嘴，看向窗外，一輛黑色計程車沿著路邊緩慢挪動，像只迷路的甲蟲。安德烈注視著落入玻璃杯的白葡萄酒，好像沒有什麼東西比杯壁上的細小氣泡更值得關注。侍應走開之後，安德烈清了清喉嚨。
「我的意思是徹底離開這一行。」
霍恩斯比嘆了口氣，放下叉子，手放在餐巾上，但沒有拿起來。他沒有問為什麼，就好像人們沒必要問蠟燭為什麼燃盡。他摘下玳瑁邊眼鏡擦了擦，對著光仔細研究那兩片玻璃，重新戴上，審視著安德烈。在光亮處，霍恩斯比的頭髮裏白色顯得比灰色更多。
「你確定嗎？」
「我非常確定。」
「有沒有尚未解決的事？需不需要和誰永別，讓什麼人閉嘴，擦乾什麼血跡？」
「你知道我從來沒有，長官。」
霍恩斯比終於把那塊羊肉送進嘴裡，咀嚼了很久，仿佛不明白這是從什麼動物身上來的肉。安德烈抿了一口酒，侍應站在不遠不近的地方，像只過於熱忱的灰狗，隨時準備衝上來提供服務。安德烈沖他搖了搖頭，那個年輕人放鬆下來，靠牆站著。
「七年了，是不是？」
「對，從我在柏林街頭架電線的時候算起。」
「失去了最好的電工，柏林站該怎麼運作下去？」
安德烈短暫地露出微笑，又喝了一口酒。
「偶爾回來和士官生們講講柏林，好嗎？而且，蘇聯司有很多職位適合你，要是你什麼時候想回來，我會很樂意幫你開門。」
「謝謝，長官。」
霍恩斯比沒有問他接下來準備去哪裡，做什麼。安德烈也沒有說。六處不需要他辦什麼手續，因為六處本身在官方文件里就不存在。安德烈當天下午就乘火車離開了倫敦，行李簡單，只有一個提包。
然而軍情五處還沒有打消疑慮，派了兩個探員，一路跟著安德烈從倫敦去了布里斯托，駐紮在一家靠近火車站的小旅店裡，全天監視安德烈，看看他會不會和「可疑左翼人士或親蘇分子」接觸。從這兩個人的報告看來，安德烈的每日行蹤十分無聊。他到布里斯托的第一件事，是在「棕櫚周日」旅店租了一個頂樓房間，一次過付了三個月的房費。每天早上到母親開的釣魚用品店去，幫忙售賣魚鉤、餌料和防水帆布，他和繼父相處得不錯，經常一起下棋。下午他可能會去書店，也可能會在能看見吊橋的那個咖啡廳坐著讀報紙。安德烈在當地似乎沒有朋友，總是在母親家裡吃晚飯，之後直接返回旅店，不去酒吧，第二天才露面。要是天氣好，他清早就會出來，沿著港口散步，從來都是獨自一人，不和人打招呼，也沒有人認識他。
兩個星期過後，軍情五處悄悄撤走了監視人員。檔案關閉，沒有人再去關心退休的牧羊人。
——
萊納也在周一早上離開了斯塔西的審訊室，跌跌撞撞地找到一個公共電話亭，請了一天病假。等他重新出現在奧林匹克體育館的時候，即使是最粗心的同事都會發現，他的手指布滿淤青，好像被車輪碾過。嘴唇和鼻樑也有傷口，左眼腫了起來。萊納的解釋是騎自行車下坡的時候摔倒了，沒什麼大礙，過幾天就會好。
斯塔西擅長記仇，萊納很快就會發現。他的折磨遠沒有結束。「赫爾曼先生」手下的鬣狗群每隔兩三天就來敲他的門，通常是在深夜，把他拖到總部去。斯塔西其實已經明白從萊納身上問不出什麼，所以並不審訊，只是把他獨自鎖在燈光大亮的單人囚室里。囚室里沒有桌椅，水泥地麵糊著一層粘稠的污漬。每當萊納縮在牆角試圖睡覺，就會有人用棍子用力敲打鐵門，把他吵醒。幸運的那天，他幾個小時後就能出去。糟糕的日子裡，他覺得自己下半輩子都走不出這個牢房。「赫爾曼」先生從不露面，這麼不起眼的獵物，不再值得他親自過來玩弄。
大約在他第五次或者第六次被無端關押之後，萊納就不再去上班了，甚至不再外出。大部分時間躲在臥室里，拉緊窗簾。儘管夏天早就到了，他還是裹著毯子，呆坐在地板上，像一盆缺水的蕨類植物。樓梯上傳來的任何聲響都把他嚇得發抖。門房來敲過一次門，問他是否還好，需不需要把信從樓下拿上來。萊納沒有回答，在毯子下面緊閉著眼睛，抱著頭，像是害怕天花板會塌下來。門房在外面等了一會兒，走了，沒有再上來。
他活得也像一株植物，只靠空氣和水存活，一整天一動不動，也沒有人留意他是不是還活著。指骨摸起來沒有斷，所以他沒有去看醫生，瘀青退得很慢，像個不願意被撕的檯曆。奧林匹克體育館沒有派人來問他為什麼不再出現，而斯塔西，出於只有他們自己明白的原因，連續好幾天沒有再來擂門。萊納在毯子組成的溫暖蟲蛹里睡著又醒來，不知道外面是早上還是下午。
也許他應該跟安德烈走的。萊納不明白自己為什麼要拒絕安德烈遞給他的這條繩索，但他也沒有真的拒絕，不是嗎？他只是需要時間思考，可惜機會像泥鰍一樣，移開目光兩秒就在河底淤泥里消失不見了。之前他害怕離開柏林，但現在柏林讓他害怕。他計算之前存下的錢，足夠買一張離開柏林的火車票，還能在某個不起眼的小鎮裡負擔幾個月租金。但這和住在柏林有區別嗎？他的問題不是搬家能夠解決的，斯塔西總能找到他。斯塔西粘濕的觸手能探進任何一個人的衣領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