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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對地鼠身份的設想儘管符合邏輯，但全都錯了。地鼠和「赫爾曼先生」的關係並不「符合邏輯」。他既不是使館雇員，也不領軍情六處的薪水，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不算地鼠。他是皇家空軍少尉列夫·科瓦楚克，這個姓氏本身就帶著喀爾巴阡山脈的迴響。科瓦楚克少尉家在倫敦近郊——就在斯勞，準確來說——但他的出生地是烏克蘭，戰前在莫斯科讀中學，戰爭爆發後投奔在倫敦開洗衣店的親戚。科瓦楚克少年時代的同學和至交好友，是一個被所有人親切地喊作「米卡」的柏林男孩，跟著父母從納粹德國逃過來的。
聽起來耳熟嗎？
科瓦楚克少尉是駐柏林空軍的一員，但柏林封鎖已經過去很久了，也不是每天都有戰機對峙的大戲。所以他大部分時間都在奧林匹克體育館兼職俄語翻譯，和蘇聯事務顧問。他對莫斯科和東柏林總是心懷同情，前者承載著少年時代的甜美回憶，後者是對好友的一種情感溢出。「米卡」時不時會向他打探消息，科瓦楚克有時候會回答，大多數時候不。要是被拒絕了，「米卡」也並不堅持，比起政治，他們更珍惜友誼。
就在安德烈去圖書館的同一天，離關門時間只剩三十分鐘的時候，科瓦楚克少尉走了進去，從同一個戴著眼鏡的圖書館員身邊路過，徑直走向童書區，取下第一個書架上唯一一本標題里有「兔子」這個單詞的書，翻到29頁，裡面夾著一張紙條，用藍色蠟筆寫的，「獾在收音機上聽什麼？」
意思是美國人的雷達站在監聽什麼。科瓦楚克少尉並不確切知道，也並不知道隧道的存在。但是安德烈和柏林行動處討論要設計怎樣的假文件送給克格勃和斯塔西的時候，也邀請了這位烏克蘭裔空軍少尉，希望他幫忙分析蘇聯人的思考方式，令假文件更有說服力。科瓦楚克明白自己不能把這件事告訴他的德國朋友，但他感到有必要警告親愛的「米卡」，他手上至少有一個信息來源，是英國人放的毒餌，但很遺憾，科瓦楚克並不知道更多細節，甚至不知道這個信源是男是女。他匆匆用鋼筆在紙條上寫下一句話，夾進書里，放回原處，離開了圖書館，此時離閉館還剩二十分鐘。天黑得很快，雨雲吞沒了徘徊不去的日光，暴雨也許要下一整晚。
第十九章
「赫爾曼先生」絕口不提從科瓦楚克少尉那裡得來的消息，就像蜘蛛把意外得來的小飛蛾一層層裹起，藏進潮濕的樹洞裡，稍後再吃。科里亞絕對不能知道這件事，不然這位俄羅斯同僚肯定會抄起不久前漢堡碼頭裝卸工那件事，當作木棍一樣猛敲斯塔西的頭。因為萊納送去的假線報，那兩個不幸的裝卸工已經進了西德的監獄，還會在裡面待上很多年。
然而這個裹在蛛絲里的小秘密，和克格勃手裡的大秘密一比較，顯得非常滑稽。克格勃早在雷達站建起來之前，就知道了隧道的事。一切都仿佛是按照安德烈最糟糕的噩夢來編排的：地鼠出在辦公室里。這個人保密等級比安德烈還高，在計劃尚未成形的時候就參與了中情局和軍情六處的聯合會議，隨後直接把隧道的圖紙泄漏給克格勃。你其實已經聽過這個人的故事了，1961年之後的每一屆士官生都要坐下來聽喬治·布萊克的驚人冒險。布萊克，戰爭英雄，大家都喜歡的荷蘭朋友，1944年就加入情報處的老手，竟然是在朝鮮的戰俘營里向俄羅斯人投誠的，誰想得到這種事？他說自己的動機是信仰，是純粹的理想，不過哪個叛徒不這麼說呢？
柏林隧道是布萊克的永久紀念碑。所有的投入，從行動處高層到最不起眼的小麻雀，從雷達站到錄音設備，特製鋼板，通風管道，專門研發的垂直打孔裝置，整整650萬美元——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650萬美元，相當於兩架U2偵察機的造價，全都浪費了。
但我想安德烈私下裡同情布萊克，儘管他逃避談論這件事，聲稱自己和布萊克從未交談超過三句話，要是追問下去，他會給你一些官方答案，什麼忠誠，什麼專業素養。但如果當時在整個軍情六處里，有誰能理解布萊克的話，那就是安德烈。他們都是移民的孩子，天晴的時候你付出得再多，也避免不了下雨的時候被人用懷疑的目光打量。從安德烈身上，軍情六處永遠看見一個德國人；從布萊克身上，軍情六處永遠看見一個荷蘭人。
布萊克在傳記里自辨，「你得先有歸屬感，才能談背叛，而我從未有過歸屬感。」也許安德烈會同意這句話，只是他們的反應不一樣，布萊克選擇背叛，安德烈選擇退出。他至少還有選擇，麻雀沒有同樣的運氣。這是後來的事了，那段時間就像火車衝下懸崖一樣，天旋地轉，連重力都變得不可靠了。也許我不該喝剛才那杯威士忌的，我慢慢來，一件一件事說清楚，也許把窗開了吧，我親愛的，來一點新鮮空氣。
莫斯科後來聲稱，他們早就知道這場陰謀，但是決定「故意」讓美國人挖進蘇占區，以便灌輸假情報。這是保全顏面的說法，莫斯科要不就徹底不相信中情局能打出這樣一條隧道，所以坐著沒動；要不就打算存下一個定時炸彈，必要時拿出來炸毀外交關係。克格勃甚至沒有把隧道的存在告知駐柏林紅軍總司令，軍官們自始至終在用那些被竊聽的電話線來討論武器庫存，連隊動向和討人厭的上級，更為糟糕的是，他們甚至泄漏了外長莫洛托夫的行程。不管克格勃辯稱自己袖子裡藏著什麼聰明詭計，都補救不了。
科里亞知道隧道的存在，可能這就是為什麼他如此篤定地認為萊納是塊「毒餌」，而且那麼輕鬆就把萊納轉手送給「赫爾曼先生」，然後冷眼旁觀後者追著海市蜃樓亂跑，始終沒有說一個字。可以想像科里亞從中獲得極大的滿足感，他從來不喜歡這顆柏林新星，認為「赫爾曼」太年輕，太古怪，太羸弱，什麼都比俄羅斯人差一個等級。克格勃和斯塔西是一對被政治綁到一起的伴侶，在公共場合牽著手，承諾永恆的愛情。私下裡互相猜忌，充滿嫉妒地保護自己的領地，提防對方趁深夜偷走東西。
想像一下「赫爾曼先生」的憤怒和羞辱，1956年4月21日深夜，克格勃「意外」挖出了美國人的隧道之後，這位斯塔西頭子甚至沒有得到通知。記者都已經像禿鷲一樣向發掘現場俯衝了，他才被下屬捶門的聲音吵醒，匆匆上了一輛等在外面的伏爾加汽車，一路踩油門奔向蘇占區邊界。更尷尬的是，看守隧道入口的克格勃不認識這個穿著睡衣睡褲的奇怪男人，差點拔槍，最後是一臉得意的科里亞把「赫爾曼先生」領了進去，像個驕傲的導遊一樣向他展示美國人安裝在隧道里的鐵門，上面用俄語和德語寫著「將軍禁止進入」，句子的語法是錯的。
根據守衛的回憶，這兩個間諜頭子在隧道里呆了十幾分鐘，出來的時候科里亞吹著口哨，而那個瘦長的東德人臉色比之前更蒼白，棉睡褲褲腿浸透了泥水，凍得嘴唇發黑。科里亞把外套脫下來給他，但是被拒絕了。兩人上了同一輛車離開，這時候東德警察已經安裝好了帶支架的射燈，把整片濕漉漉的泥地照得通亮。
——
在萊納的世界裡，4月21日是一個普通的星期六，和上一個沒有什麼區別。他很少買報紙，只是偶爾路過報攤的時候掃一眼頭版大標題。隧道的鬧劇還沒來得及見報，即使萊納留意了，也不會發現什麼有趣的內容。
聽起來耳熟嗎？
科瓦楚克少尉是駐柏林空軍的一員，但柏林封鎖已經過去很久了，也不是每天都有戰機對峙的大戲。所以他大部分時間都在奧林匹克體育館兼職俄語翻譯，和蘇聯事務顧問。他對莫斯科和東柏林總是心懷同情，前者承載著少年時代的甜美回憶，後者是對好友的一種情感溢出。「米卡」時不時會向他打探消息，科瓦楚克有時候會回答，大多數時候不。要是被拒絕了，「米卡」也並不堅持，比起政治，他們更珍惜友誼。
就在安德烈去圖書館的同一天，離關門時間只剩三十分鐘的時候，科瓦楚克少尉走了進去，從同一個戴著眼鏡的圖書館員身邊路過，徑直走向童書區，取下第一個書架上唯一一本標題里有「兔子」這個單詞的書，翻到29頁，裡面夾著一張紙條，用藍色蠟筆寫的，「獾在收音機上聽什麼？」
意思是美國人的雷達站在監聽什麼。科瓦楚克少尉並不確切知道，也並不知道隧道的存在。但是安德烈和柏林行動處討論要設計怎樣的假文件送給克格勃和斯塔西的時候，也邀請了這位烏克蘭裔空軍少尉，希望他幫忙分析蘇聯人的思考方式，令假文件更有說服力。科瓦楚克明白自己不能把這件事告訴他的德國朋友，但他感到有必要警告親愛的「米卡」，他手上至少有一個信息來源，是英國人放的毒餌，但很遺憾，科瓦楚克並不知道更多細節，甚至不知道這個信源是男是女。他匆匆用鋼筆在紙條上寫下一句話，夾進書里，放回原處，離開了圖書館，此時離閉館還剩二十分鐘。天黑得很快，雨雲吞沒了徘徊不去的日光，暴雨也許要下一整晚。
第十九章
「赫爾曼先生」絕口不提從科瓦楚克少尉那裡得來的消息，就像蜘蛛把意外得來的小飛蛾一層層裹起，藏進潮濕的樹洞裡，稍後再吃。科里亞絕對不能知道這件事，不然這位俄羅斯同僚肯定會抄起不久前漢堡碼頭裝卸工那件事，當作木棍一樣猛敲斯塔西的頭。因為萊納送去的假線報，那兩個不幸的裝卸工已經進了西德的監獄，還會在裡面待上很多年。
然而這個裹在蛛絲里的小秘密，和克格勃手裡的大秘密一比較，顯得非常滑稽。克格勃早在雷達站建起來之前，就知道了隧道的事。一切都仿佛是按照安德烈最糟糕的噩夢來編排的：地鼠出在辦公室里。這個人保密等級比安德烈還高，在計劃尚未成形的時候就參與了中情局和軍情六處的聯合會議，隨後直接把隧道的圖紙泄漏給克格勃。你其實已經聽過這個人的故事了，1961年之後的每一屆士官生都要坐下來聽喬治·布萊克的驚人冒險。布萊克，戰爭英雄，大家都喜歡的荷蘭朋友，1944年就加入情報處的老手，竟然是在朝鮮的戰俘營里向俄羅斯人投誠的，誰想得到這種事？他說自己的動機是信仰，是純粹的理想，不過哪個叛徒不這麼說呢？
柏林隧道是布萊克的永久紀念碑。所有的投入，從行動處高層到最不起眼的小麻雀，從雷達站到錄音設備，特製鋼板，通風管道，專門研發的垂直打孔裝置，整整650萬美元——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650萬美元，相當於兩架U2偵察機的造價，全都浪費了。
但我想安德烈私下裡同情布萊克，儘管他逃避談論這件事，聲稱自己和布萊克從未交談超過三句話，要是追問下去，他會給你一些官方答案，什麼忠誠，什麼專業素養。但如果當時在整個軍情六處里，有誰能理解布萊克的話，那就是安德烈。他們都是移民的孩子，天晴的時候你付出得再多，也避免不了下雨的時候被人用懷疑的目光打量。從安德烈身上，軍情六處永遠看見一個德國人；從布萊克身上，軍情六處永遠看見一個荷蘭人。
布萊克在傳記里自辨，「你得先有歸屬感，才能談背叛，而我從未有過歸屬感。」也許安德烈會同意這句話，只是他們的反應不一樣，布萊克選擇背叛，安德烈選擇退出。他至少還有選擇，麻雀沒有同樣的運氣。這是後來的事了，那段時間就像火車衝下懸崖一樣，天旋地轉，連重力都變得不可靠了。也許我不該喝剛才那杯威士忌的，我慢慢來，一件一件事說清楚，也許把窗開了吧，我親愛的，來一點新鮮空氣。
莫斯科後來聲稱，他們早就知道這場陰謀，但是決定「故意」讓美國人挖進蘇占區，以便灌輸假情報。這是保全顏面的說法，莫斯科要不就徹底不相信中情局能打出這樣一條隧道，所以坐著沒動；要不就打算存下一個定時炸彈，必要時拿出來炸毀外交關係。克格勃甚至沒有把隧道的存在告知駐柏林紅軍總司令，軍官們自始至終在用那些被竊聽的電話線來討論武器庫存，連隊動向和討人厭的上級，更為糟糕的是，他們甚至泄漏了外長莫洛托夫的行程。不管克格勃辯稱自己袖子裡藏著什麼聰明詭計，都補救不了。
科里亞知道隧道的存在，可能這就是為什麼他如此篤定地認為萊納是塊「毒餌」，而且那麼輕鬆就把萊納轉手送給「赫爾曼先生」，然後冷眼旁觀後者追著海市蜃樓亂跑，始終沒有說一個字。可以想像科里亞從中獲得極大的滿足感，他從來不喜歡這顆柏林新星，認為「赫爾曼」太年輕，太古怪，太羸弱，什麼都比俄羅斯人差一個等級。克格勃和斯塔西是一對被政治綁到一起的伴侶，在公共場合牽著手，承諾永恆的愛情。私下裡互相猜忌，充滿嫉妒地保護自己的領地，提防對方趁深夜偷走東西。
想像一下「赫爾曼先生」的憤怒和羞辱，1956年4月21日深夜，克格勃「意外」挖出了美國人的隧道之後，這位斯塔西頭子甚至沒有得到通知。記者都已經像禿鷲一樣向發掘現場俯衝了，他才被下屬捶門的聲音吵醒，匆匆上了一輛等在外面的伏爾加汽車，一路踩油門奔向蘇占區邊界。更尷尬的是，看守隧道入口的克格勃不認識這個穿著睡衣睡褲的奇怪男人，差點拔槍，最後是一臉得意的科里亞把「赫爾曼先生」領了進去，像個驕傲的導遊一樣向他展示美國人安裝在隧道里的鐵門，上面用俄語和德語寫著「將軍禁止進入」，句子的語法是錯的。
根據守衛的回憶，這兩個間諜頭子在隧道里呆了十幾分鐘，出來的時候科里亞吹著口哨，而那個瘦長的東德人臉色比之前更蒼白，棉睡褲褲腿浸透了泥水，凍得嘴唇發黑。科里亞把外套脫下來給他，但是被拒絕了。兩人上了同一輛車離開，這時候東德警察已經安裝好了帶支架的射燈，把整片濕漉漉的泥地照得通亮。
——
在萊納的世界裡，4月21日是一個普通的星期六，和上一個沒有什麼區別。他很少買報紙，只是偶爾路過報攤的時候掃一眼頭版大標題。隧道的鬧劇還沒來得及見報，即使萊納留意了，也不會發現什麼有趣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