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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著《今生今世》的緣故，我對胡蘭成的印象要比對賴雅深得多，且不論胡的人品如何，至少他在才情博學上，是與愛玲相當的。對於賴雅，我卻知之甚少。想必也有他們的情分。
而現在，我只是在想：賴雅能夠懂愛玲麼？即使懂，又懂多少？兩個人可會在燈下緊挨著，細語喁喁？可會談“紅樓”論“詩經”，可有如同棄了屍身的驚動？可會在一起看印度壁畫及日本浮世繪？
這樣的嬌音謔語，她給了她的紅玫瑰，還能再給別人嗎？那個人再好，亦只是俗世相攜相扶，蹣跚到老，再不能神交意會，照膽照心了。
賴雅更像她的白玫瑰，色彩淡得只能用生命的餘光去描摹，不能輕不能重，筆筆是慎重。
紅玫瑰的花期已過，就要漸漸接受平淡，接受床前那一抹明月光。十年生死兩茫茫。後來胡蘭成雖寫信去撩她，有重修舊好的心思，愛玲卻有季布一諾的果決和伯牙摔琴的潔烈。兩個人斷無重續前緣的可能另外。
我恍惚聽見愛玲說：我的生命里有兩個男人，一個是我的紅玫瑰，一個是我的白玫瑰。這兩個人我都不負。“生死契闊，與子成說”，這樣蒼涼的誓言，壯烈的詩句，我是盡力去完成了——用我的人生。
我相信，她是真的傾盡全力了。
俗世的幸福
亦舒寫《胡蘭成的下作》一文，看來是動了真氣。先是將胡蘭成狠狠貶損一番，甚至罵出了“老而不死是為賊，使人慾嘔”這樣的話來。
然後，又發出這樣的感慨：“不管愛玲本人的心思怎樣，勿理她是不是當時年少無知，反正如果她選的是一個原子物理學家，決不會有今天這種事。”又說：“說的真是實話，此刻只覺得愛玲文章寫得再好，心地再寬清磊落，她的幸福也決不是中國或全世界女人傳統的幸福。”
我一直用一種熱烈的情感面對愛玲，愛她的人，愛與她相關的人。這種情感濃烈到不自知程度，也覺得似乎有些不妥，想推翻一些東西，卻又不忍心。
沿著亦舒的問題下去，我就在想，愛玲是否真的有過傳統的幸福，或者俗世的幸福呢？卑微、麻木、算計、背叛，幾乎是俗世的全部主題。愛玲將世界的底牌揭開了，看到底色是荒涼的，甚至沒有著上一點光明的色彩。“散場是時間的悲劇，少年時代一過，就被逐出伊甸園。家中發生變故，已經是發生在庸俗黯淡的成人世界裡。”她對於塵世瑣碎津津樂道，用的是冷眼旁光。
如此心境如何能容得下俗世的幸福呢！而真正的幸福也是俗世所不能獲得的。真正的幸福，在我看來，應該是海洋般平靜而澄明的。
而且，高大而清瘦的愛玲，很難讓人將她與柔情蜜意、卿卿我我聯繫在一起，更難將她與生兒育女聯繫在一起。
我也曾想，如果不是胡蘭成，第一個擁有愛玲的，該是誰呢？一個原子物理學家？我對那個時代以為般配的人梳理了一番，實在想不出來。想來想去，只有他了。
至於賴雅，那個愛玲三十六歲遇到的美國人，一個熱情、體弱多病的老人。究竟給愛玲帶來了什麼樣的命運？她如何評價自己這段感情的呢？不得而知。從她一貫的做派來看，也許不是為了錢。她在美國、台灣、香港之間奔波，居然是為了給他治病。這樣的事情，她似乎很少深思熟慮，就糙率決定了。當一切都已成定局，只能接受了。
她雖然關注種種細節，在她的小說人物中，有許多精明的角色，而自己的生活卻難有一次精明的安排，都是糙糙而成。散漫，缺乏節奏，甚至有些不符合邏輯，難以用一個完整故事情節來描述。這給我清晰的表達增添了許多難度。或者正是這樣，人們才有更多的、超出其作品以外的好奇心。
這樣俗世姻緣帶給她什麼呢？如果說是傳奇的話，也是因為愛玲的傳奇。像她那樣的才情，永遠是一個傳奇，而無論胡蘭成，還是賴雅，都無法改變的。再世俗的婚姻也都會成為傳奇。
因此，大可不必要牽強附會，將她的情感生活有過多的渲染，無論與胡蘭成，還是與賴雅，都不是多麼輝煌燦爛的個性之舉；都不構成一生的榮耀或污點。因為也許她從來就沒有真正關注過。
夏志清先生曾覺得奇怪，為什麼一些與愛玲關係不深的人，會保留在她的《對照記》相本里；而她兩任丈夫胡蘭成和賴雅，卻都付與闕如，原因大概如此。
這是我的猜度。
大隱大恕
看完戴文采寫的《我的鄰居張愛玲》之後，可氣又可笑。
這是一個十多年前的追星故事，發生在一九八八年十月，性質上也能算一個具有狗仔隊性質的追蹤事件。戴小姐並不算得職業的記者，卻有現時狗仔隊人的執著風采。她想辦法住到愛玲的隔壁，尋芳未至，後來，又用一條長竿子勾住愛玲的垃圾袋，在房間裡細細研究。
我真是服了她，想起去翻愛玲的垃圾，還虧她寫得密密條條，把垃圾報導拿出來找人發表。原先委託她的報紙自有考量，壓下她的稿件，認為現在不是發表的時機，等張愛玲百年之後拿出來更引起轟動。戴小姐不甘寂寞，於是又投至別的報紙。她甚至認定該報一定會用她的稿，已經開始算計報酬了。不料該報編輯季季很有職業操守，起碼她知道尊重別人的隱私，同樣拒絕了她。
這篇稿子後來如何見諸報端，我不清楚，真虧她寫得細，不然我們真不知道愛玲愛吃什麼，用什麼，該多遺憾！雖然窺測別人隱私是人的一種天性。可也要郎有情妹有意才行，這樣引愛玲不悅，打破她生活的寂靜真是不該。又何苦去打破愛玲隱居的神話呢？
於是愛玲立刻搬走了！且是悄悄的。
愛玲的反映讓我想起一個典故。《左傳》上載：昔日晉文公曾與楚王有約，如若一日兩國交戰，我一定命令軍隊先退避三舍（一舍等於三十里）。愛玲的反映正是退避三舍，但晉文公是為迷惑楚軍，一舉破敵。愛玲卻是真的敬謝不敏，乾乾淨淨地退避三舍，她接到莊正信的電話，即刻在林式同的幫助下離開，靜得連“獵人”戴小姐也沒有發現她轉移的痕跡。
戴文采的行為，按照美國的法律是可以被起訴的。愛玲或許深有不悅，因她一向抗拒陌生人的入侵，自己的存在分外分明，但她卻什麼也沒做。與其說愛玲寬容，不如稱讚她高傲。她是不屑與戴小姐這樣的一類人纏夾不清。
東方朔有“小隱隱於野，中隱隱於朝，大隱隱於市”之語，愛玲晚年居於市井，又四處奔波，堂堂千金小姐落魄如斯，在別人看來是苦，在她則是毫不介懷，“子非魚焉知魚之樂？”
老了的愛玲，心真是靜如山嶽，悠然有古代賢者乘風歸去的隱逸之風了。
但愛玲絕非“生人勿進”的冷血動物。對於一些她信任的人，她又像嬰孩一樣毫不設防，完全信任的。
譬如她和炎櫻的感情是十幾年如一日，一九五五年秋天到了美國還曾在炎櫻家小住，又在她的陪伴下去拜訪胡適，三人在胡適家交談甚歡。胡適是溫和謙遜的前輩，素來為愛玲欽敬，早在一九五四年《秧歌》單行本出版的時候，她就從香港寄了一本給胡適，並附了一封簡訊。素來與人疏離的愛玲，竟然謙遜地請求胡適指點，胡適的鼓勵也給她帶來很大的欣喜。
與胡適的交往次數雖然不多，卻很能劈刺交心，她也善於從細節觀察胡適的內心，知道這個遲暮老人深藏的落寞和艱難。
如果說她對胡適是出於仰慕的話，那對與自己只有一二面之緣的林式同，她則是全心的信賴。可見愛玲也不是一味孤高的。她信賴自己信賴的人。
當然，能辨別什麼人是能夠信任、值得信賴的人，也是老天特別賦予的一種能力，算是天賦。愛玲即是有這樣能力的人。
對照記
我喜歡照相，卻不喜歡照片，因覺得它即便再鮮艷，也只是過去。內心脆弱的人無法承受它，內心堅強的人則不需要它，只有內心寬和安定的人才可以順著它回溯，不受紛擾。
而我善變且敏感，這些東西長久擱在那裡，不願意去翻開它。只有母親似乎有足夠的閒心和興致擺弄著它們，細細地分類，整齊地收藏著。
我坐在床上，翻開愛玲的《對照記》。午後兩三點鐘，陽光透過院子的葡萄藤，散散地照進來，既溫和又倦怠。
這樣的下午，適合回憶靜靜地衍生。那些照片如同一幀幀活動著的影像，在我腦海里晃動著。有比她的文字更真實的感覺，一點一滴在心裡，漸漸cháo濕。
《對照記》是她晚年最後一部作品。一半是文字，一半是照片。她在書中寫道：“‘三搬當一燒’，我搬家的次數太多，平時也就‘丟三落四’的，一累了精神渙散，越是怕丟的東西越是要丟。倖存的老照片就都收入全集內，藉此保存。”
於是，我又想像起來，那是怎樣的一個情形。在大洋彼岸的一間狹小的房子裡，愛玲用那雙枯瘦的雙手，孤獨地著手整理自己的一生，對照著，回憶著。
陽光散淡地灑落在她的床邊的木箱子上，箱子上有一些照片。陽光看上去黃黃的，摸上去薄薄的，然而又不是黃金紗那樣華麗端然的古舊的，而是不堪回首的黃，褶褶皺皺的舊。映在照片上，那些人，那些事，恍如前生。
她從床上坐起身，走下來，給自己沖了杯咖啡，然後又坐回床邊開始翻照片。寫一些字，眼角眉梢，斜斜看去，仍有舊日風韻。
年輕時候的愛玲也算不上漂亮，五官也不夠精緻，卻別有一種落拓的美。大約寫作的女人都不漂亮，漂亮的女人的人生定然是豐富，自然無法安心下來寫字，所謂“樹欲靜而風不止”，也怪不得她們。
三毛、王安憶、安妮寶貝……都算不上漂亮，卻依然是美的。長久沉溺於內心的人，臉上便有滄桑，眼睛裡卻時有一種孩子氣的天真閃現，別有風韻。
愛玲的身材瘦長，胡第一次見她便覺得她是那樣高大，整個客廳也塞不下她，又說：“你的身材這樣高，這怎麼可以？”這一聲就把兩人說得這樣近，張愛玲很詫異，幾乎要起反感。
這樣高大與彼時民國流行的豐滿圓潤的小女子的美不同，而後來胡蘭成愛上別人或許也是審美的疲勞——他覺得她不夠漂亮，時日一久難免生嫌棄。這樣的身段樣貌，要是擱在現在倒好，天生一骨感美女，氣質又獨特，羨慕死炎櫻這個胖丫頭，讓她不敢在愛玲照相時和攝影師嘀咕“她怎麼這樣瘦”的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