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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天空
“所以活在中國就有這樣可愛；髒與亂與憂傷之中，到處會發現珍貴的東西，使人高興一上午，一天，一生一世。聽說德國的馬路光可鑑人，寬敞，筆直，齊齊整整，一路種著參天大樹，然而我疑心那種路走多了要發瘋的。還有加拿大，那在多數人的印象里總是毫無興味的，模糊荒漠的國土，但是我姑姑說那裡比什麼地方都好，氣候偏於涼，天是藍的，糙碧綠，到處是紅頂的黃白洋房，乾淨得像水洗過的，個個都附有花園。如果可以選擇的話，她願意一輩子住在那裡。要是我就捨不得中國——還沒離開家已經想家了。”
這段文字摘自《詩與胡說》一文，寫於一九四四年八月，距離她別家去國十年。與前文的論詩評人似乎有些文不對題，卻清楚表達了她一貫的想法：捨不得中國，捨不得上海。結果卻是不得不離開。
仿佛又回到一九五五年的秋天。克利夫蘭總統號上。愛玲對著滔滔白浪，黯然地笑。愛玲再回頭，看一眼香港，它畢竟是屬於中國，帶著母體的芳香。再伸手撫摸一下陽光，它畢竟是中國的太陽，那陽光照在手臂上也有一張小嘴一吮一唆的快感和痛感，那樣有人情味。她知道，明天的陽光就是在遙遠的太平洋上了。上海那懶洋洋煦團團的午後散陽，再不會靜靜地照在愛丁頓公寓的陽台上，即使照了，也沒有人再拉開窗簾去感受了。
那個遙遠的異鄉，一個陌生的國度。她為什麼會去呢？也許她想在那裡尋找在上海失去的夢想。去國總是悲壯的。這是怎樣的傷感啊？
《紅樓夢》里寫寶玉在薄命司里看見《金陵十二釵正冊》。看見探春的一頁上畫著兩人放風箏，一片大海，一隻大船，船中有一女子掩面泣涕之狀。探春的判詞是：“才自精明志自高，生於末世運偏消。清明涕送江邊望，千里東風一夢遙。”寶玉那時總在似懂非懂之間，不能解悟。
若是，他的眼光再長久一點，能看到後來愛玲的樣子，他會不會了解其中的深意呢？
別故國，別故土，別故人，從此家國兩不全。海天遼闊，卻無一處是家，人是苦海孤舟，風中落葉，何依何靠？也許頃刻間就風吹浪打，屍骨不全，何憐何惜？
命運有時候驚人地相似，躲不開，逃不掉，還是糾纏。寫著寫著，連我亦失落在命運的無常中，黯然神傷。誰逃的開命運的擺布？
喧囂的紐約，熱鬧的洛杉磯，無法釋懷一個寂寞女人的心。只有上海，一個絕頂繁盛，卻又絕頂寂寞的城市才是她真正的家園。愛玲的蒼涼不是荒野的蒼涼，而是開到荼縻花事了的蒼涼。真正的寂寞不是在鄉村僻野，而是在喧囂的市井中。如同寒冷給人溫暖一樣，喧囂常常能令人寂寞。
據說，她晚年在美國隱居，鄰居都不知道這個瘦瘦的東方老太太是中國一流的作家。真是無可奈何。希望不懂漢語的人懂得愛玲的文字，真是太難了。
愛玲的英文好，從小就好，英文書沒有讀不懂的。但畢竟中國的文字才能淋漓地展現她作品的精髓。沒有了漢語深重厚密，掘而無盡的語境，她的文字就像蝴蝶折翅，美則美矣，靈魂卻在一點點地流失殆盡。
在生命深處，看著《對照記》里那些古老的舊照片，愛玲像是欣賞著古老歲月的流逝，感到溫柔與惆悵。在溫柔與惆悵的回憶里、在異國他鄉淺吟低徊著那句“補了又補，連了又連，補丁的雲彩的人民”，“我真快樂，我是在中國的太陽底下，……即使憂愁沉澱下去，也是中國的泥沙，總之，到底是中國。”
中國的天空，“暮色漸漸濃了，新月微微的升在天空。”
盛大的帷幕拉開了，卻發現一個空落的舞台，沒有一個觀眾。才是真正的寂寞。紐約、台北、香港都沒有這樣的背景，她的才華和思緒找不到落點。
那個時代過去了，那個地方已經沒有了。
執子之手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三日，愛玲申請到麥克道威爾文藝營寫作。與賴雅相遇。此時賴雅六十五歲，愛玲三十六歲。
三月底，倆人互訪對方工作室。四月一日，他們並肩坐在大廳中共享復活節正餐。五月初，彼此覺得很投趣。
五月十四日，賴雅告別營地，愛玲向他傾吐了自己的感情。六月三十日，愛玲申請的期限滿，搬進了紐約一位營友家。
七月五日，賴雅收到張愛玲的一封信，說她已懷上了他的孩子。賴雅回信向愛玲求婚。
八月十四日，愛玲和賴雅舉行了婚禮。開始了一生中的最後一段感情生活。
時間、事件，單調而枯燥。全然沒有第一次婚姻那樣的浪漫和激情。
以愛玲的清高矜持，如何如此之快墮入情網呢？許多人都有這樣的疑惑。
“他是粗線條的人，愛交朋友，不像我，但是我們很接近，一句話還沒有說完，已經覺得多餘。”這是愛玲對賴雅的評價，十分少有。
雖然“懂得”，卻難生“慈悲”，言語中多少有些無奈。於是，就有這樣的猜度：賴雅是愛玲面臨生活窘迫的一次選擇。他的關懷和熱情感染了愛玲，他的聰明和善良讓愛玲心動。
選擇胡蘭成也許有俗命的意味，賴雅的出現卻是如此偶然。此時此刻，她需要一個丈夫，卻不是一個中國人。理由或許與她最要好的朋友是炎櫻，而不是蘇青一樣。
這樣的選擇究竟是幸，還是不幸？如同她的第一婚姻一樣，難以評說。
賴雅對愛玲真是好，瑣事不用她經心，照顧得周全。他給了她所需要的安全感，是在胡蘭成那裡失落了的。胡蘭成是人世盪子，隨風飄蕩，自己亦不曉得根在哪裡，如何肯給人安全呢？他能給她歡欣喜悅，讓她欲仙欲死，就是不能給她“歲月靜好，現世安穩”。
與第一次曼妙時光，短促亮麗的結合相比，愛玲與賴雅之間，更像是婚姻，平實堅定，一步一步在紅塵中捱。她與他之間不能說完全沒有感情，只是激情退居次位。畢竟與胡蘭成曾經有過的那段鮮艷明亮的青蔥歲月已過了十一年，任再好的柳色皓雪，也敗成了碧雲天黃葉地了。
這樣的婚姻，雖然平實，卻是沉重的。我第一次看到賴雅留下如此之多的日記，震驚且又感慨。那些記錄著他和愛玲生活的細節，至今留存在美國馬里蘭州圖書館裡，數量巨大，如同他們的生活一樣凝重。
賴雅是好人，亦算得才子。曾為好萊塢請去過編劇。編劇是舞文弄墨中最痛苦的工作，搜腸刮肚地想故事，格式卻單調，永遠逃不脫對白場景。天長日久靈感枯竭，才情又為名利所滯，竟是漸漸落於下乘。他能夠給予愛玲的安全感總是有限的。
他們結婚前，愛玲已經懷孕。賴雅雖然向她求婚，卻又堅持讓她打掉孩子。愛玲必定是矛盾痛苦的，但又能如何呢？兩個居無定所，收入微薄的人，生了孩子，依靠什麼生活呢？不僅對賴雅是個難題，對於初來美國，希望依靠寫作重新開始的愛玲，更是一個艱難的選擇。
我充滿了悲哀，想到中國一句俗語：“貧賤夫妻百事哀”。這哀痛真是直見性命，毫不留情。
以後的生活亦是這樣的艱難坎坷。她的書在美國的銷路遠不如在故國，所以經常折回台灣和香港賺取生活費。她為了寫劇本累得眼底出血，這般淒涼的事，愛玲亦做得響噹噹，因為心無卑賤，自然人無卑賤。
她在年老時，賴雅數次中風，都得愛玲的悉心照料才康復，很難想像這個在上海連自己都不會照顧的女子，是怎樣學著慢慢去照顧別人。女子亦是會長成女人的，她當自己是他的妻了。
如果沒有愛玲，那個善良熱情的老頭可能永遠無法進入中國人的視野。偌大一個美國，整個西方世界裡，有如此之多熱情的老人，卻與遙遠的東方無關，與中國無涉。他改變了愛玲，影響了中國。他卻至死也不知。
紅玫瑰與白玫瑰
一日看書，有人將愛玲與胡蘭成比做“舊時的才子佳人”。乍看，很有些不破不立的味道。又說這倆人的種種情愛，大抵不過一個是春心萌動的少女，一個是風流成性的情場盪子。相愛，不過是一對自戀的人，“龍華會上巧得見，金風玉露一相逢”的結果。
看下去，心底終是怏怏不樂。覺得這樣的評論，比我們這些遊走在故紙堆里撥拉垃圾、拾人牙慧的還要無聊。不論寫愛玲的人有幾許，她的事被說爛了幾遭，我想愛玲是能原諒我們的。她本就不是愛計較的女子。我們這些人也可自我原諒，因為從心底或是愛她，或是惜她，或是敬她，或是懂她。至少不會為了表顯自己的與眾不同而排遣愛玲。論人，先必意誠，而後才能兩兩相望，彼此心照。
我想，那人也許不知愛玲是多麼情意深重的人。對胡蘭成如是，對賴雅更是如是。
“振保的生命里有兩個女人，他說一個是他的白玫瑰，一個是他的紅玫瑰。一個是聖潔的妻，一個是熱烈的情婦——普通人向來是這樣把節烈兩個字分開來講的。
“也許每一個男子全都有過這樣的兩個女人，至少兩個。娶了紅玫瑰，久而久之，紅的變了牆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還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飯粘子，紅的卻是心口上的一顆硃砂痣。”
她在《紅玫瑰和白玫瑰》里如是說。後來我卻發現，締造這段名言的主——愛玲亦是這樣的姻緣。與振保不同，她一生中的兩個男人都是她用自己心血澆灌的，俯仰無愧的壯麗。
清酒一盞，月色昏沉。你我素手纖纖，且把那隻紅玫瑰來賞。你看他，嬌艷欲滴，如花解語。“對人如對花，雖日日相見，亦竟是新相知。”這是他的話，一如既往讓人驚艷，如他本身艷如紅玫瑰，情場上縱橫，寂寞得不見對手。
這個人，從相逢的那一刻起，註定成了她心口的硃砂痣。誰叫她戀他儒雅端然，誰叫她戀他博學敏思，誰叫她戀他趣而多聞，戀他“君子如響”。
她愛上他是一種激情的噴發，無可逃避。暗沉晦澀，少女時代的情感累積如洪，他的到來令閘門打開，情感之流一瀉千里。
他是上海艷陽，溫暖愛玲的心底暗傷，照得她如生如死。她在上海的街道，弄堂里，翩然起舞，變成了一個天真快樂的女子。真是愛了，無論長久，至少給她帶了快樂。愛情的豐盛，有些人一輩子也無法體驗，他們只是暮暮地愛，暮暮地凋謝。而她畢竟因他盛放過。
所以愛玲不怨不恨。她知道他是自己獨一無二的紅玫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