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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比我還重視這個機會，並把這種機會歸結到是我們搬出老屋的結果。其實那時我們的新屋很小，全家人有一半還住在老屋裡，但我住的是新屋。新屋離紅房子遠啊。從那以後父親在新屋裡給我調整了房間，調到離紅房子更遠的西邊的房間裡，並專門對我講了一頓話。這頓話是我以後長長的一系列知道的開始，可以不誇張地說，這頓話幾乎決定了我對世界的看法，至今還在對我發揮作用。父親圍繞著希望我發狠讀書的主題，說著說著，變得像一個哲學家，向我道出了一個至真的道理：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我已經忘記父親有沒有引用原文（完全可能），但由此發揮的閒言碎言，我至今不忘。父親說，文化就像太陽光，火燒不掉，水淹不掉，政府也沒收不了（那時政府經常沒收私人東西，連你家多養一隻雞也要沒收，叫割資本主義尾巴），一個人有文化、有知識是最大的福氣。
把知識文化比喻成天外來的太陽光，這是我父親的發明。說真的，以前我對父親的感情是很複雜，一方面我覺得他很了不起，對生活和事情特別有見地、有追求，像個哲學家，另方面我又覺得他糊塗，經常裝神弄鬼，像個愚昧的人。另外，我父親脾氣很差，有點喜怒無常，動不動要打人。現在我又不這樣看了。現在我覺得我父親就是一個了不起的人，只是時運不佳，虎落平陽，變成了一隻羊而已。
話說回來，自父親跟我談過這次話後，我開始發奮讀書，得到的回報是考上了高中。那一年，我們兩個班一百多名同學，考上高中只有五個人。到了高中，大家都在發奮讀書，我雖然也發奮，但成績在班上一直處於中間，並不冒尖。1981年，我參加高考，當時的高考錄取率大概只有3%，按我平時的成績肯定是考不上的。結果那年高考，我們班上54名同學，考上了三人，其中有我。我是第三名，比錄取分數高出3分半。儘管屬於險勝，但依然驚動了老師和同學，而且馬上流傳開一種很噁心的說法，懷疑我在考試時「做了手腳」。
這是放屁！
但是，我也在想，為什麼我平時成績一般，高考又考得那麼好？完全用運氣來說有點說不通，因為高考三天，後面兩天我都在發燒。我是在昏昏沉沉中應考的，只有我自己知道，否則我一定會考得更好。
那麼，是什麼呢？我現在也不知道。
包括我父親，他本是最愛探究神秘的人，但也沒有給我探究出一個科學的所以然，而是給出了一個大眾化的答案：這就是我的命。
這個答案其實比問題本身還要更神秘、更複雜化。
4?1981年8月29日
陽光都被剪碎了，剪成了一片片不規則的圖形，晃晃悠悠浮沉在柏油馬路上。這是浙江省城杭州市裡的馬路。這是1981年8月29日。這一天，我像進入了夢鄉，被一輛軍牌照卡車從富陽拉到杭州，進而拉到浙江省軍區招待所，在招待所作短暫停留後（等人），又呼呼啦啦去了火車站。一路上，我記住了一個驚奇，就是太陽光像一塊大白布，被遮天的樹葉剪得粉碎，鋪在泛黑的瀝青路上，黑白分明，晃悠晃悠的，像是夢中的情景。雖然這時候我還穿著便裝，但嚴格地說此時我已經是一位軍人，享受著軍人應有的待遇。比如進站時，我們走的是軍人專用通道，上了火車，乘務員給我們提水倒茶，我們給乘務員拖地擦窗，親如一家人，情如魚水情。
我上的是解放軍工程技術學院，現在更名為解放軍信息工程學院，在鄭州。這是當時軍隊的重點大學，錄取分數很高，院方到我們學校招生時，他們初定的調檔線比錄取線高出40分。也就是說，我要差36?5分，自然是想都不敢想的。但是，那些高分的佼佼者被院方帶去醫院做體檢後，可以說是潰不成軍，檢測視力的「山」字表簡直像一架機關槍，一下子撂倒了20人中的14人，加上其他關卡卡掉的，最後只剩下2人。要知道，這不是一般的學生體檢，這是入伍體檢，是按軍人的要求來要求的。於是，又重新劃了調檔線，比前次降了一半。但對我來說還差16?5，還差得遠。
但也不一定。
那一天，我在醫院參加體檢。天很熱，醫院裡的氣味很難聞，我出來到樓下，在一棵小樹下乘涼。不一會兒，出來一個戴眼鏡的同志，50來歲，胖墩墩的，他顯然是來乘涼的，站在了我身邊。正是中午時分，樹又是一棵小樹，籠出的陰涼只是很小的一片，要容下兩個人有點困難，除非我們挨緊了。我由於自小受人歧視，養成了（也許是被迫的）對人客氣謙讓的習慣，見此情況主動讓出大片陰涼給他。他友好地對我笑笑，和我攀談起來，我這才知道他就是負責「工院」招生的首長。我向首長表示，我很願意去他們學校，就是成績差了。首長問了我的考分，認為我的分數確實低了些，否則他可以考慮要我。但是，後來當首長獲悉我數學是滿分、物理也有94分的高分時，他驚疑地盯了我一會兒，認真地問我是不是真的想上他們學校。我激動地說，是真的。
五分鐘後，我改變了體檢路線，轉到四樓，接受了有軍人在場監督的苛刻的體檢。我的身體狀況比我想像的要好，要爭氣，一路檢查下去，居然一路綠燈，哪怕連腳板底也是合格的（不是鴨腳板）。當天下午，我離開醫院時，首長握著我手說：回家等通知吧。
第五天，我接到了由首長親自簽發的通知書。
回想這一些，我恍惚覺得自己是在寫小說。
5?1988年1月15日
這是一本文學雜誌的出刊時間，雜誌的名字叫《崑崙》，期號是1988年第1期。我的第一篇小說《變調》就發表在這一期上，責任編輯是海波。
我真正開始寫小說是在1986年，之前幾年我一直在寫日記，寫了幾大本，論字數應該在幾十萬之上。總的說，我是個耽於內心的人，不愛熱鬧，不善言辭，寫日記是我放鬆的一種方式，也是習慣。我喜歡把自己交給自己，交給日記本。在我對門的宿舍里，有一個福建人，姓楊，他也每天要在日記本上塗鴉一陣子。我覺得他是自己人，有意接近他，慢慢地交成了朋友。當了朋友，就可以說點私密的東西，有一天他告訴我一個秘密，說他日記本里記的不是日記，而是小說。他在寫小說！這確實是個天大的秘密。雖然校方沒有明文規定，學員不能寫小說，但我們還是不敢肯定，這會不會「惹是生非」。作為軍校學員，我們的舉動似乎都是被明文規定了的，沒有明文規定的事，我們吃不准對錯，一般都以小心為妙，不做為好。所以，小說最好是寫在日記本上，暗度陳倉，以免犯了哪位教員內心私設的規矩。他還告訴我，小說和日記的不同之處就在於，日記記的是真事，真人真事，有據可查，小說寫的是假事，比如把教數學的張老師和教專業課的黃老師寫成一對秘密的戀人，這可能就是小說。第26節 我的小說之門似乎就是這樣翕開了。這一年，我寫了第一篇小說，當然是寫在日記本上的。我寫的是一個高度近視的老人走錯廁所的故事，楊朋友看了，認為不錯，建議我改一改投給南京的《青春》雜誌。我改了，投了，像投進了蒼茫大海里，杳無回音。儘管如此，卻並不氣餒，依然「潛心創作」，大有點痴心不改、樂在其中的意味，以致荒疏了學業。我的學習本來功底就不厚，學習都是臨時抱佛腳，當急救包用的，用完就丟了，沒有在根本上做治療，創口還在那，而且越來越大。到了畢業前，我的專業課成績在班上幾乎落到了最後幾名，但我不以為恥，因為「我會寫小說」。那段時間，寫小說成了自我欣賞、甚至鄙視專業的一面鏡子，極大地滿足了我青春的虛榮心、反叛心。但其實那時寫的所謂小說，都是狗屁不通的一堆垃圾。
真正有點感覺是到1986年，我看了美國作家塞林格的「青春小說」《麥田的守望者》，我的第一感覺是它像一個反叛青年的日記，第二個感覺——我覺得我應該像以前寫日記一樣地寫小說。繞了一大圈，原來小說可以像日記一樣地寫！這個發現給了我熱情和力量。於是，我回到了過去，回到一個人喃喃自語的狀態，就這樣折騰出了一個近兩萬字的東西，我給它命名為《私人筆記本》。先投給《福建文學》，退了，但編輯覺得這是個好東西，退稿時專門附了信，鼓勵了我，還客氣地邀請我去他家玩。我也去了，還帶去了又一篇小說，但編輯看了覺得還不如《私人筆記本》。就在這時，軍區文化部在上海辦了個文學創作班，給我們單位一個名額，由宣傳科來落實人頭，前提是去的人必須要帶一篇小說。當時我跟宣傳科一名幹事有些接觸，他知道我在寫小說，就安排我去了。我帶去的就是《私人筆記本》，當時負責辦班的幾位作家，像江奇濤、何曉魯，看了我的東西，非常振奮，把我隆重地推薦給了當時很走紅的作家，也是《崑崙》雜誌社的編輯海波。海波看了，也覺得不錯。到這時，這個東西和我才迎來了一線生機。
小說最後更名為《變調》發在《崑崙》1988年第一期——這就是我的處女作。在此之前，海波把我列為他培養的重點作者，安排我參加了兩次活動，一次在廣東萬山群島，主要是讀書，討論；另一次是在北京昆明湖邊，主要是寫東西，關了一個月，寫了一個中篇，即《人生百慕達》，也是發在《崑崙》上的（1988年第五期），還得了《崑崙》雜誌當年的優秀作品獎。就是憑著這個獎，第二年我上了解放軍藝術學院。軍藝當時很火的，走出了莫言這樣的大作家，以至當時有人在會上戲言道：軍藝是作家茁壯成長的沃土，到了這裡，你即使是一支筷子，也會長成一棵竹子。激動得我好像看見自己已經立竿見影、蒼翠欲滴了。
但是兩年後，當我離開軍藝時，我覺得我還是一支筷子。換句話說，我在軍藝沒有打開門，但也沒有關上門。我的小說之門自翕開之後，似乎就關不上了。既然關不上，就死命打開它吧，打不開也要打。這是多年來我聽到自己說的最多的一句話。我覺得就是這句話告訴了我小說的秘密。
6?1992年7月1日
這是法律意義上的一天，很枯燥的，沒有什麼說頭。如果一定要說，就是說：從這一天起，法律承認有一個女人是我的老婆，或者說我是她的丈夫。這個女人的名字叫黃尹。對有些人來說，法律承認可能是很重要的一天，但對我和黃尹來說，這是很無所謂的一天。對我們來說，重要的一天在三年前，舉國上下鬧學潮的時候，有一天我跟當時在南京的好友魯羊去南京大學看大字報。看了大字報，魯羊還是不想回家，想看一個女生。他知道女生住在幾號樓幾號房間，八宿208室，但是光知道不行，因為女生宿舍男人是進不去的。那時候也沒有手機，怎麼樣才能把他要見的女生叫下樓來呢？只有大起嗓門喊，別無選擇。那就喊吧。但魯羊卻要求我喊，他說這裡沒人認識你，你喊吧，沒事的。顯然他是把我當做他了。他當時在寫詩，哲理詩，抒情詩，兩種詩都是世俗生活的異議者，令他的生活少了不少世俗氣。如果我們倆調個頭，我想他可能會幫我喊的，他身上有見義勇為的氣質和遊戲事情的膽子。可我哪有這種勇氣？打死我也不喊。哪怕喊下來的人是我的，也不喊。結果也不需要我們喊，樓里出來了兩個女生，他定睛一看，默不作聲地上去，攔住了她們。原來他倆心有靈犀呢。不光是跟他心有靈犀，跟我好像也有一點靈氣，無意中帶了一個人來，這樣就形成了兩男兩女的良好格局，否則我不是成電燈泡了。為了暗合緣分之說，黃尹說那天晚上她們本來已經出了宿舍樓，但黃尹覺得有點涼，就又回宿舍取了一件外套，要不然就錯過了。
把知識文化比喻成天外來的太陽光，這是我父親的發明。說真的，以前我對父親的感情是很複雜，一方面我覺得他很了不起，對生活和事情特別有見地、有追求，像個哲學家，另方面我又覺得他糊塗，經常裝神弄鬼，像個愚昧的人。另外，我父親脾氣很差，有點喜怒無常，動不動要打人。現在我又不這樣看了。現在我覺得我父親就是一個了不起的人，只是時運不佳，虎落平陽，變成了一隻羊而已。
話說回來，自父親跟我談過這次話後，我開始發奮讀書，得到的回報是考上了高中。那一年，我們兩個班一百多名同學，考上高中只有五個人。到了高中，大家都在發奮讀書，我雖然也發奮，但成績在班上一直處於中間，並不冒尖。1981年，我參加高考，當時的高考錄取率大概只有3%，按我平時的成績肯定是考不上的。結果那年高考，我們班上54名同學，考上了三人，其中有我。我是第三名，比錄取分數高出3分半。儘管屬於險勝，但依然驚動了老師和同學，而且馬上流傳開一種很噁心的說法，懷疑我在考試時「做了手腳」。
這是放屁！
但是，我也在想，為什麼我平時成績一般，高考又考得那麼好？完全用運氣來說有點說不通，因為高考三天，後面兩天我都在發燒。我是在昏昏沉沉中應考的，只有我自己知道，否則我一定會考得更好。
那麼，是什麼呢？我現在也不知道。
包括我父親，他本是最愛探究神秘的人，但也沒有給我探究出一個科學的所以然，而是給出了一個大眾化的答案：這就是我的命。
這個答案其實比問題本身還要更神秘、更複雜化。
4?1981年8月29日
陽光都被剪碎了，剪成了一片片不規則的圖形，晃晃悠悠浮沉在柏油馬路上。這是浙江省城杭州市裡的馬路。這是1981年8月29日。這一天，我像進入了夢鄉，被一輛軍牌照卡車從富陽拉到杭州，進而拉到浙江省軍區招待所，在招待所作短暫停留後（等人），又呼呼啦啦去了火車站。一路上，我記住了一個驚奇，就是太陽光像一塊大白布，被遮天的樹葉剪得粉碎，鋪在泛黑的瀝青路上，黑白分明，晃悠晃悠的，像是夢中的情景。雖然這時候我還穿著便裝，但嚴格地說此時我已經是一位軍人，享受著軍人應有的待遇。比如進站時，我們走的是軍人專用通道，上了火車，乘務員給我們提水倒茶，我們給乘務員拖地擦窗，親如一家人，情如魚水情。
我上的是解放軍工程技術學院，現在更名為解放軍信息工程學院，在鄭州。這是當時軍隊的重點大學，錄取分數很高，院方到我們學校招生時，他們初定的調檔線比錄取線高出40分。也就是說，我要差36?5分，自然是想都不敢想的。但是，那些高分的佼佼者被院方帶去醫院做體檢後，可以說是潰不成軍，檢測視力的「山」字表簡直像一架機關槍，一下子撂倒了20人中的14人，加上其他關卡卡掉的，最後只剩下2人。要知道，這不是一般的學生體檢，這是入伍體檢，是按軍人的要求來要求的。於是，又重新劃了調檔線，比前次降了一半。但對我來說還差16?5，還差得遠。
但也不一定。
那一天，我在醫院參加體檢。天很熱，醫院裡的氣味很難聞，我出來到樓下，在一棵小樹下乘涼。不一會兒，出來一個戴眼鏡的同志，50來歲，胖墩墩的，他顯然是來乘涼的，站在了我身邊。正是中午時分，樹又是一棵小樹，籠出的陰涼只是很小的一片，要容下兩個人有點困難，除非我們挨緊了。我由於自小受人歧視，養成了（也許是被迫的）對人客氣謙讓的習慣，見此情況主動讓出大片陰涼給他。他友好地對我笑笑，和我攀談起來，我這才知道他就是負責「工院」招生的首長。我向首長表示，我很願意去他們學校，就是成績差了。首長問了我的考分，認為我的分數確實低了些，否則他可以考慮要我。但是，後來當首長獲悉我數學是滿分、物理也有94分的高分時，他驚疑地盯了我一會兒，認真地問我是不是真的想上他們學校。我激動地說，是真的。
五分鐘後，我改變了體檢路線，轉到四樓，接受了有軍人在場監督的苛刻的體檢。我的身體狀況比我想像的要好，要爭氣，一路檢查下去，居然一路綠燈，哪怕連腳板底也是合格的（不是鴨腳板）。當天下午，我離開醫院時，首長握著我手說：回家等通知吧。
第五天，我接到了由首長親自簽發的通知書。
回想這一些，我恍惚覺得自己是在寫小說。
5?1988年1月15日
這是一本文學雜誌的出刊時間，雜誌的名字叫《崑崙》，期號是1988年第1期。我的第一篇小說《變調》就發表在這一期上，責任編輯是海波。
我真正開始寫小說是在1986年，之前幾年我一直在寫日記，寫了幾大本，論字數應該在幾十萬之上。總的說，我是個耽於內心的人，不愛熱鬧，不善言辭，寫日記是我放鬆的一種方式，也是習慣。我喜歡把自己交給自己，交給日記本。在我對門的宿舍里，有一個福建人，姓楊，他也每天要在日記本上塗鴉一陣子。我覺得他是自己人，有意接近他，慢慢地交成了朋友。當了朋友，就可以說點私密的東西，有一天他告訴我一個秘密，說他日記本里記的不是日記，而是小說。他在寫小說！這確實是個天大的秘密。雖然校方沒有明文規定，學員不能寫小說，但我們還是不敢肯定，這會不會「惹是生非」。作為軍校學員，我們的舉動似乎都是被明文規定了的，沒有明文規定的事，我們吃不准對錯，一般都以小心為妙，不做為好。所以，小說最好是寫在日記本上，暗度陳倉，以免犯了哪位教員內心私設的規矩。他還告訴我，小說和日記的不同之處就在於，日記記的是真事，真人真事，有據可查，小說寫的是假事，比如把教數學的張老師和教專業課的黃老師寫成一對秘密的戀人，這可能就是小說。第26節 我的小說之門似乎就是這樣翕開了。這一年，我寫了第一篇小說，當然是寫在日記本上的。我寫的是一個高度近視的老人走錯廁所的故事，楊朋友看了，認為不錯，建議我改一改投給南京的《青春》雜誌。我改了，投了，像投進了蒼茫大海里，杳無回音。儘管如此，卻並不氣餒，依然「潛心創作」，大有點痴心不改、樂在其中的意味，以致荒疏了學業。我的學習本來功底就不厚，學習都是臨時抱佛腳，當急救包用的，用完就丟了，沒有在根本上做治療，創口還在那，而且越來越大。到了畢業前，我的專業課成績在班上幾乎落到了最後幾名，但我不以為恥，因為「我會寫小說」。那段時間，寫小說成了自我欣賞、甚至鄙視專業的一面鏡子，極大地滿足了我青春的虛榮心、反叛心。但其實那時寫的所謂小說，都是狗屁不通的一堆垃圾。
真正有點感覺是到1986年，我看了美國作家塞林格的「青春小說」《麥田的守望者》，我的第一感覺是它像一個反叛青年的日記，第二個感覺——我覺得我應該像以前寫日記一樣地寫小說。繞了一大圈，原來小說可以像日記一樣地寫！這個發現給了我熱情和力量。於是，我回到了過去，回到一個人喃喃自語的狀態，就這樣折騰出了一個近兩萬字的東西，我給它命名為《私人筆記本》。先投給《福建文學》，退了，但編輯覺得這是個好東西，退稿時專門附了信，鼓勵了我，還客氣地邀請我去他家玩。我也去了，還帶去了又一篇小說，但編輯看了覺得還不如《私人筆記本》。就在這時，軍區文化部在上海辦了個文學創作班，給我們單位一個名額，由宣傳科來落實人頭，前提是去的人必須要帶一篇小說。當時我跟宣傳科一名幹事有些接觸，他知道我在寫小說，就安排我去了。我帶去的就是《私人筆記本》，當時負責辦班的幾位作家，像江奇濤、何曉魯，看了我的東西，非常振奮，把我隆重地推薦給了當時很走紅的作家，也是《崑崙》雜誌社的編輯海波。海波看了，也覺得不錯。到這時，這個東西和我才迎來了一線生機。
小說最後更名為《變調》發在《崑崙》1988年第一期——這就是我的處女作。在此之前，海波把我列為他培養的重點作者，安排我參加了兩次活動，一次在廣東萬山群島，主要是讀書，討論；另一次是在北京昆明湖邊，主要是寫東西，關了一個月，寫了一個中篇，即《人生百慕達》，也是發在《崑崙》上的（1988年第五期），還得了《崑崙》雜誌當年的優秀作品獎。就是憑著這個獎，第二年我上了解放軍藝術學院。軍藝當時很火的，走出了莫言這樣的大作家，以至當時有人在會上戲言道：軍藝是作家茁壯成長的沃土，到了這裡，你即使是一支筷子，也會長成一棵竹子。激動得我好像看見自己已經立竿見影、蒼翠欲滴了。
但是兩年後，當我離開軍藝時，我覺得我還是一支筷子。換句話說，我在軍藝沒有打開門，但也沒有關上門。我的小說之門自翕開之後，似乎就關不上了。既然關不上，就死命打開它吧，打不開也要打。這是多年來我聽到自己說的最多的一句話。我覺得就是這句話告訴了我小說的秘密。
6?1992年7月1日
這是法律意義上的一天，很枯燥的，沒有什麼說頭。如果一定要說，就是說：從這一天起，法律承認有一個女人是我的老婆，或者說我是她的丈夫。這個女人的名字叫黃尹。對有些人來說，法律承認可能是很重要的一天，但對我和黃尹來說，這是很無所謂的一天。對我們來說，重要的一天在三年前，舉國上下鬧學潮的時候，有一天我跟當時在南京的好友魯羊去南京大學看大字報。看了大字報，魯羊還是不想回家，想看一個女生。他知道女生住在幾號樓幾號房間，八宿208室，但是光知道不行，因為女生宿舍男人是進不去的。那時候也沒有手機，怎麼樣才能把他要見的女生叫下樓來呢？只有大起嗓門喊，別無選擇。那就喊吧。但魯羊卻要求我喊，他說這裡沒人認識你，你喊吧，沒事的。顯然他是把我當做他了。他當時在寫詩，哲理詩，抒情詩，兩種詩都是世俗生活的異議者，令他的生活少了不少世俗氣。如果我們倆調個頭，我想他可能會幫我喊的，他身上有見義勇為的氣質和遊戲事情的膽子。可我哪有這種勇氣？打死我也不喊。哪怕喊下來的人是我的，也不喊。結果也不需要我們喊，樓里出來了兩個女生，他定睛一看，默不作聲地上去，攔住了她們。原來他倆心有靈犀呢。不光是跟他心有靈犀，跟我好像也有一點靈氣，無意中帶了一個人來，這樣就形成了兩男兩女的良好格局，否則我不是成電燈泡了。為了暗合緣分之說，黃尹說那天晚上她們本來已經出了宿舍樓，但黃尹覺得有點涼，就又回宿舍取了一件外套，要不然就錯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