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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是放在空間裡的（反之亦然），賦予我成其為人的這個時間：1964年1月5日，我的降生之日，是放在距離杭州41公里的一個古老的大村莊裡的，村莊名字叫蔣家門口，行政上隸屬富陽縣（1994年撤縣改市）。富陽是個默默無名的地名，但其下有兩張赫赫有名的面孔：一是富春江，二是郁達夫。富春江因黃公望留下的傳世名畫《富春山居圖》而名震遐邇（現今一半在大陸，一半在台灣），郁達夫是現代文學史上的大家名士。我的家，蔣家門口是富陽的第一大村莊。這是一個殷實而富麗的村莊，它的古老，它的富麗，它的人丁興旺（現有4000多人），都使它顯得不像一個村莊，而像一個古鎮。在我出生前一個世紀，這裡就有了翻造的上海灘上的三層樓房，寬敞的迴廊，紅色的琉璃瓦，明亮的玻璃，高大的檀木台門（3米高、2米寬），龍飛鳳舞的飛檐立柱，寬闊方正的天井，至今都令人嘆為觀止。80年前，我爺爺的父親賣掉了40畝竹山，帶著兩個兒子——我爺爺和小爺爺——開始模造這棟來自上海灘上的三層樓，雖然是縮小版的——只有二層，規模也小得多，但依然給我們家帶來了經久的美譽。小時候，我經常看到有外鄉人來我們家參觀，指著我熟視無睹的種種雕刻評頭論足，流連忘返。20年前，作家李杭育在我一個遠房叔叔的引導下也去看過，至今還記憶猶新，見了我誇獎不已。
能夠出生在這樣一棟堂皇氣派的房子裡，應該是我的榮幸，但我的父親卻不這麼看。小時候，父親經常對我說，我們必須離開這座房子，否則我們家難有翻身之日。這麼說是有深刻的原因的，原因就在我們家前面的一棟樓。這也是一棟三層樓，但似乎沒有那麼考究，沒有那麼多純屬審美的鋪張浪費。那是一棟結構比較簡單、實用的三層樓，長長的一排，有點像現在的單位宿舍樓，外牆粉刷成紅色，到了我小的時候它還是紅的。我們家和他們家中間只有一條不到2米寬的弄堂，也就是它的「屁股」對著我們家大門。父親告訴我，我們祖上和這家人的祖上是死對頭，他們之所以將房子造得這麼高，這麼擺放（「屁股」對著我們），而且還漆成紅色，目的就是為了抑制我們家，破壞我們家的風水。怪的是，自從他們家房子造好後，我們家族一直不興旺，日漸敗落下來。我的小爺爺為了抵制這種「破壞」，專門到上海跟一個傳教士信了耶穌，回來後每天都在廂房裡做禱告。我小時候經常帶同學去看小爺爺做禱告，嘰嘰咕咕的，含糊不清的聲音里不知道說的是什麼。但是我父親知道，父親說他是在祈求耶穌保佑他，而且耶穌也確實保佑了他。我父親有兄弟四個，也就是說我爺爺有四個兒子，小爺爺只有一個，是獨子。但有了耶穌的保佑，小爺爺的兒子接連給他生了七個孫子，而我爺爺儘管有四個兒子，但孫子卻只有七個。我爺爺死得早（66歲去世，我沒有見著），沒有發現這個秘密：耶穌的力量——正因此，他無法活得更長壽。而?父親雖然發現了這個「秘密」，但由於時勢的原因，滿心想投靠耶穌重整家業，卻又不敢。因為那是一個大肆破除封建迷信的年代，信耶穌是迷信——崇洋媚外的迷信，罪加一等！父親曾經通過養狗、在家門口擺放石獅子、殺公雞等多種迷信方式，來擺脫「紅房子」對我們家的詛咒，但事實似乎證明，這些方式過於簡單，缺乏真正的力量，重整家業作為一個夢想一直盤桓在他心裡。
在我10歲那年，父親借了錢，在我們老屋邊上造了一間比較簡陋的新屋，那是他為了擺脫「紅房子」詛咒的第一個大動作。收效似乎是明顯的，我哥隨即結了婚，我姐也在城裡找到了意中人。遺憾的是由於當時條件限制，新屋的位置離紅房子還是比較近，似乎還在紅房子發威的範圍之內。於是，十年後，1982年，我們家又造了新屋，新屋建在村子外，可以說真正是徹底擺脫了紅房子的糾纏。因之收效似乎也是很明顯的，我們家轉眼成了當地出名的「萬元戶」。那時候，我已經在部隊，在千里之外。父親從來不要求我調回去，而且總是對我說，你走得越遠越好，意思是越遠紅房子越奈何不了我。原以為到此父親和紅房子的鬥爭結束了，殊不知大動作還在後面。1996年，父親冒著大逆不道的風險，把我們家的老屋很便宜地賣掉了，真正是驚世駭俗啊！在我們家鄉，老婆可以休掉，子女可以出讓，但祖屋是絕對不能賣的。不過我可以想像，父親為什麼要這麼做，說到底，還是紅房子在影響他的觀念。
父親對紅房子刻骨而久經的疑懼，給我從小就打開了一扉通往神秘和幽境的小門。
2?1971年正月初十
這一天，我號稱9歲，其實才7歲。
在我們家鄉，人的年紀是以年頭來計的，說你多少歲，說的是虛歲，不是實足年齡。按這種說法，如果你是大年三十出生的，那麼天一亮，到了正月初一，就已經是兩歲了。我出生在元月，但在陰曆年中還是舊年，是農曆十一月十九，到年三十尚有41天。所以，當我出生42天時，我已經兩歲了。每到正月初一都要加一歲，更何況正月初十。於是，到了1971年正月初十，我不容置疑是9歲了——其實才7歲零50天。這一天，我背著書包走進了設在祠堂里的教室，事後我痛苦地發現，我背的書包特別沉重——那不是書的重量，而是淚水的重量。
我不知道那時候我們那裡為什麼是正月里開學，這個問題我沒有琢磨過。但是我知道，這是最後一次，以後都是夏季開學了，而我們之前好像都是正月里開學的。我覺得正月里開學更有種喜慶色彩，書包里藏著壓歲錢和蘇糕，那感覺是很好的。中國的農村給人最統一的印象是窮，貧窮落後，吃不飽，穿不暖，髒不拉嘰，大人缺乏尊嚴，小孩少了天真。但是公平地說，我們那邊不是這樣的，我從小沒有挨過餓，每年都有新衣服穿，冬天一套，夏季一套，過年時還有壓歲錢，遠的親戚給二角、五角，近的親戚，像外公、娘姨、姑姑至少給一元。我還認了個乾爹乾媽，自己很節儉的，但對別人很好，尤其對我更好，壓歲錢經常給我一張五元大鈔。一般一個春節過下來，我可以得到十幾到二十塊的壓歲錢。這是我的零用錢。我用這個錢到縣城看電影，買好看的塑料涼鞋和的確良布，回來做襯衣。這是少年的我最美好的回憶。換句話說，我小時候沒有感到過生存上的困難，沒有這方面的記憶。有關困難的記憶都來自精神上，來自時尚和世俗。每個時代都有時尚，我少年的時代是一個講成分和階級的時代，把人劃成兩個階級，分成了兩種顏色：紅色和黑類。黑類又細分為五類，即「地富反壞右」，俗稱黑五類。這五黑類中我們一家占了兩類：右派和地主。右派是我父親，地主是外公，兩頂黑帽子，是兩座黑壓壓的大山，壓在頭頂，全家人都直不起腰。
我上學的記憶是從被污辱開始的，記得那是一個下雪天，老師出去看雪了，我們在教室自習；雪花從窗戶里飄進來，落在臨窗而坐的我的脖子裡，我下意識地縮緊了脖子，起身想去關窗戶，剛好被從外面賞完雪進來的老師發現了。老師走到我面前，問我想幹嗎。我說是雪飄進了我脖子，我想關窗戶。老師問我是不是冷，我說是的。狗日的老師說：你頭上戴了兩頂大黑帽還怕冷啊。
這個狗日的！
這是在課堂上！
老師都是如此，更何況少不懂事的同學。所以，我不喜歡上學，因為上學對我就意味著受欺辱。都說學校是育人的，教人以美德，授人以知識，但其實不盡然。我小學到初中，喊過的老師至少十幾個，但真正溫暖過我的只有兩個：一男一女，男的叫蔣關仁，女的叫王玲娟。王老師是知青，胖胖的，演過沙奶奶。蔣老師是個仁義的人——像他的名字一樣，上課不用教鞭（只有他一個人），高個子，籃球打得很好。十幾個老師，只有兩個人，似乎是少了些。但夠了，因為他們代表著善良、正直、仁義和愛，是可以以一當十的。每次我受了欺負，賴在家裡不去上學（這像一種慢性病，一年裡總要犯個一兩次），父親和母親會用兩種截然不一的方式來催趕我去上學，父親是動武，用毛竹條抽打我，粗暴地趕我去；母親是搬救兵，把王老師和關仁老師搬出來說教，有時還直接把老師搬回家，現場將我帶走。父親的方式其實往往是把事情弄得更複雜，我經常是人走了，但又不去學校，而是找一個牆角躲起來，等放學了才回家，製造一個上學的假象。假的真不了。王老師（她是班主任）看我一天沒去上學，晚上篤定要來我家問原因，一問真相大白了。從結果看，父親似乎在用另一種方式把愛我的老師請進家門?當然，老師登門了，學校的大門又向我敞開了。小學五年半（就是這樣的），我最深的記憶就是這種再三的賴學、勸學，大門關了，又開了；開了，又關了，就這樣反反覆覆的，反覆中我一再嘗到了被欺辱的苦頭，也一再品到了被寵愛的甜頭。第25節 關仁老師，王老師，一男一女，一高一低，像一對天使，像一個完美的世界，存放在我心的最深處、最暖處。他們使20年前的我留下了一首詩——
我心裡有陽光
來自兩個有性別的太陽
一個是男的，一個是女的
很笨拙的，但很真實。
3?那年那月那三天
這裡指的是兩個時間：一是1978年6月11—13日，二是1981年7月7—9日。前者是初中考高中的日子，後者是高中考大學的日子。兩個日子對我都是非同尋常，有點一錘定音的意味。人生能有幾回搏，說的就是這樣的日子。勝者為王，敗者為寇啊！
把歧視當做動力，發奮讀書，通過優異的成績叫人刮目相看，從而改變受歧視的劣勢地位，這是受歧視者正常的一種反應，一種情況。另一種情況是自暴自棄，破罐子破摔，無所謂，無所求，任歧視自由發展。我當屬於前者，想通過努力把劣勢蓋住的。但是，我們那會兒讀書學習成績是不重要的，考試都是開卷考，好壞很難體現也無人關注。那時候，我們的好壞主要體現在勞動積不積極，好事做得多不多，對老師禮不禮貌等，這些課本之外的東西上。這些東西我都做得很好，小學五年，我當了五年的勞動委員。我待人也特別禮貌，包括現在都是這樣的。到了1977年，天變了，國家恢復了高考，學校也開始要成績了。這時我在讀初二。我讀的是二年制初中，初二就是畢業班。要在以前，像我這種「黑五類」，高中肯定是沒門的。以前讀高中都講推薦，5%的比例，基本是「幹部」子女的特權。但是那一年天變了，上高中要考試，擇優錄取，我的機會就來了。
能夠出生在這樣一棟堂皇氣派的房子裡，應該是我的榮幸，但我的父親卻不這麼看。小時候，父親經常對我說，我們必須離開這座房子，否則我們家難有翻身之日。這麼說是有深刻的原因的，原因就在我們家前面的一棟樓。這也是一棟三層樓，但似乎沒有那麼考究，沒有那麼多純屬審美的鋪張浪費。那是一棟結構比較簡單、實用的三層樓，長長的一排，有點像現在的單位宿舍樓，外牆粉刷成紅色，到了我小的時候它還是紅的。我們家和他們家中間只有一條不到2米寬的弄堂，也就是它的「屁股」對著我們家大門。父親告訴我，我們祖上和這家人的祖上是死對頭，他們之所以將房子造得這麼高，這麼擺放（「屁股」對著我們），而且還漆成紅色，目的就是為了抑制我們家，破壞我們家的風水。怪的是，自從他們家房子造好後，我們家族一直不興旺，日漸敗落下來。我的小爺爺為了抵制這種「破壞」，專門到上海跟一個傳教士信了耶穌，回來後每天都在廂房裡做禱告。我小時候經常帶同學去看小爺爺做禱告，嘰嘰咕咕的，含糊不清的聲音里不知道說的是什麼。但是我父親知道，父親說他是在祈求耶穌保佑他，而且耶穌也確實保佑了他。我父親有兄弟四個，也就是說我爺爺有四個兒子，小爺爺只有一個，是獨子。但有了耶穌的保佑，小爺爺的兒子接連給他生了七個孫子，而我爺爺儘管有四個兒子，但孫子卻只有七個。我爺爺死得早（66歲去世，我沒有見著），沒有發現這個秘密：耶穌的力量——正因此，他無法活得更長壽。而?父親雖然發現了這個「秘密」，但由於時勢的原因，滿心想投靠耶穌重整家業，卻又不敢。因為那是一個大肆破除封建迷信的年代，信耶穌是迷信——崇洋媚外的迷信，罪加一等！父親曾經通過養狗、在家門口擺放石獅子、殺公雞等多種迷信方式，來擺脫「紅房子」對我們家的詛咒，但事實似乎證明，這些方式過於簡單，缺乏真正的力量，重整家業作為一個夢想一直盤桓在他心裡。
在我10歲那年，父親借了錢，在我們老屋邊上造了一間比較簡陋的新屋，那是他為了擺脫「紅房子」詛咒的第一個大動作。收效似乎是明顯的，我哥隨即結了婚，我姐也在城裡找到了意中人。遺憾的是由於當時條件限制，新屋的位置離紅房子還是比較近，似乎還在紅房子發威的範圍之內。於是，十年後，1982年，我們家又造了新屋，新屋建在村子外，可以說真正是徹底擺脫了紅房子的糾纏。因之收效似乎也是很明顯的，我們家轉眼成了當地出名的「萬元戶」。那時候，我已經在部隊，在千里之外。父親從來不要求我調回去，而且總是對我說，你走得越遠越好，意思是越遠紅房子越奈何不了我。原以為到此父親和紅房子的鬥爭結束了，殊不知大動作還在後面。1996年，父親冒著大逆不道的風險，把我們家的老屋很便宜地賣掉了，真正是驚世駭俗啊！在我們家鄉，老婆可以休掉，子女可以出讓，但祖屋是絕對不能賣的。不過我可以想像，父親為什麼要這麼做，說到底，還是紅房子在影響他的觀念。
父親對紅房子刻骨而久經的疑懼，給我從小就打開了一扉通往神秘和幽境的小門。
2?1971年正月初十
這一天，我號稱9歲，其實才7歲。
在我們家鄉，人的年紀是以年頭來計的，說你多少歲，說的是虛歲，不是實足年齡。按這種說法，如果你是大年三十出生的，那麼天一亮，到了正月初一，就已經是兩歲了。我出生在元月，但在陰曆年中還是舊年，是農曆十一月十九，到年三十尚有41天。所以，當我出生42天時，我已經兩歲了。每到正月初一都要加一歲，更何況正月初十。於是，到了1971年正月初十，我不容置疑是9歲了——其實才7歲零50天。這一天，我背著書包走進了設在祠堂里的教室，事後我痛苦地發現，我背的書包特別沉重——那不是書的重量，而是淚水的重量。
我不知道那時候我們那裡為什麼是正月里開學，這個問題我沒有琢磨過。但是我知道，這是最後一次，以後都是夏季開學了，而我們之前好像都是正月里開學的。我覺得正月里開學更有種喜慶色彩，書包里藏著壓歲錢和蘇糕，那感覺是很好的。中國的農村給人最統一的印象是窮，貧窮落後，吃不飽，穿不暖，髒不拉嘰，大人缺乏尊嚴，小孩少了天真。但是公平地說，我們那邊不是這樣的，我從小沒有挨過餓，每年都有新衣服穿，冬天一套，夏季一套，過年時還有壓歲錢，遠的親戚給二角、五角，近的親戚，像外公、娘姨、姑姑至少給一元。我還認了個乾爹乾媽，自己很節儉的，但對別人很好，尤其對我更好，壓歲錢經常給我一張五元大鈔。一般一個春節過下來，我可以得到十幾到二十塊的壓歲錢。這是我的零用錢。我用這個錢到縣城看電影，買好看的塑料涼鞋和的確良布，回來做襯衣。這是少年的我最美好的回憶。換句話說，我小時候沒有感到過生存上的困難，沒有這方面的記憶。有關困難的記憶都來自精神上，來自時尚和世俗。每個時代都有時尚，我少年的時代是一個講成分和階級的時代，把人劃成兩個階級，分成了兩種顏色：紅色和黑類。黑類又細分為五類，即「地富反壞右」，俗稱黑五類。這五黑類中我們一家占了兩類：右派和地主。右派是我父親，地主是外公，兩頂黑帽子，是兩座黑壓壓的大山，壓在頭頂，全家人都直不起腰。
我上學的記憶是從被污辱開始的，記得那是一個下雪天，老師出去看雪了，我們在教室自習；雪花從窗戶里飄進來，落在臨窗而坐的我的脖子裡，我下意識地縮緊了脖子，起身想去關窗戶，剛好被從外面賞完雪進來的老師發現了。老師走到我面前，問我想幹嗎。我說是雪飄進了我脖子，我想關窗戶。老師問我是不是冷，我說是的。狗日的老師說：你頭上戴了兩頂大黑帽還怕冷啊。
這個狗日的！
這是在課堂上！
老師都是如此，更何況少不懂事的同學。所以，我不喜歡上學，因為上學對我就意味著受欺辱。都說學校是育人的，教人以美德，授人以知識，但其實不盡然。我小學到初中，喊過的老師至少十幾個，但真正溫暖過我的只有兩個：一男一女，男的叫蔣關仁，女的叫王玲娟。王老師是知青，胖胖的，演過沙奶奶。蔣老師是個仁義的人——像他的名字一樣，上課不用教鞭（只有他一個人），高個子，籃球打得很好。十幾個老師，只有兩個人，似乎是少了些。但夠了，因為他們代表著善良、正直、仁義和愛，是可以以一當十的。每次我受了欺負，賴在家裡不去上學（這像一種慢性病，一年裡總要犯個一兩次），父親和母親會用兩種截然不一的方式來催趕我去上學，父親是動武，用毛竹條抽打我，粗暴地趕我去；母親是搬救兵，把王老師和關仁老師搬出來說教，有時還直接把老師搬回家，現場將我帶走。父親的方式其實往往是把事情弄得更複雜，我經常是人走了，但又不去學校，而是找一個牆角躲起來，等放學了才回家，製造一個上學的假象。假的真不了。王老師（她是班主任）看我一天沒去上學，晚上篤定要來我家問原因，一問真相大白了。從結果看，父親似乎在用另一種方式把愛我的老師請進家門?當然，老師登門了，學校的大門又向我敞開了。小學五年半（就是這樣的），我最深的記憶就是這種再三的賴學、勸學，大門關了，又開了；開了，又關了，就這樣反反覆覆的，反覆中我一再嘗到了被欺辱的苦頭，也一再品到了被寵愛的甜頭。第25節 關仁老師，王老師，一男一女，一高一低，像一對天使，像一個完美的世界，存放在我心的最深處、最暖處。他們使20年前的我留下了一首詩——
我心裡有陽光
來自兩個有性別的太陽
一個是男的，一個是女的
很笨拙的，但很真實。
3?那年那月那三天
這裡指的是兩個時間：一是1978年6月11—13日，二是1981年7月7—9日。前者是初中考高中的日子，後者是高中考大學的日子。兩個日子對我都是非同尋常，有點一錘定音的意味。人生能有幾回搏，說的就是這樣的日子。勝者為王，敗者為寇啊！
把歧視當做動力，發奮讀書，通過優異的成績叫人刮目相看，從而改變受歧視的劣勢地位，這是受歧視者正常的一種反應，一種情況。另一種情況是自暴自棄，破罐子破摔，無所謂，無所求，任歧視自由發展。我當屬於前者，想通過努力把劣勢蓋住的。但是，我們那會兒讀書學習成績是不重要的，考試都是開卷考，好壞很難體現也無人關注。那時候，我們的好壞主要體現在勞動積不積極，好事做得多不多，對老師禮不禮貌等，這些課本之外的東西上。這些東西我都做得很好，小學五年，我當了五年的勞動委員。我待人也特別禮貌，包括現在都是這樣的。到了1977年，天變了，國家恢復了高考，學校也開始要成績了。這時我在讀初二。我讀的是二年制初中，初二就是畢業班。要在以前，像我這種「黑五類」，高中肯定是沒門的。以前讀高中都講推薦，5%的比例，基本是「幹部」子女的特權。但是那一年天變了，上高中要考試，擇優錄取，我的機會就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