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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蘇聯的範圍內所看到的，卻是一種完全不同的變化。那既不是馬克思主義的進化式發展，也不是革命式發展。它是一種逐漸消滅的趨勢。
赫魯雪夫繼承了史達林的職位以後就開始感覺到，恐怖有可能毀壞自己的目標。在暴君的統治下，他和他的同僚們曾經是經常地擔驚受怕，害怕突然地遭到清洗。而且，恐怖也使人們的開創精神受到打擊，這種開創精神正是維持工業的活力和健康所必需的。他和他的同志們並不是要修改馬克思主義，更不是要放棄馬克思主義，因為那是他們的宗教信仰。然而，技術的進步卻迫使他們不得不放鬆現有的暴政，給俄國人民以較多的自由。
到了二十世紀中葉，由於內在的要求，俄國的工業化使它形成了一個由科學家、技術人員、管理人員等等組成的中產階級。象資本主義國家中的情況一樣，這些人享受著高工資的待遇。這對發揮他們的技能是有效用的，因為只有較高的待遇才能起刺激作用。今天，他們當中的一些人每年可掙一百萬盧布（大約兩萬英磅），還有相當的一批人收入為幾千英鎊。這些新貴組成了一個行政和技術的財閥統治集團。不可避免地成了新一代俄國青年崇拜的偶像。
這些年輕人從小受著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教育，與西方的年輕人不同，不可能通過民主制為他們的雄心找到出路。他們所受的訓練，本是以《共產黨宣言》為基礎的，現在，他們也開始考慮自己的口袋了，認為得到的盧布越多越好。這種傾向說明了什麼呢？這並不是對共產主義的背叛，因為在一個警察的國家裡，這是根本不可能的。這只是表現了對“有組織貧窮”的反感，而且，無產階級能發展成為統治階級這一觀念，也隨著消失了。不管俄國人今天所受的教育是怎樣的，人類自然的天性總是扼殺不掉的。群眾中間受過高等教育的那個階層，必將變成新資產階級的溫床，以致最終將要推翻馬克思主義。
艾夫里爾·哈里曼先生和菲茨羅伊·麥克萊恩爵士的看法可以印證這一點。前者發現，在學術界和教育界，有許多人開始對“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化教條”表示懷疑。在大學和較高級的技術學校中，“對共產主義思想存在著一種廣泛地不關心的態度。”“甚至在外交事務上，馬克思主義關於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教條，很難與國外的實際情況相符合，所以，當蘇聯的學生們對共產黨國界外的生活越來越了解時，他們的懷疑也就會不斷增加。” [ 作者註：《與蘇俄和平相處嗎？》，（1960年版），第130-131頁。 ]
菲茨羅伊·麥克萊恩把現階段的蘇聯，與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作了一個比較。那時正是工業革命的第一階段，英國的特點是工業迅速發展，經濟突然擴張，工人遭受犧牲，出現了富有的資產階級。
麥克萊恩當時寫道：“但是，讀者們也許要問，這些富有的人不都是共產黨員嗎？他們不都是信仰世界革命嗎？當然，他們是的。他們是共產黨員，就象維多利亞時代的人都是基督教徒一樣。他們在規定的時間裡參加共產黨的會議，參加有關馬克思列寧主義問題的講座。這和基督教徒星期日到教堂去參加禮拜是完全一樣的。他們信仰世界革命，也象維多利亞時代的人信仰最後審判的結論一樣。他們把馬克思主義原則應用到私人生活中的程度，與維多利亞時代的人把基督教教義應用到私人生活中的程度，大致是相同的。” [ 作者註：《回到波克哈拉》，（1959年版），第62-63頁。 ]
如果這些看法是準確的，而且也沒有理由懷疑它們，那麼就很明顯，技術正使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沒落，而使資本主義思想復甦。當西方國家正在把私人企業轉向國家企業時，蘇聯卻在從國家控制轉向到一種比較自由的社會秩序。這兩種運動能殊途同歸嗎？或者說，它們彼此間要斗個你死我活嗎？ (全書完)
赫魯雪夫繼承了史達林的職位以後就開始感覺到，恐怖有可能毀壞自己的目標。在暴君的統治下，他和他的同僚們曾經是經常地擔驚受怕，害怕突然地遭到清洗。而且，恐怖也使人們的開創精神受到打擊，這種開創精神正是維持工業的活力和健康所必需的。他和他的同志們並不是要修改馬克思主義，更不是要放棄馬克思主義，因為那是他們的宗教信仰。然而，技術的進步卻迫使他們不得不放鬆現有的暴政，給俄國人民以較多的自由。
到了二十世紀中葉，由於內在的要求，俄國的工業化使它形成了一個由科學家、技術人員、管理人員等等組成的中產階級。象資本主義國家中的情況一樣，這些人享受著高工資的待遇。這對發揮他們的技能是有效用的，因為只有較高的待遇才能起刺激作用。今天，他們當中的一些人每年可掙一百萬盧布（大約兩萬英磅），還有相當的一批人收入為幾千英鎊。這些新貴組成了一個行政和技術的財閥統治集團。不可避免地成了新一代俄國青年崇拜的偶像。
這些年輕人從小受著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教育，與西方的年輕人不同，不可能通過民主制為他們的雄心找到出路。他們所受的訓練，本是以《共產黨宣言》為基礎的，現在，他們也開始考慮自己的口袋了，認為得到的盧布越多越好。這種傾向說明了什麼呢？這並不是對共產主義的背叛，因為在一個警察的國家裡，這是根本不可能的。這只是表現了對“有組織貧窮”的反感，而且，無產階級能發展成為統治階級這一觀念，也隨著消失了。不管俄國人今天所受的教育是怎樣的，人類自然的天性總是扼殺不掉的。群眾中間受過高等教育的那個階層，必將變成新資產階級的溫床，以致最終將要推翻馬克思主義。
艾夫里爾·哈里曼先生和菲茨羅伊·麥克萊恩爵士的看法可以印證這一點。前者發現，在學術界和教育界，有許多人開始對“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化教條”表示懷疑。在大學和較高級的技術學校中，“對共產主義思想存在著一種廣泛地不關心的態度。”“甚至在外交事務上，馬克思主義關於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教條，很難與國外的實際情況相符合，所以，當蘇聯的學生們對共產黨國界外的生活越來越了解時，他們的懷疑也就會不斷增加。” [ 作者註：《與蘇俄和平相處嗎？》，（1960年版），第130-131頁。 ]
菲茨羅伊·麥克萊恩把現階段的蘇聯，與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作了一個比較。那時正是工業革命的第一階段，英國的特點是工業迅速發展，經濟突然擴張，工人遭受犧牲，出現了富有的資產階級。
麥克萊恩當時寫道：“但是，讀者們也許要問，這些富有的人不都是共產黨員嗎？他們不都是信仰世界革命嗎？當然，他們是的。他們是共產黨員，就象維多利亞時代的人都是基督教徒一樣。他們在規定的時間裡參加共產黨的會議，參加有關馬克思列寧主義問題的講座。這和基督教徒星期日到教堂去參加禮拜是完全一樣的。他們信仰世界革命，也象維多利亞時代的人信仰最後審判的結論一樣。他們把馬克思主義原則應用到私人生活中的程度，與維多利亞時代的人把基督教教義應用到私人生活中的程度，大致是相同的。” [ 作者註：《回到波克哈拉》，（1959年版），第62-63頁。 ]
如果這些看法是準確的，而且也沒有理由懷疑它們，那麼就很明顯，技術正使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沒落，而使資本主義思想復甦。當西方國家正在把私人企業轉向國家企業時，蘇聯卻在從國家控制轉向到一種比較自由的社會秩序。這兩種運動能殊途同歸嗎？或者說，它們彼此間要斗個你死我活嗎？ (全書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