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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德的一切宣傳都是由東德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一個機構來指揮的。他們在聯邦共和國共有一萬六千名諜報人員，其中幾百人是指揮者。每個月從東德運往西德的宣傳小冊子，在1957年為三十二萬份，現在增加到一千二百萬份。東德現有四十五家無線電廣播站，收看他們的電視節目的西德觀眾，比東德的人口還要多。共產黨還在西德印刷了大量不合法的報紙雜誌，包括有十一種地方報紙，一百多種工人報紙和二十五份雜誌。” [ 作者註：見：《共產黨在西德的宣傳》。 ]
此外，西德國防部還說，東德每年用於對西德宣傳的費用是八十四億馬克（大約是七億英鎊）。在西德和中立國家中有六十三個共產黨派，每一個都是一支活躍的第五縱隊。另外，還有幾百個外圍集團，由十五個親共的世界組織來指導，而它們則是受設在布拉格的一個中央機構控制的。這個中央機構也許可以被認為是第三國際的繼承者。 [ 作者註：倫敦：《泰晤士報》，1966年10月7日。 ] 這就是赫魯雪夫“和平共處”的另一面。
想要應付蘇聯的挑戰，民主國家必須認清他們目前所面臨的問題。這個問題與以往的國際貿易競爭在性質上完全不同。國際貿易競爭的目的純粹是經濟性的。今天，他們所面臨的卻是一種採取軍事路線的經濟鬥爭。這種鬥爭的目的具有革命性，而在這種鬥爭中，貿易就代表著武力。就目前情形來看，它們在經濟上可以說是亂七八糟。既不團結也不合作，到處都是關稅和限額的障礙，每日都在相互爭奪市場。在當前面臨的這種經濟狀況下，他們這樣地對立和分裂，實際上就等於是一場經濟性的內戰。
除非採用一種新的交換方法，那就是不受貿易繁榮和衰落的影響，不受硬軟貨幣和償付平衡等因素的影響，否則，西方經濟是不可能整合的。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取消金本位，改以生產作為財富的基礎。這一點，正如我們已經知道的，希特勒早在二十年代中期就已經注意到了。他曾採用一種片面性的易貨制度，以阻止德國貨幣的貶值。
列寧在他的時代中也對這一點有所認識。據凱恩斯勳爵的記載，列寧曾說：“消滅資本主義制度的最好方法就是它的貨幣貶值。”凱恩斯評論說：“列寧是極為正確的。要推翻現有社會的基礎，沒有比使貨幣貶值的方法更微妙、更確實的手段了。這種手段使經濟規律中的一切潛伏力量都將用於毀滅方面，但是，在一百萬人當中難得有一個人了解這一方式。” [ 作者註：《和約的經濟後果》，第220-221頁。 ]
列寧採取的國家資本主義是不受金融操縱所影響的，實際上也與外匯的漲落不發生關係。資本主義制度中的一個根本的矛盾，並不是它使富人更富，窮人更窮，而是這一制度本身有使自己崩潰的毒菌，它周期地使一個國家接著一個國家陷入嚴重的金融危機之中，從而毀壞了他們的經濟基礎。只有根除這些毒菌，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才能穩定地結合起來，他們之間的政治聯合才能真正形成起來。如果這些分析是對的，那麼西方的自救機會也就完全掌握在他們自己於中。如果他們不能自救，那麼，到1970年時，也許正如赫魯雪夫斷言的那樣，他們會自己莫名其妙地在自己的死刑判決書上簽字。
五、 技術對社會生活的影響
馬克思對於社會史的唯一貢獻，就是說明了“生產關係”隨著“生產力”的變化而變化。這就是說，由於技術有了變化，社會本身也會發生變化。但是，在發生這種變化時，並不象馬克思所假定的那樣，在社會各階級之間將產生一種階級鬥爭，而是新社會的新興制度和舊社會的現存制度之間的鬥爭。
當工業革命第一次對社會生活產生影響時，所有西方民族的社會制度，大體上都是相似的。它們代表著一種成熟的農業文明。但是在今天，它們不再是這樣的了。在西方，我們看到了一個自由的社會；而在東方，卻是一種受國家嚴格控制的社會。西方工業化的影響，是遵循著一條演進的路線發展的，所以，生產力的增加也逐漸帶來了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在蘇聯，儘管它有大量的生產力，但因為它的革命性經濟政策是以“有組織的貧窮”為基礎的，所以大部分人民的生活水平都受到了人為的限制。此外，共產主義對中國的影響使這個問題變得更複雜了。今天的中國正處在蘇聯產生之前的那個階段。
自從本世紀開始以來，特別是到了今天，在美國，工業的進展並沒有象馬克思所斷言的那樣，使富者越富，貧者越貧，而是恰好相反，變成了富者越貧，貧者越富。在大不列顛和西歐，情況也基本如此，只不過是程度上略有差異而已。勞動階級的收入穩步地提高了，而富人的收入卻在下降。在美國，有許多工人的收入都已達到了中產階級的標推。而且，這種財富分配趨勢，並沒有停止下來的跡象。在可以預見的未來時期，貧窮將會徹底地被消除，首先是在美國，然後便是在西歐。隨著貧窮的消滅，馬克思的無產階級觀念也就消失了。而這一觀念，正是馬克思所假定的經濟秩序的基礎。
與這種非馬克思主義的演進相配合的，是國家企業的發展。這在美國新政時期已經是很明顯了。現在，不僅是在美國，而且在西歐，這種發展都在加速前進。這是因為，許多工業的財政負擔在不斷增長，私人企業無力承擔，因而必須由政府來負責。同時，西方各國政府還不得不維持巨大的平時軍備開支，以及許多與國防有關的科學研究機構。所以，今天的趨勢是擴大國營企業，而縮小私人企業。這兩種演進的變化，一方面是貧窮的消滅，另一方面是國家控制的發展。同時，由於技術在日新月異地發展，這種演進又逐漸地加快了速度。
此外，西德國防部還說，東德每年用於對西德宣傳的費用是八十四億馬克（大約是七億英鎊）。在西德和中立國家中有六十三個共產黨派，每一個都是一支活躍的第五縱隊。另外，還有幾百個外圍集團，由十五個親共的世界組織來指導，而它們則是受設在布拉格的一個中央機構控制的。這個中央機構也許可以被認為是第三國際的繼承者。 [ 作者註：倫敦：《泰晤士報》，1966年10月7日。 ] 這就是赫魯雪夫“和平共處”的另一面。
想要應付蘇聯的挑戰，民主國家必須認清他們目前所面臨的問題。這個問題與以往的國際貿易競爭在性質上完全不同。國際貿易競爭的目的純粹是經濟性的。今天，他們所面臨的卻是一種採取軍事路線的經濟鬥爭。這種鬥爭的目的具有革命性，而在這種鬥爭中，貿易就代表著武力。就目前情形來看，它們在經濟上可以說是亂七八糟。既不團結也不合作，到處都是關稅和限額的障礙，每日都在相互爭奪市場。在當前面臨的這種經濟狀況下，他們這樣地對立和分裂，實際上就等於是一場經濟性的內戰。
除非採用一種新的交換方法，那就是不受貿易繁榮和衰落的影響，不受硬軟貨幣和償付平衡等因素的影響，否則，西方經濟是不可能整合的。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取消金本位，改以生產作為財富的基礎。這一點，正如我們已經知道的，希特勒早在二十年代中期就已經注意到了。他曾採用一種片面性的易貨制度，以阻止德國貨幣的貶值。
列寧在他的時代中也對這一點有所認識。據凱恩斯勳爵的記載，列寧曾說：“消滅資本主義制度的最好方法就是它的貨幣貶值。”凱恩斯評論說：“列寧是極為正確的。要推翻現有社會的基礎，沒有比使貨幣貶值的方法更微妙、更確實的手段了。這種手段使經濟規律中的一切潛伏力量都將用於毀滅方面，但是，在一百萬人當中難得有一個人了解這一方式。” [ 作者註：《和約的經濟後果》，第220-221頁。 ]
列寧採取的國家資本主義是不受金融操縱所影響的，實際上也與外匯的漲落不發生關係。資本主義制度中的一個根本的矛盾，並不是它使富人更富，窮人更窮，而是這一制度本身有使自己崩潰的毒菌，它周期地使一個國家接著一個國家陷入嚴重的金融危機之中，從而毀壞了他們的經濟基礎。只有根除這些毒菌，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才能穩定地結合起來，他們之間的政治聯合才能真正形成起來。如果這些分析是對的，那麼西方的自救機會也就完全掌握在他們自己於中。如果他們不能自救，那麼，到1970年時，也許正如赫魯雪夫斷言的那樣，他們會自己莫名其妙地在自己的死刑判決書上簽字。
五、 技術對社會生活的影響
馬克思對於社會史的唯一貢獻，就是說明了“生產關係”隨著“生產力”的變化而變化。這就是說，由於技術有了變化，社會本身也會發生變化。但是，在發生這種變化時，並不象馬克思所假定的那樣，在社會各階級之間將產生一種階級鬥爭，而是新社會的新興制度和舊社會的現存制度之間的鬥爭。
當工業革命第一次對社會生活產生影響時，所有西方民族的社會制度，大體上都是相似的。它們代表著一種成熟的農業文明。但是在今天，它們不再是這樣的了。在西方，我們看到了一個自由的社會；而在東方，卻是一種受國家嚴格控制的社會。西方工業化的影響，是遵循著一條演進的路線發展的，所以，生產力的增加也逐漸帶來了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在蘇聯，儘管它有大量的生產力，但因為它的革命性經濟政策是以“有組織的貧窮”為基礎的，所以大部分人民的生活水平都受到了人為的限制。此外，共產主義對中國的影響使這個問題變得更複雜了。今天的中國正處在蘇聯產生之前的那個階段。
自從本世紀開始以來，特別是到了今天，在美國，工業的進展並沒有象馬克思所斷言的那樣，使富者越富，貧者越貧，而是恰好相反，變成了富者越貧，貧者越富。在大不列顛和西歐，情況也基本如此，只不過是程度上略有差異而已。勞動階級的收入穩步地提高了，而富人的收入卻在下降。在美國，有許多工人的收入都已達到了中產階級的標推。而且，這種財富分配趨勢，並沒有停止下來的跡象。在可以預見的未來時期，貧窮將會徹底地被消除，首先是在美國，然後便是在西歐。隨著貧窮的消滅，馬克思的無產階級觀念也就消失了。而這一觀念，正是馬克思所假定的經濟秩序的基礎。
與這種非馬克思主義的演進相配合的，是國家企業的發展。這在美國新政時期已經是很明顯了。現在，不僅是在美國，而且在西歐，這種發展都在加速前進。這是因為，許多工業的財政負擔在不斷增長，私人企業無力承擔，因而必須由政府來負責。同時，西方各國政府還不得不維持巨大的平時軍備開支，以及許多與國防有關的科學研究機構。所以，今天的趨勢是擴大國營企業，而縮小私人企業。這兩種演進的變化，一方面是貧窮的消滅，另一方面是國家控制的發展。同時，由於技術在日新月異地發展，這種演進又逐漸地加快了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