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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政策與冷戰
我們所講的“冷戰”是什麼意思呢？早在1651年，托馬斯·霍布斯在他的《利維坦》（即《巨靈》）一書的第十三章中，就給我們做出了答案。
他說，“戰爭所包括的，不僅僅是會戰，或者是戰鬥的行動，而且，它還代表著一段時間。在這段時間內，雙方都顯示出足夠的作戰意志。因此，在研究戰爭的特性時，時間的觀念是必須要考慮的，這如同時間在天氣的性質中一樣。惡劣的天氣不僅是指一兩次陣雨，而且在幾天之前就有變化的趨勢。所以，戰爭的特性，不僅包括實際的戰鬥，而且也包括戰前的一切準備。此外的時間才是和平。”
今天，與霍布斯時代的唯一區別，就是戰鬥的部署已經深入到了精神領域和經濟領域。霍布斯一定已經意識到，它們正是武力衝突的基礎。在冷戰中，武力鬥爭只是受到限制，而不是完全被排除乾。但是，冷戰的主要目標是要破壞敵人的權力基礎。基礎破壞得越嚴重，它上面的建築物也就越容易倒塌。或者說，只須用不大的外力，就可以把這建築物推倒。這裡並沒有什麼新奇的思想，只用一個簡單的例子就能講清楚。一座用城牆圍起來的城市，對它的進攻可以採取三種方法：一是摧毀它的城牆；二是設法餓死它的守衛部隊，這就是經濟性的進攻；三是用顛覆的手段，這就是精神上的進攻。在火藥尚未發明以前，城牆很難被攻破，因此，通常採用的是第二、第三兩種方法。今夭，在核武器時代，因為突破進攻將會使雙方同遭毀滅，所以，第二、第三種方法又會重新被人們重視。
列寧，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和平談判中，曾是很重視這一點的。當時，他的人民在挨餓，他的追隨者分散了，他的軍隊也軟弱無力。自從那時以後，蘇聯雖然變成了世界上的第二大工業國和最大的軍事國。但是，由於核武器而造成的軍事對峙，冷戰大概仍要繼續下去，直到惡劣的政治氣候結束為止。這個結論是說，東方和西方之間衝突的本質，是一種思想上的鬥爭。這與那些引起美國內戰的原因極為相似。林肯給他的同胞留下的著名警告，對當前的世界仍然適用。今天，我們可以把他的話改述如下：“一個自己分裂開來的世界是站不住的。它不能永遠地忍受一半奴役、一半自由的局面。我們並不期望這個世界崩潰，但我們期望它不再被分裂。它不是這樣，就是那樣。”那麼它又是什麼樣呢？這一答案要根據雙方的政策來決定。
民主國家與蘇聯在政策上的基本差異，就是雙方對於和平的看法各有不同。一種認為，戰爭的結束就是和平的開始；而另一種認為，和平是戰爭的一種繼續，此時，除了實際的戰鬥之外，其他手段仍然繼續使用。一種認為，在和平時期，國際爭論可以通過協商來解決；而另一種則認為，協商只能加劇爭論。在民主國家中，政府是以集體主義、人民的投票和群眾的意見為基礎的；而蘇維埃政府則是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維持著一個人或小部分政治寡頭的權威。所以。後者很容易採用一種永久性的戰爭體制。在這個體制中，領導是至高無上的，政策幾乎不受公眾輿論的影響，紀律森嚴，嚴守秘密；而在民主國家中，除非是處在戰爭時期，否則，這些事情幾乎是絕對做不到的。這樣一來，民主國家倒是很象一群烏合之眾，面對一支紀律嚴明的軍隊。所以，它們在蘇維埃權力面前，總是退縮，害怕利用蘇維埃的困難，他們所採取的行動，與民主制的雅典面臨馬其頓專制君主腓力的威脅時所採取的行動是完全一樣的。
狄莫西尼斯曾大聲疾呼說，“所以，只要聽到腓力在切爾松斯，你們就會投票同意到那裡去遠征；如果他在塞爾莫皮萊，你們又會投票向那裡遠征。要是他在其他別的什麼地方，你們也會前前後後跟著他轉的。你們是根據他的行蹤而下達前進命令的，自己從來不擬定作戰計劃；在得知一些事情已經發生或正在發生之前，從來不對將會發生的事情作出預見。……我的任務並不是要推測未來將會發生什麼，但是肯定地說，如果你不面對現實，不去盡到自己的職責，那就無疑地將會帶來災難。” [ 作者註：《第一次抨擊》，第41，47和50頁。 ]
基辛格說得很對，“……企圖以‘普通’的外交方法來對待一個革命的權力，從根本上說來是徒勞的。”民主國家應該懂得，正如克勞塞維茨所堅持認為的那樣，一個政治家的最有決定性意義的判斷，“是正確地認識他所從事的戰爭。”我們現在所生活的這個時代，有一種經常性的緊急情況。和平時期也是一樣。克勞塞維茨接著說：“他不應該把那種不符合當時情況的戰爭看作是他應該從事的戰爭，也不應該想使他所從事的戰爭成為那樣的戰爭。” [ 作者註：參見本書第4章第5節。 ] 對於自由世界來說，遺憾的是，自1945年以來，它的政治家們都是如此。
他們應該看到，只要俄國人繼續相信世界革命是由歷史註定的，就不可能有妥協。所以，他們應該象避免瘟疫一樣避免一切會議，這不僅因為會議將為共產黨提供最好的宣傳機會，而且正如馬達萊加先生指出的那樣：我們同意與那些反對自由的人舉行談判，……也就是放棄了我們自己的第一道防線，東歐人用來交換的，是一種根本不是和平的和平 [ 作者註：《神殿的崩潰》，（1960年版），第91、92頁。 ] 。
我們所講的“冷戰”是什麼意思呢？早在1651年，托馬斯·霍布斯在他的《利維坦》（即《巨靈》）一書的第十三章中，就給我們做出了答案。
他說，“戰爭所包括的，不僅僅是會戰，或者是戰鬥的行動，而且，它還代表著一段時間。在這段時間內，雙方都顯示出足夠的作戰意志。因此，在研究戰爭的特性時，時間的觀念是必須要考慮的，這如同時間在天氣的性質中一樣。惡劣的天氣不僅是指一兩次陣雨，而且在幾天之前就有變化的趨勢。所以，戰爭的特性，不僅包括實際的戰鬥，而且也包括戰前的一切準備。此外的時間才是和平。”
今天，與霍布斯時代的唯一區別，就是戰鬥的部署已經深入到了精神領域和經濟領域。霍布斯一定已經意識到，它們正是武力衝突的基礎。在冷戰中，武力鬥爭只是受到限制，而不是完全被排除乾。但是，冷戰的主要目標是要破壞敵人的權力基礎。基礎破壞得越嚴重，它上面的建築物也就越容易倒塌。或者說，只須用不大的外力，就可以把這建築物推倒。這裡並沒有什麼新奇的思想，只用一個簡單的例子就能講清楚。一座用城牆圍起來的城市，對它的進攻可以採取三種方法：一是摧毀它的城牆；二是設法餓死它的守衛部隊，這就是經濟性的進攻；三是用顛覆的手段，這就是精神上的進攻。在火藥尚未發明以前，城牆很難被攻破，因此，通常採用的是第二、第三兩種方法。今夭，在核武器時代，因為突破進攻將會使雙方同遭毀滅，所以，第二、第三種方法又會重新被人們重視。
列寧，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和平談判中，曾是很重視這一點的。當時，他的人民在挨餓，他的追隨者分散了，他的軍隊也軟弱無力。自從那時以後，蘇聯雖然變成了世界上的第二大工業國和最大的軍事國。但是，由於核武器而造成的軍事對峙，冷戰大概仍要繼續下去，直到惡劣的政治氣候結束為止。這個結論是說，東方和西方之間衝突的本質，是一種思想上的鬥爭。這與那些引起美國內戰的原因極為相似。林肯給他的同胞留下的著名警告，對當前的世界仍然適用。今天，我們可以把他的話改述如下：“一個自己分裂開來的世界是站不住的。它不能永遠地忍受一半奴役、一半自由的局面。我們並不期望這個世界崩潰，但我們期望它不再被分裂。它不是這樣，就是那樣。”那麼它又是什麼樣呢？這一答案要根據雙方的政策來決定。
民主國家與蘇聯在政策上的基本差異，就是雙方對於和平的看法各有不同。一種認為，戰爭的結束就是和平的開始；而另一種認為，和平是戰爭的一種繼續，此時，除了實際的戰鬥之外，其他手段仍然繼續使用。一種認為，在和平時期，國際爭論可以通過協商來解決；而另一種則認為，協商只能加劇爭論。在民主國家中，政府是以集體主義、人民的投票和群眾的意見為基礎的；而蘇維埃政府則是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維持著一個人或小部分政治寡頭的權威。所以。後者很容易採用一種永久性的戰爭體制。在這個體制中，領導是至高無上的，政策幾乎不受公眾輿論的影響，紀律森嚴，嚴守秘密；而在民主國家中，除非是處在戰爭時期，否則，這些事情幾乎是絕對做不到的。這樣一來，民主國家倒是很象一群烏合之眾，面對一支紀律嚴明的軍隊。所以，它們在蘇維埃權力面前，總是退縮，害怕利用蘇維埃的困難，他們所採取的行動，與民主制的雅典面臨馬其頓專制君主腓力的威脅時所採取的行動是完全一樣的。
狄莫西尼斯曾大聲疾呼說，“所以，只要聽到腓力在切爾松斯，你們就會投票同意到那裡去遠征；如果他在塞爾莫皮萊，你們又會投票向那裡遠征。要是他在其他別的什麼地方，你們也會前前後後跟著他轉的。你們是根據他的行蹤而下達前進命令的，自己從來不擬定作戰計劃；在得知一些事情已經發生或正在發生之前，從來不對將會發生的事情作出預見。……我的任務並不是要推測未來將會發生什麼，但是肯定地說，如果你不面對現實，不去盡到自己的職責，那就無疑地將會帶來災難。” [ 作者註：《第一次抨擊》，第41，47和50頁。 ]
基辛格說得很對，“……企圖以‘普通’的外交方法來對待一個革命的權力，從根本上說來是徒勞的。”民主國家應該懂得，正如克勞塞維茨所堅持認為的那樣，一個政治家的最有決定性意義的判斷，“是正確地認識他所從事的戰爭。”我們現在所生活的這個時代，有一種經常性的緊急情況。和平時期也是一樣。克勞塞維茨接著說：“他不應該把那種不符合當時情況的戰爭看作是他應該從事的戰爭，也不應該想使他所從事的戰爭成為那樣的戰爭。” [ 作者註：參見本書第4章第5節。 ] 對於自由世界來說，遺憾的是，自1945年以來，它的政治家們都是如此。
他們應該看到，只要俄國人繼續相信世界革命是由歷史註定的，就不可能有妥協。所以，他們應該象避免瘟疫一樣避免一切會議，這不僅因為會議將為共產黨提供最好的宣傳機會，而且正如馬達萊加先生指出的那樣：我們同意與那些反對自由的人舉行談判，……也就是放棄了我們自己的第一道防線，東歐人用來交換的，是一種根本不是和平的和平 [ 作者註：《神殿的崩潰》，（1960年版），第91、92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