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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這幾段話，就是舍伍德在他編的《白宮文件》中所引用的。
“戰後，俄國人在歐洲將處於主要地位。由於德國的崩潰，在歐洲不可能有其他的勢力與俄國巨大的軍事力量相抗衡。誠然，英國正在地中海建立它的地位，想形成與俄國對峙的局面，以便在歐洲維持權力的平衡。然而，除非英國能獲得其他方面的支援，否則它是抵抗不了俄國的。”
“通過上述的分析，結論是明顯的。因為俄國在戰爭中是具有決定性的因素，所以應對它進行全力的支援，並且要盡一切努力獲得它的友誼。同樣，因為軸心國失敗以後，毫無疑問它將主宰歐洲，所以發展和維持與俄國的友好關係更為必要。”
“最後，在對俄關係中，美國還須考慮一個最重要的因素，即在太平洋方向進行戰爭。在太平洋戰爭中，如果有俄國作為同盟者來對抗日本，那麼，戰爭就有指望早日結束，而且也可以少消耗一些人力與物力資源；如果不是這樣。那麼結果就將是適得其反了。假使俄國人在太平洋戰爭中採取—種不友好的或是消極的態度，那時戰爭中的困難將會無止境地增加，甚至還有可能使作戰流產。” [ 作者註：《白宮文件》，第2卷第744-745頁。 ]
不管這些思想是從哪裡來的，它們與羅斯福的“靈感”卻是一拍即合。它們暗示著一種超級的安撫政策。這與在慕尼黑時的情形完全不同，那時是兩個缺乏準備的國家，面臨著一個有較好準備的國家。而現在，則是世界上兩個最強大的工業國家，它們的軍事力量已發展到最高峰，而所面對的，正是一個不可信賴的夥伴，因為經過兩年的艱苦戰爭以後，這位夥伴的實力已經大大地削弱了，幾乎完全依靠盟國的援助才能維持它在戰場上的軍隊。實際上，在1943年8月，俄國的地位與霍普金斯在文件中所指的情況恰好完全相反。
羅斯福總統盲目地接受這種順從政策是可以理解的，而邱吉爾沒有立即表示反對，卻很令人費解。1942年10月21日，邱吉爾曾告訴他的外交大臣說：“如果俄國的野蠻主義破壞了許多歐洲古國的文化和獨立，那將是無法估量的災難。” [ 作者註：《第二次世界大戰》，第4卷第504頁。 ] 然而，就在三個月之後，他卻從卡薩布蘭卡飛往阿達納，去勸說土耳其的首腦沙拉柯格魯先生加入戰爭。他所持的理由，也是說俄國人的意圖是和平而且友善的。如果他認為俄國人將要吞併德國，那他“也不會和俄國人交朋友。” [ 作者註：同上，第4卷第635-636頁。 ]
在魁北克會議之後，巴爾幹問題開始充塞著邱吉爾的頭腦。他說，他從來沒想到要派一支軍隊 [ 作者註：同上，第5卷第114、187、324頁。 ] 進入到巴爾幹地區，也從來沒打算要阻止俄軍的占領。就在9月間，他還派了下議院議員F.麥克萊恩率領一個代表團前在南斯拉夫。當時邱吉爾告訴麥克萊恩說：“只要整個西方文明還受到納粹的威脅，我們就要集中注意力，考慮眼前的問題，不要去為考慮長遠的政策而分散精力。我們對於我們的同盟國蘇聯是應該忠實的，正象我們希望他們對我們一樣忠實……，政治上的考慮是次要的。” [ 作者註：轉引自F.麥克萊恩著《東方路線》，（195O年版），第281頁。 ] 然而，由於邱吉爾不斷地提到巴爾幹，這給美國的參謀首長們帶來了驚慌。據舍伍德說：在1943年11月底德黑蘭會議之前，“他們自己就在準備如何對付邱吉爾……在這場鬥爭中，美國和俄國形成了統一的戰線。” [ 作者註：《白宮文件》，第2卷，第770頁。 ] 所以，出賣歐洲的主要責任應該由美國總統和他的顧問們來承擔。 [ 作者註：雖然科德爾·赫爾是國務卿，但因為他被認為是反俄的。因此實際上是霍普金斯代替了他的職務而出席德黑蘭會議的。 ]
在德黑蘭會議上，討論的主要問題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大君主”和“鐵砧”向題。史達林說，在所有的軍事問題中，“大君主”是最重要而且具有決定性的；“鐵砧”可以作為“大君主”作戰的前奏，或是與之同時進行。至於邱吉爾的取道盧布爾雅那隘道而進入維也納的建議，以及任何在巴爾幹或土耳其的冒險，史達林都表示堅決反對。
（2）波蘭問題。邱吉爾說：“沒有比俄國西部邊界的安全更加重要的問題了”。所以，波蘭應該放棄它在“奎權線”以東的所有領土，而西移到德國去。“如果波蘭觸怒了某些德國人，那是沒有辦法的事。” [ 作者註：《第二次世界大戰》．第5卷第319頁。 ] 同時，要割讓一部分德國的領土，雖然這意味著有九百萬到一千萬的人要搬家，但是他並不感到傷心。這些建議取消了“大西洋憲章”和1939年英國對波蘭的保證。
（3）巴爾幹問題。邱吉爾強調巴爾幹問題的重要性，並且主張支持南斯拉夫的狄托游擊隊，對於反對布爾什維克的米赫羅維奇地區則不給予援助。這一提議得到了大家一致的同意，並於12月初開始執行 [ 作者註：四個月之後，邱吉爾在給他的外交大臣的一封信中說：“自從我們在開羅討論了這些事情之後，我們看到了莊嚴的俄國使團進入了狄托的總部。毫無疑問，俄國人將會把共產黨狄托統治下的南斯拉夫趕向前走，並將斥責一切相反的做法為‘非民主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第5卷第422頁。 ] 。
“戰後，俄國人在歐洲將處於主要地位。由於德國的崩潰，在歐洲不可能有其他的勢力與俄國巨大的軍事力量相抗衡。誠然，英國正在地中海建立它的地位，想形成與俄國對峙的局面，以便在歐洲維持權力的平衡。然而，除非英國能獲得其他方面的支援，否則它是抵抗不了俄國的。”
“通過上述的分析，結論是明顯的。因為俄國在戰爭中是具有決定性的因素，所以應對它進行全力的支援，並且要盡一切努力獲得它的友誼。同樣，因為軸心國失敗以後，毫無疑問它將主宰歐洲，所以發展和維持與俄國的友好關係更為必要。”
“最後，在對俄關係中，美國還須考慮一個最重要的因素，即在太平洋方向進行戰爭。在太平洋戰爭中，如果有俄國作為同盟者來對抗日本，那麼，戰爭就有指望早日結束，而且也可以少消耗一些人力與物力資源；如果不是這樣。那麼結果就將是適得其反了。假使俄國人在太平洋戰爭中採取—種不友好的或是消極的態度，那時戰爭中的困難將會無止境地增加，甚至還有可能使作戰流產。” [ 作者註：《白宮文件》，第2卷第744-745頁。 ]
不管這些思想是從哪裡來的，它們與羅斯福的“靈感”卻是一拍即合。它們暗示著一種超級的安撫政策。這與在慕尼黑時的情形完全不同，那時是兩個缺乏準備的國家，面臨著一個有較好準備的國家。而現在，則是世界上兩個最強大的工業國家，它們的軍事力量已發展到最高峰，而所面對的，正是一個不可信賴的夥伴，因為經過兩年的艱苦戰爭以後，這位夥伴的實力已經大大地削弱了，幾乎完全依靠盟國的援助才能維持它在戰場上的軍隊。實際上，在1943年8月，俄國的地位與霍普金斯在文件中所指的情況恰好完全相反。
羅斯福總統盲目地接受這種順從政策是可以理解的，而邱吉爾沒有立即表示反對，卻很令人費解。1942年10月21日，邱吉爾曾告訴他的外交大臣說：“如果俄國的野蠻主義破壞了許多歐洲古國的文化和獨立，那將是無法估量的災難。” [ 作者註：《第二次世界大戰》，第4卷第504頁。 ] 然而，就在三個月之後，他卻從卡薩布蘭卡飛往阿達納，去勸說土耳其的首腦沙拉柯格魯先生加入戰爭。他所持的理由，也是說俄國人的意圖是和平而且友善的。如果他認為俄國人將要吞併德國，那他“也不會和俄國人交朋友。” [ 作者註：同上，第4卷第635-636頁。 ]
在魁北克會議之後，巴爾幹問題開始充塞著邱吉爾的頭腦。他說，他從來沒想到要派一支軍隊 [ 作者註：同上，第5卷第114、187、324頁。 ] 進入到巴爾幹地區，也從來沒打算要阻止俄軍的占領。就在9月間，他還派了下議院議員F.麥克萊恩率領一個代表團前在南斯拉夫。當時邱吉爾告訴麥克萊恩說：“只要整個西方文明還受到納粹的威脅，我們就要集中注意力，考慮眼前的問題，不要去為考慮長遠的政策而分散精力。我們對於我們的同盟國蘇聯是應該忠實的，正象我們希望他們對我們一樣忠實……，政治上的考慮是次要的。” [ 作者註：轉引自F.麥克萊恩著《東方路線》，（195O年版），第281頁。 ] 然而，由於邱吉爾不斷地提到巴爾幹，這給美國的參謀首長們帶來了驚慌。據舍伍德說：在1943年11月底德黑蘭會議之前，“他們自己就在準備如何對付邱吉爾……在這場鬥爭中，美國和俄國形成了統一的戰線。” [ 作者註：《白宮文件》，第2卷，第770頁。 ] 所以，出賣歐洲的主要責任應該由美國總統和他的顧問們來承擔。 [ 作者註：雖然科德爾·赫爾是國務卿，但因為他被認為是反俄的。因此實際上是霍普金斯代替了他的職務而出席德黑蘭會議的。 ]
在德黑蘭會議上，討論的主要問題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大君主”和“鐵砧”向題。史達林說，在所有的軍事問題中，“大君主”是最重要而且具有決定性的；“鐵砧”可以作為“大君主”作戰的前奏，或是與之同時進行。至於邱吉爾的取道盧布爾雅那隘道而進入維也納的建議，以及任何在巴爾幹或土耳其的冒險，史達林都表示堅決反對。
（2）波蘭問題。邱吉爾說：“沒有比俄國西部邊界的安全更加重要的問題了”。所以，波蘭應該放棄它在“奎權線”以東的所有領土，而西移到德國去。“如果波蘭觸怒了某些德國人，那是沒有辦法的事。” [ 作者註：《第二次世界大戰》．第5卷第319頁。 ] 同時，要割讓一部分德國的領土，雖然這意味著有九百萬到一千萬的人要搬家，但是他並不感到傷心。這些建議取消了“大西洋憲章”和1939年英國對波蘭的保證。
（3）巴爾幹問題。邱吉爾強調巴爾幹問題的重要性，並且主張支持南斯拉夫的狄托游擊隊，對於反對布爾什維克的米赫羅維奇地區則不給予援助。這一提議得到了大家一致的同意，並於12月初開始執行 [ 作者註：四個月之後，邱吉爾在給他的外交大臣的一封信中說：“自從我們在開羅討論了這些事情之後，我們看到了莊嚴的俄國使團進入了狄托的總部。毫無疑問，俄國人將會把共產黨狄托統治下的南斯拉夫趕向前走，並將斥責一切相反的做法為‘非民主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第5卷第422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