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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伊姆·巴列夫將軍在戰爭中顯示出是一個穩健、可靠而能幹的指揮官，全憑他的個人權威、通情達理的態度和指揮能力，才控制了南部軍區在指揮上潛在的不穩定因素。他處理南部軍區問題的沉著冷靜，充分說明了他的為人，一個能在危急時刻保持堅強意志的領導人。
總之，不能讓對戰爭各方面的批評掩蓋這樣一個事實，即以色列武裝部隊贏得了他們歷史上最驚人的勝利；只要以軍及時進行動員，阿拉伯人的進攻一開始就會被粉碎，上述以色列領導和軍隊的一切錯誤也就不值一提。阿拉伯人是在最有利的條件下發動進攻的。它以一支規模大致相當於北約駐歐總兵力的部隊，對一個人民毫無準備、軍隊沒有被動員的小國發動了突然襲擊。阿拉伯方面的大量裝甲部隊向以色列軍隊猛撲過來，它們得到蘇聯所掌握的全部技術的支持，並且知道蘇聯的大規模海運和空運已準備好在戰爭爆發後立即啟運。儘管如此，以色列人民和軍隊進行了一次歷史上最令人難忘的動員，他們從祈禱中沖向戰場，進行了英勇卓絕的保衛戰，並在第三天便轉入了反攻。在迅速進行總動員的同時，全國藉助於原有的組織成功地繼續工作，工業生產保持在戰前水平的70%，人民生活十分正常。天空沒有敵人的飛機。
在以色列回擊蘇聯支持的阿拉伯軍隊時，和以軍處在同一陰影下的西方世界軍隊，除少數外，多數持膽小怕事和自私自利的態度。這充分表明，如果蘇聯決定出動其歐洲最近基地的部隊，西方世界將會作出什麼樣的反應。從許多方面看，以軍官兵們不僅僅是為了以色列的生存與自由而戰。只有美國深知以色列的這場鬥爭的意義。因為採取了勇敢和毫不含糊地支持以色列的立場，美國在阿拉伯世界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而西歐國家由於對阿拉伯酋長們卑躬屈膝卻暴露了它們是一個軟弱渙散、四分五裂的共同體。這真是咄咄怪事。
那些有過錯的人不能逃脫歷史的譴責——由於他們的失誤而付出的代價，至今還沒有完全償還。由於這些錯誤，以色列喪失了它在歷史上獨特的、有助於將來談判的實力地位。它很可能不得不再次付出更為重大的代價。但是，對那些可能遭到責備的人，在以色列國防軍於難以置信的惡劣條件下，所取得的驚人勝利中，不給予他們一份應得的榮譽，也是錯誤的。總之，榮譽歸於司令官們，軍官們和士兵們，正是他們確確實實地遏止了進攻軍隊的挺進，表現了無私無畏的英勇精神，拯救了國家，使軍隊走向了勝利。
如果以色列國防軍早作動員並早有準備，本來會使阿拉伯軍隊遭到極為可恥的失敗的。然而戰後卻出現了這樣的悲劇性情況：阿拉伯軍隊竟把他們初戰獲勝說成是重大勝利，而事實上只是由於蘇聯和安全理事會的干預，才把他們從全面失敗中解救了出來。現在，危險在於他們不會從戰爭中吸取正確的教訓和得出正確的結論，他們被想像中的勝利狂歡沖昏了頭腦。除非有一個明智的領導，使阿拉伯世界採取一種新的冷靜態度，不然，這種狂喜就會孕育未來衝突的種子。
然而，贖罪日戰爭的影響所及不僅僅是埃及、敘利亞和以色列，而是要廣泛得多的社會。達揚將軍曾說道，中東戰爭的鑰匙在蘇聯人手中，而中東和平的鑰匙則掌握在美國人手中。六日戰爭後作出的這個論斷，迄今都是正確的。如果說從分析導致戰爭的事件中，更確切點說，從分析六日戰爭和贖罪日戰爭之間那幾年所發生的事件中，可以得出什麼明確結論的話，那就是蘇聯在為中東戰爭創造條件上發揮了主導作用。它的目標，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都不是為了支持或反對這一地區的特定一方，而是其全球戰略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中東國家重要的地理政治位置，蘇聯幾世紀來一直在凱覦的地中海，在蘇中鬥爭中具有重要意義的地中海和印度洋之間的重要通道——蘇伊士運河，中東的尤其是波斯灣的石油供應，所有這一切，使中東成為蘇聯生命悠關的地區。如果再加上以下事實，即蘇聯與中東國家(其中一個是北約成員國)接壤，以及在贖罪日戰爭期間和以後阿拉伯國家曾在蘇聯的鼓動下實施石油禁運，那麼這一地區對蘇聯的價值無論怎樣強調也不會過分。
據納賽爾本人承認，蘇聯在導致六日戰爭，在利用戰敗來加強它對阿拉伯世界的控制，以及在勸告埃及人不要與以色列進行任何和解，並全力支持埃及重建武裝力量，使他們能再次進行戰爭等方面，都起了主要作用。研究中東事態發展的學者會不斷地注意到，只要出現有利於和解與和平的呼聲，蘇聯代表團就會到該地區來訪問，而阿拉伯人的態度便會再次強硬起來；每次這種訪問之後，隨之而來的便是軍事局勢的升級，例如蘇聯外長葛羅米柯於1969年初對開羅進行長時間的訪問後不久，即爆發了消耗戰；當脫離接觸會談即將開始時，葛羅米柯又於1974年3月對大馬士革進行了訪問，不久敘利亞前線即爆發了消耗戰。多年來蘇聯為了發動戰爭這一特殊目的，不斷地加強阿拉伯軍隊，源源不斷地向中東輸入所擁有的最尖端武器，使中東局勢不斷惡化。
究竟阿拉伯人在何特定時間進行戰爭對蘇聯合適，或者蘇聯是否試圖阻止他們，這些實際上都不重要。蘇聯人已如此之深地陷入了阿拉伯世界的各種規模的戰備行動，以至於他們關於是否要進行戰爭的意見，在一定程度上已成為不重要的東西，原則上他們同意阿拉伯人作好打一場進攻戰的準備，並準備了進行一場大規模戰爭所需的一切物資。這樣，正當世界上許多人自欺欺人地認為緩和的新時代已經開始時，蘇聯卻於1970年1月正式承擔了埃及的防空任務。在1972年5月尼克森和勃列日涅夫會見之前的一個月，薩達特總統應邀去莫斯科參加會談，會談中他接受了蘇聯在原則上同意發動戰爭的意見，然后里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欣然前往簽訂一項稱為《美利堅合眾國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之間相互關係的基本原則》的文件，文件聲明：“美國和蘇聯負有特殊義務來盡它們的一切力量，以避免發生能夠加劇國際緊張的衝突或局勢。”
總之，不能讓對戰爭各方面的批評掩蓋這樣一個事實，即以色列武裝部隊贏得了他們歷史上最驚人的勝利；只要以軍及時進行動員，阿拉伯人的進攻一開始就會被粉碎，上述以色列領導和軍隊的一切錯誤也就不值一提。阿拉伯人是在最有利的條件下發動進攻的。它以一支規模大致相當於北約駐歐總兵力的部隊，對一個人民毫無準備、軍隊沒有被動員的小國發動了突然襲擊。阿拉伯方面的大量裝甲部隊向以色列軍隊猛撲過來，它們得到蘇聯所掌握的全部技術的支持，並且知道蘇聯的大規模海運和空運已準備好在戰爭爆發後立即啟運。儘管如此，以色列人民和軍隊進行了一次歷史上最令人難忘的動員，他們從祈禱中沖向戰場，進行了英勇卓絕的保衛戰，並在第三天便轉入了反攻。在迅速進行總動員的同時，全國藉助於原有的組織成功地繼續工作，工業生產保持在戰前水平的70%，人民生活十分正常。天空沒有敵人的飛機。
在以色列回擊蘇聯支持的阿拉伯軍隊時，和以軍處在同一陰影下的西方世界軍隊，除少數外，多數持膽小怕事和自私自利的態度。這充分表明，如果蘇聯決定出動其歐洲最近基地的部隊，西方世界將會作出什麼樣的反應。從許多方面看，以軍官兵們不僅僅是為了以色列的生存與自由而戰。只有美國深知以色列的這場鬥爭的意義。因為採取了勇敢和毫不含糊地支持以色列的立場，美國在阿拉伯世界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而西歐國家由於對阿拉伯酋長們卑躬屈膝卻暴露了它們是一個軟弱渙散、四分五裂的共同體。這真是咄咄怪事。
那些有過錯的人不能逃脫歷史的譴責——由於他們的失誤而付出的代價，至今還沒有完全償還。由於這些錯誤，以色列喪失了它在歷史上獨特的、有助於將來談判的實力地位。它很可能不得不再次付出更為重大的代價。但是，對那些可能遭到責備的人，在以色列國防軍於難以置信的惡劣條件下，所取得的驚人勝利中，不給予他們一份應得的榮譽，也是錯誤的。總之，榮譽歸於司令官們，軍官們和士兵們，正是他們確確實實地遏止了進攻軍隊的挺進，表現了無私無畏的英勇精神，拯救了國家，使軍隊走向了勝利。
如果以色列國防軍早作動員並早有準備，本來會使阿拉伯軍隊遭到極為可恥的失敗的。然而戰後卻出現了這樣的悲劇性情況：阿拉伯軍隊竟把他們初戰獲勝說成是重大勝利，而事實上只是由於蘇聯和安全理事會的干預，才把他們從全面失敗中解救了出來。現在，危險在於他們不會從戰爭中吸取正確的教訓和得出正確的結論，他們被想像中的勝利狂歡沖昏了頭腦。除非有一個明智的領導，使阿拉伯世界採取一種新的冷靜態度，不然，這種狂喜就會孕育未來衝突的種子。
然而，贖罪日戰爭的影響所及不僅僅是埃及、敘利亞和以色列，而是要廣泛得多的社會。達揚將軍曾說道，中東戰爭的鑰匙在蘇聯人手中，而中東和平的鑰匙則掌握在美國人手中。六日戰爭後作出的這個論斷，迄今都是正確的。如果說從分析導致戰爭的事件中，更確切點說，從分析六日戰爭和贖罪日戰爭之間那幾年所發生的事件中，可以得出什麼明確結論的話，那就是蘇聯在為中東戰爭創造條件上發揮了主導作用。它的目標，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都不是為了支持或反對這一地區的特定一方，而是其全球戰略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中東國家重要的地理政治位置，蘇聯幾世紀來一直在凱覦的地中海，在蘇中鬥爭中具有重要意義的地中海和印度洋之間的重要通道——蘇伊士運河，中東的尤其是波斯灣的石油供應，所有這一切，使中東成為蘇聯生命悠關的地區。如果再加上以下事實，即蘇聯與中東國家(其中一個是北約成員國)接壤，以及在贖罪日戰爭期間和以後阿拉伯國家曾在蘇聯的鼓動下實施石油禁運，那麼這一地區對蘇聯的價值無論怎樣強調也不會過分。
據納賽爾本人承認，蘇聯在導致六日戰爭，在利用戰敗來加強它對阿拉伯世界的控制，以及在勸告埃及人不要與以色列進行任何和解，並全力支持埃及重建武裝力量，使他們能再次進行戰爭等方面，都起了主要作用。研究中東事態發展的學者會不斷地注意到，只要出現有利於和解與和平的呼聲，蘇聯代表團就會到該地區來訪問，而阿拉伯人的態度便會再次強硬起來；每次這種訪問之後，隨之而來的便是軍事局勢的升級，例如蘇聯外長葛羅米柯於1969年初對開羅進行長時間的訪問後不久，即爆發了消耗戰；當脫離接觸會談即將開始時，葛羅米柯又於1974年3月對大馬士革進行了訪問，不久敘利亞前線即爆發了消耗戰。多年來蘇聯為了發動戰爭這一特殊目的，不斷地加強阿拉伯軍隊，源源不斷地向中東輸入所擁有的最尖端武器，使中東局勢不斷惡化。
究竟阿拉伯人在何特定時間進行戰爭對蘇聯合適，或者蘇聯是否試圖阻止他們，這些實際上都不重要。蘇聯人已如此之深地陷入了阿拉伯世界的各種規模的戰備行動，以至於他們關於是否要進行戰爭的意見，在一定程度上已成為不重要的東西，原則上他們同意阿拉伯人作好打一場進攻戰的準備，並準備了進行一場大規模戰爭所需的一切物資。這樣，正當世界上許多人自欺欺人地認為緩和的新時代已經開始時，蘇聯卻於1970年1月正式承擔了埃及的防空任務。在1972年5月尼克森和勃列日涅夫會見之前的一個月，薩達特總統應邀去莫斯科參加會談，會談中他接受了蘇聯在原則上同意發動戰爭的意見，然后里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欣然前往簽訂一項稱為《美利堅合眾國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之間相互關係的基本原則》的文件，文件聲明：“美國和蘇聯負有特殊義務來盡它們的一切力量，以避免發生能夠加劇國際緊張的衝突或局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