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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教訓了原來對巴黎和會抱有幻想的人。例如1918年12月創刊的時事評論刊物《每周評論》（李大釗、陳獨秀主編），在發刊詞中說：大戰結果是"公理戰勝強權"①。但是到了1919年5月初，它寫道："巴黎的和會，各國都重在本國的權利。什麼公理，什麼永久和平，什麼威爾遜總統十四條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話。"並且說，巴黎和會"與世界永久和平，人類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萬八千里，非全世界人民都站起來直接解決不可。"②
北京的學生首先起來用行動表示人民群眾對帝國主義，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對親日派的北京政府的憤慨。為商量如何抗議巴黎和會，5月1日，北京各學校的一些學生積極分子開了一個小會，5月3日北京大學學生和其他一些學校的學生代表又開了一次會議。後一次會議上決定第二天舉行群眾大會。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各校學生三千多人在天安門前舉行集會和遊行示威。他們在宣言中提出"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口號，主張立即召開國民大會。遊行隊伍想進入東交民巷向各國使館表示抗議，但受到使館巡捕的阻攔。他們便轉向趙家樓曹汝霖的住宅。曹汝霖是當時北京政府的交通總長，1915年任袁世凱的外交次長，是簽訂二十一條的代表之一。他和章宗祥、陸宗輿又是段祺瑞對日本借款和簽訂軍事協定的經手人，因而成為最受到輿論指責的三個賣國賊①。學生群眾包圍和衝進了曹宅，沒有找到曹汝霖，卻找到了正在曹宅的章宗祥，他剛從日本回國。學生們在曹宅放了火，並且痛毆了章宗祥。大批軍警趕到曹宅，學生三十二人被逮捕。
5月4日北京學生的行動在黑夜沉沉的中國發出一聲響亮的春雷，立即震動了全國。5月5日北京學生宣布罷課，成立了中等以上學校的學生聯合會，要求釋放被捕同學，並進行愛國宣傳。他們的行動得到了全國各地輿論的支持，得到了全國各地學生的聲援。
北京學生的愛國運動在1919年的五四運動前一年已有過一次演習，那是為反對1918年5月段祺瑞政府同日本訂立實際上以共同反蘇為目的的軍事協定而發生的。那次學生運動由在日本的留學生開始，他們中有許多人罷課回國。北京學生立即響應，5月21日北京大學等校的學生二千餘人遊行到總統府，要求廢除同日本的軍事協定。在1918年的這次遊行後，北京的學生群眾中關心國事的空氣大大增強，有些學生開始組織起來，並和天津及南方一些城市的學生取得聯繫，成立了稱為學生救國會的"近乎全國性的學生團體"②。
《新青年》雜誌創導的新文化運動和學生愛國運動是互為因果的。新文化運動使青年們擺脫封建傳統思想的束縛，對國家危亡境遇的警覺更使青年們認真考慮新文化運動提出來的問題，歸根結蒂，問題就是以什麼思想來救中國。封建思想被否定了，辛亥革命時期的三民主義在青年中已失去了吸引力，大家都在追求新的適合於中國需要的思想。美國的實用主義，社會改良主義，無政府主義，馬克思主義，紛然雜陳於青年面前。青年學生中的思想空前地活躍。
在五四運動發生前，北京的學生中出現了許多社團組織。其中有出版《國民雜誌》的國民社（上述的學生救國會的成員所組織），出版《新潮雜誌》的新潮社，在城鄉居民中進行通俗愛國宣傳的“平民教育講演團”，以及一些由無政府主義傾向的青年組織的社團。這些社團是五四遊行示威中的骨幹，天安門前的集會遊行和趙家樓的示威雖然帶有群眾自發性，但是整個行動比較有組織，而且在這一天行動以後能夠堅持下去，就因為有這些社團的原故。這些社團和參加這些社團的青年具有不同的思想傾向，其中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青年起了特別重要的作用。李大釗當時是北京大學的教授和圖書館主任，他除在報刊上發表文章，積極推動運動的發展外，還和許多進步學生密切聯繫，參加了學聯會的工作，並且組織學校教職員支持學生的運動。
北京政府雖然在五四遊行的兩天後釋放了被捕學生，但對學生提出的政治要求置之不理，而且下達了禁止學生干政、鎮壓學生運動的命令。5月19日北京學生再次宣布總罷課。學生們以"十人團"的組織在北京市內，並在北京附近鐵路沿線演講。幾天後，由於北京政府的嚴厲禁止，學生改用販賣國貨的形式進行宣傳。6月1日北京政府下了兩道命令，一道命令表揚為民眾斥為賣國賊的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一道命令取締學生的一切愛國行動。這就加倍激起了學生群眾的憤怒。學生們從6月3日起重新進行街頭演講。
北京政府出動軍警進行鎮壓。6月3日，有一百七十多個學生被捕，第二天又有七百多學生被捕。但是第三天上街演講的學生比前兩天更多，有五千多人，北京政府已無法加以壓制。運動迅速發展到全國，不僅各地學生罷課，而且商人罷市，工人罷工，形成全國性的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賣國政府的運動。
各地民族資本的工商業這時正面臨著帝國主義勢力在戰後捲土重來的威脅。五四學生運動提出了抵制日本貨，勸用國貨的口號，這對於工商業者是有利的。北京的商會在五四後立即表示贊助學生的行動，接著，天津、上海和全國許多城市的商會也紛紛響應。各地商會主張用有秩序的“文明”的方法進行愛國運動，其行動止於提倡國貨。它們所代表的是民族資產階級的態度。在6月3日的北京學生和反動政府形成尖銳對立的情況下，上海的商界受到學生的影響，在6月5日宣布罷市，抗議北京政府的暴行。上海附近的城鎮以至全國其他許多城市也跟著宣布罷市。
北京的學生首先起來用行動表示人民群眾對帝國主義，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對親日派的北京政府的憤慨。為商量如何抗議巴黎和會，5月1日，北京各學校的一些學生積極分子開了一個小會，5月3日北京大學學生和其他一些學校的學生代表又開了一次會議。後一次會議上決定第二天舉行群眾大會。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各校學生三千多人在天安門前舉行集會和遊行示威。他們在宣言中提出"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口號，主張立即召開國民大會。遊行隊伍想進入東交民巷向各國使館表示抗議，但受到使館巡捕的阻攔。他們便轉向趙家樓曹汝霖的住宅。曹汝霖是當時北京政府的交通總長，1915年任袁世凱的外交次長，是簽訂二十一條的代表之一。他和章宗祥、陸宗輿又是段祺瑞對日本借款和簽訂軍事協定的經手人，因而成為最受到輿論指責的三個賣國賊①。學生群眾包圍和衝進了曹宅，沒有找到曹汝霖，卻找到了正在曹宅的章宗祥，他剛從日本回國。學生們在曹宅放了火，並且痛毆了章宗祥。大批軍警趕到曹宅，學生三十二人被逮捕。
5月4日北京學生的行動在黑夜沉沉的中國發出一聲響亮的春雷，立即震動了全國。5月5日北京學生宣布罷課，成立了中等以上學校的學生聯合會，要求釋放被捕同學，並進行愛國宣傳。他們的行動得到了全國各地輿論的支持，得到了全國各地學生的聲援。
北京學生的愛國運動在1919年的五四運動前一年已有過一次演習，那是為反對1918年5月段祺瑞政府同日本訂立實際上以共同反蘇為目的的軍事協定而發生的。那次學生運動由在日本的留學生開始，他們中有許多人罷課回國。北京學生立即響應，5月21日北京大學等校的學生二千餘人遊行到總統府，要求廢除同日本的軍事協定。在1918年的這次遊行後，北京的學生群眾中關心國事的空氣大大增強，有些學生開始組織起來，並和天津及南方一些城市的學生取得聯繫，成立了稱為學生救國會的"近乎全國性的學生團體"②。
《新青年》雜誌創導的新文化運動和學生愛國運動是互為因果的。新文化運動使青年們擺脫封建傳統思想的束縛，對國家危亡境遇的警覺更使青年們認真考慮新文化運動提出來的問題，歸根結蒂，問題就是以什麼思想來救中國。封建思想被否定了，辛亥革命時期的三民主義在青年中已失去了吸引力，大家都在追求新的適合於中國需要的思想。美國的實用主義，社會改良主義，無政府主義，馬克思主義，紛然雜陳於青年面前。青年學生中的思想空前地活躍。
在五四運動發生前，北京的學生中出現了許多社團組織。其中有出版《國民雜誌》的國民社（上述的學生救國會的成員所組織），出版《新潮雜誌》的新潮社，在城鄉居民中進行通俗愛國宣傳的“平民教育講演團”，以及一些由無政府主義傾向的青年組織的社團。這些社團是五四遊行示威中的骨幹，天安門前的集會遊行和趙家樓的示威雖然帶有群眾自發性，但是整個行動比較有組織，而且在這一天行動以後能夠堅持下去，就因為有這些社團的原故。這些社團和參加這些社團的青年具有不同的思想傾向，其中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青年起了特別重要的作用。李大釗當時是北京大學的教授和圖書館主任，他除在報刊上發表文章，積極推動運動的發展外，還和許多進步學生密切聯繫，參加了學聯會的工作，並且組織學校教職員支持學生的運動。
北京政府雖然在五四遊行的兩天後釋放了被捕學生，但對學生提出的政治要求置之不理，而且下達了禁止學生干政、鎮壓學生運動的命令。5月19日北京學生再次宣布總罷課。學生們以"十人團"的組織在北京市內，並在北京附近鐵路沿線演講。幾天後，由於北京政府的嚴厲禁止，學生改用販賣國貨的形式進行宣傳。6月1日北京政府下了兩道命令，一道命令表揚為民眾斥為賣國賊的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一道命令取締學生的一切愛國行動。這就加倍激起了學生群眾的憤怒。學生們從6月3日起重新進行街頭演講。
北京政府出動軍警進行鎮壓。6月3日，有一百七十多個學生被捕，第二天又有七百多學生被捕。但是第三天上街演講的學生比前兩天更多，有五千多人，北京政府已無法加以壓制。運動迅速發展到全國，不僅各地學生罷課，而且商人罷市，工人罷工，形成全國性的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賣國政府的運動。
各地民族資本的工商業這時正面臨著帝國主義勢力在戰後捲土重來的威脅。五四學生運動提出了抵制日本貨，勸用國貨的口號，這對於工商業者是有利的。北京的商會在五四後立即表示贊助學生的行動，接著，天津、上海和全國許多城市的商會也紛紛響應。各地商會主張用有秩序的“文明”的方法進行愛國運動，其行動止於提倡國貨。它們所代表的是民族資產階級的態度。在6月3日的北京學生和反動政府形成尖銳對立的情況下，上海的商界受到學生的影響，在6月5日宣布罷市，抗議北京政府的暴行。上海附近的城鎮以至全國其他許多城市也跟著宣布罷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