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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新青年》②以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為思想武器。它的作者們認為，為了使中國真正能成為一個民主共和國，就必須大張旗鼓地宣傳民主主義的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也就必須徹底地反對封建主義的舊思想、舊道德、舊文化。他們認為辛亥革命沒有能這樣做，所以民主共和只是個虛假的形式。他們就來著手從這方面做起。陳獨秀說：“欲建設西洋式之新國家，組織西洋式之新社會，以求適合今世之生存，則根本問題，不可不首先輸入西洋式國家之基礎，所謂平等人權之新信仰，對於與此新社會新國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徹底之覺悟，猛勇之決心。不塞不流，不止不行。”①
《新青年》的作者們針對著當時正在十分猖獗的復古尊孔的反動思潮，進行了勇猛的鬥爭。他們舉起民主和科學的旗幟，要用民主和科學來“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②。根據歷史和現實生活，他們指出三綱五常、忠孝節義這些封建老教條是“奴隸之道德”，是同“今世之社會國家”根本不相容的。他們把打擊的矛頭直指封建時代的聖人孔子，掀起了“打倒孔家店”的潮流。這些是戊戌變法時期的維新派和辛亥革命時期的革命派所不敢說的活。戊戌時期維新派在中國近代第一次用向西方資產階級學來的新思想進行對封建主義舊文化的衝擊，但是正如他們在政治上主張君主立憲一樣，他們的思想其實是半新半舊的。他們抬出孔子作招牌，並沒有同封建主義的舊思想、舊道德決裂。辛亥時期的革命派對封建宗法制度的某些傳統表示否定。他們推翻了兩千年來被認為不可動搖的君主制度，也就使附著於君主制度的種種傳統觀念發生動搖。但是他們並沒有對封建主義的舊思想舊文化進行比較深入的批判，他們在政治上對封建主義的妥協也反映為對封建思想的妥協。五四新文化運動，作為反封建的運動是戊戌維新與辛亥革命的繼續，而其鬥爭的徹底性大大超過了前兩個時期。
提倡用白話文代替文言文，並且在“文學革命”的口號下提倡新文學，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也是《新青年》的一個重大功績。《新青年》的作者們明確地認識到，文體的這種改革和文學領域內的革命，是同反對舊政治、舊思想，提倡新政治、新思想的鬥爭密切聯繫著的。
《新青年》的作者們說，個人主義是他們的新道德、新思想、新信仰的核心。這雖然表現了他們還只能從資產階級的思想庫藏中尋找武器，但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這個思想武器是發揮了戰鬥作用的。從個人有獨立自主權利的觀點出發，他們提倡獨立思考，反對依附古人，反對盲從封建權威，反對做習慣勢力的奴隸，要求從封建傳統束縛下解放人的個性與才能，使其能夠得到自由的發展。他們提倡的文學革命也貫徹了這種精神，主張寫文章不應摹仿古人，寫“八股文”，而應該用自己的話寫自己的文章。這些呼聲反映了在實際生活和精神生活上深受封建桎梏之苦的青年的要求，引起他們的共鳴，激起他們的鬥爭的熱情。
《新青年》的作者們以為思想革命能夠為新國家打下可靠的基礎，這種想法是不符合實際的。但是他們向封建的舊思想、舊道德、舊文學開火，實際上就是向封建的舊政治開火。作為民主主義的政治鬥爭來說，以《新青年》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具有比孫中山的國民黨當時所進行的護法運動強大得多的生命力。
參加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人和為這個運動振奮起來的人，有些始終在政治和思想上停留在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和民主主義水平上，有些則由此開始了新的探索。世界的形勢和中國的現實使他們感到資產階級思想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先進的知識分子在運動的發展中突破了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樊籬，找到了馬克思主義，找到了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開始用馬克思主義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五四新文化運動為社會主義思潮的傳播打開了道路，由此開始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歷史，這更使這個運動遠遠超越了戊戌維新和辛亥革命這兩個時期。
中國的知識界接觸到社會主義並不始於五四時期。早在辛亥革命以前，人們已經知道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由於自己的“弊病”而有了社會主義思想和社會主義運動。他們已經談論社會主義，有些刊物上還講到馬克思主義。但是那時人們把馬克思主義看做不過是各派社會主義學說中的一派，他們並不懂得馬克思主義。他們對社會主義有幾種不同的態度。康有為、梁啓超一派由於看到資本主義國家中不可免地會發生社會主義革命，就越是反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以免下一步引起更“可怕”的社會主義革命。梁啓超有的文章中表示他贊成社會主義，所指的其實只是資產階級的某些社會改良政策。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則認為不必害怕社會主義革命，因為中國現在還很落後，可以在進行資產階級革命的同時，採取某些措施，預防將來再發生社會主義革命，並且可以“畢其功於一役”。他們把某種徹底實行資產階級革命的方案看成就是社會主義。還有一些人雖然贊成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但他們反對發展資本主義，惟恐因此損傷小生產者的利益，因而主張建立小生產者平均主義的社會，這其實是農業社會主義的思想。辛亥革命前章太炎、陶成章一派人大體是這種思想。辛亥革命以前和以後還有些自稱為社會主義者而鼓吹無政府主義的人，他們一般地只能發出脫離實際的浮誇的喧囂。當時中國知識分子從西方除了接觸到無政府主義以外，還接觸到第二國際的修正主義，這種“溫和”的社會改良主義的思潮同某些知識分子很能投合，因此也有人接受了這種思潮①。
《新青年》的作者們針對著當時正在十分猖獗的復古尊孔的反動思潮，進行了勇猛的鬥爭。他們舉起民主和科學的旗幟，要用民主和科學來“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②。根據歷史和現實生活，他們指出三綱五常、忠孝節義這些封建老教條是“奴隸之道德”，是同“今世之社會國家”根本不相容的。他們把打擊的矛頭直指封建時代的聖人孔子，掀起了“打倒孔家店”的潮流。這些是戊戌變法時期的維新派和辛亥革命時期的革命派所不敢說的活。戊戌時期維新派在中國近代第一次用向西方資產階級學來的新思想進行對封建主義舊文化的衝擊，但是正如他們在政治上主張君主立憲一樣，他們的思想其實是半新半舊的。他們抬出孔子作招牌，並沒有同封建主義的舊思想、舊道德決裂。辛亥時期的革命派對封建宗法制度的某些傳統表示否定。他們推翻了兩千年來被認為不可動搖的君主制度，也就使附著於君主制度的種種傳統觀念發生動搖。但是他們並沒有對封建主義的舊思想舊文化進行比較深入的批判，他們在政治上對封建主義的妥協也反映為對封建思想的妥協。五四新文化運動，作為反封建的運動是戊戌維新與辛亥革命的繼續，而其鬥爭的徹底性大大超過了前兩個時期。
提倡用白話文代替文言文，並且在“文學革命”的口號下提倡新文學，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也是《新青年》的一個重大功績。《新青年》的作者們明確地認識到，文體的這種改革和文學領域內的革命，是同反對舊政治、舊思想，提倡新政治、新思想的鬥爭密切聯繫著的。
《新青年》的作者們說，個人主義是他們的新道德、新思想、新信仰的核心。這雖然表現了他們還只能從資產階級的思想庫藏中尋找武器，但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這個思想武器是發揮了戰鬥作用的。從個人有獨立自主權利的觀點出發，他們提倡獨立思考，反對依附古人，反對盲從封建權威，反對做習慣勢力的奴隸，要求從封建傳統束縛下解放人的個性與才能，使其能夠得到自由的發展。他們提倡的文學革命也貫徹了這種精神，主張寫文章不應摹仿古人，寫“八股文”，而應該用自己的話寫自己的文章。這些呼聲反映了在實際生活和精神生活上深受封建桎梏之苦的青年的要求，引起他們的共鳴，激起他們的鬥爭的熱情。
《新青年》的作者們以為思想革命能夠為新國家打下可靠的基礎，這種想法是不符合實際的。但是他們向封建的舊思想、舊道德、舊文學開火，實際上就是向封建的舊政治開火。作為民主主義的政治鬥爭來說，以《新青年》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具有比孫中山的國民黨當時所進行的護法運動強大得多的生命力。
參加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人和為這個運動振奮起來的人，有些始終在政治和思想上停留在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和民主主義水平上，有些則由此開始了新的探索。世界的形勢和中國的現實使他們感到資產階級思想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先進的知識分子在運動的發展中突破了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樊籬，找到了馬克思主義，找到了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開始用馬克思主義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五四新文化運動為社會主義思潮的傳播打開了道路，由此開始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歷史，這更使這個運動遠遠超越了戊戌維新和辛亥革命這兩個時期。
中國的知識界接觸到社會主義並不始於五四時期。早在辛亥革命以前，人們已經知道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由於自己的“弊病”而有了社會主義思想和社會主義運動。他們已經談論社會主義，有些刊物上還講到馬克思主義。但是那時人們把馬克思主義看做不過是各派社會主義學說中的一派，他們並不懂得馬克思主義。他們對社會主義有幾種不同的態度。康有為、梁啓超一派由於看到資本主義國家中不可免地會發生社會主義革命，就越是反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以免下一步引起更“可怕”的社會主義革命。梁啓超有的文章中表示他贊成社會主義，所指的其實只是資產階級的某些社會改良政策。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則認為不必害怕社會主義革命，因為中國現在還很落後，可以在進行資產階級革命的同時，採取某些措施，預防將來再發生社會主義革命，並且可以“畢其功於一役”。他們把某種徹底實行資產階級革命的方案看成就是社會主義。還有一些人雖然贊成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但他們反對發展資本主義，惟恐因此損傷小生產者的利益，因而主張建立小生產者平均主義的社會，這其實是農業社會主義的思想。辛亥革命前章太炎、陶成章一派人大體是這種思想。辛亥革命以前和以後還有些自稱為社會主義者而鼓吹無政府主義的人，他們一般地只能發出脫離實際的浮誇的喧囂。當時中國知識分子從西方除了接觸到無政府主義以外，還接觸到第二國際的修正主義，這種“溫和”的社會改良主義的思潮同某些知識分子很能投合，因此也有人接受了這種思潮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