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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民族工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繁榮景象以後再沒有出現過。這種繁榮景象的暫時出現及其迅速消失,充分表現了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壓迫是阻礙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根本因素。不擺脫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關係,中國的國民經濟根本不可能得到正常的發展。

  當時有些人因為看到政治黑暗無望而提倡教育救國論、實業救國論。但是在軍閥統治下根本談不到發展教育。實業救國也同樣只是一種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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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嚴中平:《中國棉紡織史稿》,科學出版社1955年版,頁185-186。

  ② 汪敬虞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二輯下冊,頁1003-1005;參看龔駿編《中國新工業發展史大綱》商務印書館1931年版,頁226-227。

  ③ 龔駿:《中國新工業發展史大綱》,頁98。

  ① 《民國經濟史》,銀行學會1948年編印。原註:"根據華商紗廠聯合會的統計"。

  ② 這四個廠即申新一廠到四廠,以後榮家還在1925-1928年續辦了申新五廠到七廠。

  ① 洪大里:《民元來我國之工業》。見銀行周報社編印的《民國經濟史》,頁237。

  ① 嚴中平:《中國棉紡織史稿》,頁202。

  ② 《中國新工業發展史大綱》,頁132。

  ③ 《中國棉紡織史稿》,頁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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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五四新文化運動

  辛亥革命以後的幾年間,中國思想界處於很混亂的狀態。

  社會政治的實際狀況使許多人對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理想發生了懷疑和動搖。梁啓超在1915年這樣寫道:"我國民積年所希望所夢想,今殆已一空而無復余。......二十年來朝野上下所昌言之新學新政,其結果乃至為全社會所厭倦所疾惡:言練兵耶,而盜賊日益滋,秩序日益擾;言理財耶,而帑藏日益空,破產日益迫;言教育耶,而馴至全國人不復識字;言實業耶,而馴至全國人不復得食。其他百端,則皆若是。"①梁啓超這段話透露了他一向抱有的對民主革命的反感,但是確也反映了當時許多人面對辛亥革命後混亂局勢的悲觀情緒。

  雖然有了中華民國的招牌,但占統治地位的仍舊是封建的經濟、封建的政治;在思想領域內占統治地位的也還是封建的思想。袁世凱在稱帝前已經提倡祭天祭孔,並且通令全國恢復“尊孔讀經”。社會上出現了“孔道會”、“孔教會”、“尊孔會”這類名目的組織,前清的遺老是這些組織的主要人員,康有為不但參加他們的行列,而且是他們的最重要的發言人。他們鼓吹封建主義的綱常名教,提倡以“孔教”為“國教”,利用人們對於辛亥革命後局勢的失望情緒詆毀民主共和,詆毀自由平等的觀念,企圖使人相信只有重建封建禮教的權威,中國才能得救。這種反動思潮是和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相適應的。在袁世凱和張勳相繼失敗後,孔教會、尊孔會這類組織仍然到處活動。封建主義的三綱五常、忠孝節義的說教,加上崇拜鬼神的愚蠢的迷信,再加上使人精神萎靡的低級趣味的文藝,互相交織起來,形成了束縛人民思想、扼殺民族生機,而僅僅有利於封建軍閥統治的精神網羅。

  1915年創刊的《新青年》雜誌發起了衝決這種精神網羅的鬥爭。《新青年》雜誌開始時名為《青年雜誌》,從1915年9月起的半年內連續出版了六期。 1916年9月出版第二卷第一期時改名為《新青年》,從此它在青年群眾中的影響,隨著發行數量的增加而越來越擴大。在《新青年》的影響下,形成了一個有歷史意義的文化思想運動。這個文化思想運動被稱為五四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是以發生於1919年5月4日的北京學生愛國運動而得名。開始於1919年前三年的新文化運動在思想上啟發了五四愛國運動,並隨著五四愛國運動而得到更加深入蓬勃的發展。

  《新青年》創刊時表示這個雜誌的宗旨不是“批評時政”。但雜誌的作者們明確地認識到他們所進行的文化思想工作是和政治密切相關的。他們不願意就事論事地議論當時的政治問題,而要追求政治的一種根本改革。但他們也有些文章直接議論政治問題。雜誌的主編和主要撰稿人陳獨秀在1918年撰文痛駁康有為對共和的攻訐。康有為把民國成立後六年來的政治的混亂和黑暗現象都歸罪於共和,也就是歸罪於辛亥革命。為反駁這種說法,陳獨秀指出:"共和建設之初,所以艱難不易實現,往往復反專制或帝制",並不是"共和本身之罪",而是由於受到"阻力";"武人"像"北洋派軍人張勳等","學者"像"保皇黨人康有為等"就是最強的阻力。"其反動所至,往往視改革以前尤甚,此亦自然之勢也。然此反動時代之黑暗,不久必然消滅,勝利之冠終加諸改革者之頭上,此亦古今中外一切革新歷史經過之慣例,不獨共和如斯也"。因此陳獨秀指出:

  如果來討論釀成“反動時代之黑暗”的原因,“不於阻礙改革者之武人學者是誅,而歸罪於謀改革者之釀亂,則天壤間尚有是非曲直之可言乎?”①陳獨秀和《新青年》其他作者對於辛亥革命的成就是很不滿意的,但他們在反動勢力的攻擊面前,以堅定態度為辛亥革命作勇敢的辯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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