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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朗軒於１１月３日午後飛回南京後如何向蔣介石回報，我不了解，可以從以後淮海戰役發展的經過來看，蔣當時並未毅然決然地實行這一案，據事後了解，蔣介石的國防部在淮海戰役之前，曾由何應欽召集會議，提出“守江必守淮”的方針。但對於守淮有兩種不同的方案：第一案，徐州“剿總”除以一至兩個軍堅守徐州據點外，將所有隴海路上的城市放棄，集中一切可集中的兵力於徐州、蚌埠間津浦路兩側地區，作攻勢防禦，與解放軍決戰；第二案，是退守淮河南岸，憑河川防禦，待解放軍攻擊頓挫時，機動轉移攻勢，擊破解放軍。研究結果，決定採納第一案。
但是我對第一案內容全無印象，而對第二案則有較深刻的印象。是否許朗軒將兩案一併攜來交我參加意見，也回憶不起來了。假如照國防部第一案決定的話，則自徐州到蚌埠間二百多公里的鐵路兩側，擺了數十萬大軍，既棄置徐州既設永久工事而不守（徐州那樣龐大縱深的據點工事，只留一 二個軍，幾等於不守），又將各兵團擺於鐵路兩側毫無既設陣地的一條長形地帶，形成到處挨打的態勢。
就是這個出奇的方案，蔣介石亦未照它的計劃及時實施。
除１１月３日令第十六兵團孫元良部（欠九十九軍）向渦陽、蒙城集結，令九十九軍及第四綏靖區劉汝明部向蚌埠、固鎮集結外，對於其他各主力兵團則仍擺於隴海路沿線未動。聽說顧祝同曾於１１月４日親到徐州指示，是根據第一案的原則，但也未能當機立斷，及時實施。這說明蔣介石集團對於徐蚌會戰計劃，並未作全盤考慮，對於“軍之生死之道存亡之地”（古兵法語）亦未加慎重考慮，而只在人事上疑神疑鬼、勾心鬥角，怕劉汝明、馮治安等將領有異心、不穩妥，急電召劉、馮二人到南京加以籠絡，指使其發表反共擁蔣的通電（以後馮的通電我未看到，劉的通電我看到過）。
到１１月６日，發現解放軍已發動聲勢浩大的淮海戰役時，劉峙在徐州坐臥不安，連電告急，蔣介石始照第一案下達正式命令，令各部隊開始行動。但又錯誤地判斷解放軍將先消滅海州李延年綏靖區：先令第一百軍星夜開海州，增加海州、連雲港防務；後又令中途返回，改令李延年向徐州龜縮，並令黃百韜兵團及李彌兵團的一部在運河以東、隴海路以北掩護李延年綏靖區的撤退。另一說顧祝同顧慮到李延年部從海上撤退困難，所以臨時改令黃兵團掩護撤退。
據說，黃百韜６日晚接到命令後，為了掩護第九綏靖區李延年部的撤退，在新安鎮等了兩天，並未考慮到運河上僅有一座橋，這樣大的兵團（五個軍加上各直屬部隊）如何能夠在敵前安全撤退，也未在運河上另外架橋。解放軍察覺李延年及黃百韜的行動後，及時捕捉戰機，以雷霆萬鈞之勢將黃的掩護部隊打得落花流水，同時將運河大橋截斷。黃的部隊邊打邊退，損失慘重。同時，解放軍於８日爭取得第三綏靖區馮治安部何基灃、張克俠等起義，迅速由棗莊、賈汪南下，楔入徐州以東至碾莊間的曹八集附近，將十三兵團之一 部消滅，占領了縱深廣大的阻擊陣地。而黃百韜渡過運河的殘部，驚魂未定，即被解放軍四面八方重重包圍於碾莊圩附近；至於該兵團之六十三軍到達窯灣鎮後亦被北進之解放軍包圍。
這樣，在淮海戰役序戰一開始，由於蔣介石集團的基礎腐朽透頂，未能實施預定計劃（哪怕是最不好的計劃），及時集中兵力應戰，在解放軍變化莫測、運用極妙的戰略戰術下，就形成了打被動戰的局面，使蔣軍內部慌亂一團、手足無措。
加以蔣介石的個人獨裁指揮，不論大小情況的分析、大小部隊的調動，都要通過蔣的決定指示。而蔣本人又不能集中精力掌握全盤情況，每日僅憑所謂“官邸匯報”一次來決定指揮部署，或憑他本人“靈機”一動，亂下手諭。因之一切指示到了前方，不是過時失策，即是主觀武斷。前方部隊長不遵從，即有違命之罪；遵從則自投羅網。最後則是蔣介石集團中封建派別關係互相掣肘，也是決定蔣軍命運原因之一。任何一個情況出現，都是只顧小集團不顧整體；只想救自己，不顧全局。結果每一戰役都是因小失大，決策一再變更。這種矛盾鬥爭貫穿著蔣軍作戰全部過程，加速了蔣軍的滅亡，同時也大大縮短了解放戰爭的過程。
三、以赴刑場之心情上戰場
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８日，我從葫蘆島指揮蔣軍撤退完畢，回到北平。９日正午，傅作義約我到華北“剿總”司令部吃飯，席間傅說，８日馮治安部何基灃、張克俠等率部“叛變”了。我聽到這個消息後，思想上非常混亂，馬上問傅：“徐州各部隊的情況如何？”傅說：“大概都還在徐州附近，詳細情形我也不太清楚。”
我聽了既詫異又恐慌，心想蔣介石為什麼決定將主力撤到蚌埠附近，而到今天仍未實行，這樣說“徐蚌會戰計劃”已失敗了。這時我的恐懼心理一直上涌，覺得徐州戰場好像一 個“刑潮，我一到徐州，不是被打死，即是被俘，思想上縈繞著去不去徐州的問題：去則大勢已去，處處被動挨打，毫無辦法；想稱病到醫院去治病，既怕對蔣介石失信（１１月３日覆信給蔣介石，同意到蚌埠去指揮），又怕已準備好即將起飛，忽然不去，別人也會笑我膽怯避戰。同時又料定：東北解放軍馬上入關，共產黨將在一年內統一中國，我的事業生命也將隨著蔣介石的完蛋而完蛋，活下去也沒有什麼希望。於是決心還是“從一而終”，願意犧牲自己為蔣介石“效忠到底”，先到南京再說。
但是我對第一案內容全無印象，而對第二案則有較深刻的印象。是否許朗軒將兩案一併攜來交我參加意見，也回憶不起來了。假如照國防部第一案決定的話，則自徐州到蚌埠間二百多公里的鐵路兩側，擺了數十萬大軍，既棄置徐州既設永久工事而不守（徐州那樣龐大縱深的據點工事，只留一 二個軍，幾等於不守），又將各兵團擺於鐵路兩側毫無既設陣地的一條長形地帶，形成到處挨打的態勢。
就是這個出奇的方案，蔣介石亦未照它的計劃及時實施。
除１１月３日令第十六兵團孫元良部（欠九十九軍）向渦陽、蒙城集結，令九十九軍及第四綏靖區劉汝明部向蚌埠、固鎮集結外，對於其他各主力兵團則仍擺於隴海路沿線未動。聽說顧祝同曾於１１月４日親到徐州指示，是根據第一案的原則，但也未能當機立斷，及時實施。這說明蔣介石集團對於徐蚌會戰計劃，並未作全盤考慮，對於“軍之生死之道存亡之地”（古兵法語）亦未加慎重考慮，而只在人事上疑神疑鬼、勾心鬥角，怕劉汝明、馮治安等將領有異心、不穩妥，急電召劉、馮二人到南京加以籠絡，指使其發表反共擁蔣的通電（以後馮的通電我未看到，劉的通電我看到過）。
到１１月６日，發現解放軍已發動聲勢浩大的淮海戰役時，劉峙在徐州坐臥不安，連電告急，蔣介石始照第一案下達正式命令，令各部隊開始行動。但又錯誤地判斷解放軍將先消滅海州李延年綏靖區：先令第一百軍星夜開海州，增加海州、連雲港防務；後又令中途返回，改令李延年向徐州龜縮，並令黃百韜兵團及李彌兵團的一部在運河以東、隴海路以北掩護李延年綏靖區的撤退。另一說顧祝同顧慮到李延年部從海上撤退困難，所以臨時改令黃兵團掩護撤退。
據說，黃百韜６日晚接到命令後，為了掩護第九綏靖區李延年部的撤退，在新安鎮等了兩天，並未考慮到運河上僅有一座橋，這樣大的兵團（五個軍加上各直屬部隊）如何能夠在敵前安全撤退，也未在運河上另外架橋。解放軍察覺李延年及黃百韜的行動後，及時捕捉戰機，以雷霆萬鈞之勢將黃的掩護部隊打得落花流水，同時將運河大橋截斷。黃的部隊邊打邊退，損失慘重。同時，解放軍於８日爭取得第三綏靖區馮治安部何基灃、張克俠等起義，迅速由棗莊、賈汪南下，楔入徐州以東至碾莊間的曹八集附近，將十三兵團之一 部消滅，占領了縱深廣大的阻擊陣地。而黃百韜渡過運河的殘部，驚魂未定，即被解放軍四面八方重重包圍於碾莊圩附近；至於該兵團之六十三軍到達窯灣鎮後亦被北進之解放軍包圍。
這樣，在淮海戰役序戰一開始，由於蔣介石集團的基礎腐朽透頂，未能實施預定計劃（哪怕是最不好的計劃），及時集中兵力應戰，在解放軍變化莫測、運用極妙的戰略戰術下，就形成了打被動戰的局面，使蔣軍內部慌亂一團、手足無措。
加以蔣介石的個人獨裁指揮，不論大小情況的分析、大小部隊的調動，都要通過蔣的決定指示。而蔣本人又不能集中精力掌握全盤情況，每日僅憑所謂“官邸匯報”一次來決定指揮部署，或憑他本人“靈機”一動，亂下手諭。因之一切指示到了前方，不是過時失策，即是主觀武斷。前方部隊長不遵從，即有違命之罪；遵從則自投羅網。最後則是蔣介石集團中封建派別關係互相掣肘，也是決定蔣軍命運原因之一。任何一個情況出現，都是只顧小集團不顧整體；只想救自己，不顧全局。結果每一戰役都是因小失大，決策一再變更。這種矛盾鬥爭貫穿著蔣軍作戰全部過程，加速了蔣軍的滅亡，同時也大大縮短了解放戰爭的過程。
三、以赴刑場之心情上戰場
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８日，我從葫蘆島指揮蔣軍撤退完畢，回到北平。９日正午，傅作義約我到華北“剿總”司令部吃飯，席間傅說，８日馮治安部何基灃、張克俠等率部“叛變”了。我聽到這個消息後，思想上非常混亂，馬上問傅：“徐州各部隊的情況如何？”傅說：“大概都還在徐州附近，詳細情形我也不太清楚。”
我聽了既詫異又恐慌，心想蔣介石為什麼決定將主力撤到蚌埠附近，而到今天仍未實行，這樣說“徐蚌會戰計劃”已失敗了。這時我的恐懼心理一直上涌，覺得徐州戰場好像一 個“刑潮，我一到徐州，不是被打死，即是被俘，思想上縈繞著去不去徐州的問題：去則大勢已去，處處被動挨打，毫無辦法；想稱病到醫院去治病，既怕對蔣介石失信（１１月３日覆信給蔣介石，同意到蚌埠去指揮），又怕已準備好即將起飛，忽然不去，別人也會笑我膽怯避戰。同時又料定：東北解放軍馬上入關，共產黨將在一年內統一中國，我的事業生命也將隨著蔣介石的完蛋而完蛋，活下去也沒有什麼希望。於是決心還是“從一而終”，願意犧牲自己為蔣介石“效忠到底”，先到南京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