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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美國深陷越戰泥潭、蘇聯展開對美國戰略進攻的壓力下,中美關係開始解凍。兩國關係發生逆轉的戰略契機,實際上出現在1969年。1969年3月,蘇聯軍隊數次武裝入侵黑龍江省烏蘇里江主航道中心線中國一側的珍寶島,並炮擊中國岸上縱深地區。中國邊防部隊被迫進行自衛反擊,中蘇關係徹底惡化,從貌合神離轉向直接對抗。
中國當時雖然落後,但卻是一個地方大國,且老一輩革命家特別是毛澤東、周恩來等,都是頂尖的戰略家。中蘇珍寶島衝突後,1969年4月1日,在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上赫然出現這樣一段話:“我們要作好充分準備,準備他們(美帝、蘇修)大打、準備他們早打。準備他們打常規戰爭,也準備他們打核大戰。總而言之,我們要有準備。毛主席早就說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他們一定要打,我們奉陪到底。”這一報告中,最重要的國際戰略信號就是,中國最大的國家敵人由一個變成兩個,從原來的“美帝”變成“美帝、蘇修”。
據尼克森政府國家安全實權派人物、時任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稱,美國很快接收到這一重要戰略信號。在蘇聯展開對美國戰略進攻,且美國深陷越戰泥潭的背景下,美國認為此時繼續打越南戰爭已不再是一筆划算的買賣,完全可以利用中蘇關係的惡化“以中制蘇”,而不必去和中國為敵盲目消耗國力,美國就可以達到遏制蘇聯擴張的目的。前提只有一條,就是和中國改善外交關係。
對美國來說,和中國改善外交關係具有絕對的主動權。只要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就能改善與中國的關係。而對於中國來說,中蘇關係的惡化,在外交上使中國比較被動,急需尋找突破口。在這種情況下,中美兩個對抗的大國的外交改善,某種意義上說,這是雙方戰略上的需要,因為雙方有著一個共同的威脅--蘇聯。
當然,這其中彼此也一定互有條件。譬如,中國必然要求美國從越南撤軍;而對美國來說,撤軍則是順水推舟的事情。在中蘇對抗的第二年即1969年10月,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森請即將訪問北京的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轉告中國政府,美國準備改善兩國之間的關係。
美國的這一戰略調整,使其在後面近20年的東西對抗中與蘇聯相比占盡優勢,蘇聯最終分崩離析。可以這樣說,美國如今的霸權地位,是20世紀70年代開始藉助中國的力量實現的。反過來,中國接下來的改革開放、經濟崛起,同樣也是藉助美國的力量。中美的特殊關係,就是在這個階段形成。
因此,從戰略上說,美國在越南戰場的重創,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因禍得福。正是美國在越南戰場陷入泥潭不可自拔,使西方對蘇聯的壓力驟減。同時,鑑於美國對蘇聯的包圍形勢,蘇聯不得不投鼠忌器。如此的結果就是,中蘇矛盾激化,最終形成對立格局。而中蘇對立格局的結果是,美國得以從越南戰爭中抽身。美國只要在西南方扼住蘇聯的咽喉,就能制服這頭龐然大物。於是,美國在龜縮的同時,和中國這一大國合作,在東方牽制住蘇聯,成功遏制蘇聯在東方的繼續擴張。
20世紀整個70年代,美國基本處於守勢。守勢下的美國,促成第四次中東戰爭。並在之後的數年,徹底分化阿拉伯聯盟,將阿拉伯聯盟從蘇聯陣營爭取到自己這一邊。當然,這也都是拜野心勃勃、同時又投鼠忌器的蘇聯所賜。
蘇聯帝國夢的破滅
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中,蘇聯支持的阿拉伯國家損失慘重。阿拉伯國家在第三次中東戰爭中的失敗,使其對蘇聯的信任度大幅下降。在第四次中東戰爭前,阿拉伯國家在埃及的領導下,不願再充當蘇聯的附庸。於是,在第四次中東戰爭中,蘇聯和中東的關係已不是附屬關係而是合作關係。
在第四次中東戰爭中,蘇聯援助阿拉伯國家的效率遠低於美國援助以色列的效率,使阿拉伯國家在第四次中東戰爭中還是以失敗告終。在這種情況下,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苦心經營十幾年建立起來的中東勢力網,面臨著即將失去的危險局面。鑑於此,蘇聯戰略上選擇南下印度洋,控制中亞樞紐地區,避免蘇聯在美蘇對抗中落於下風。
1973年7月,達烏德在“旗幟派”(該派主要是由一些受過蘇聯訓練的青年軍官組成,受蘇聯支持)的支持下,完成對阿富汗當時政權的政變,推翻阿富汗200多年來的封建君主專制政體,並就任總統。達烏德上台初期,積極奉行親蘇政策,深得蘇聯領導的賞識,蘇聯正好乘機積極向阿富汗滲透。
但是,蘇聯外交上一貫的霸道干預和控制,使達烏德非常不滿。從1975年開始,達烏德清洗親蘇勢力,並向蘇聯以外的世界尋求援助。1977年2月,阿富汗通過共和國憲法。根據憲法籌建的民族革命黨成為唯一合法政黨,親蘇的“旗幟派”分子被徹底清洗出政府和軍隊。
很快,蘇聯進行報復。1978年4月27日,人民派和旗幟派的軍官聯合發動軍事政變,蘇聯飛行員駕機直接參加進攻總統府的戰鬥。次日,總統府被攻占,達烏德以身殉職,阿富汗政權再次更迭。政變後,表面上,人民派雖然和旗幟派一樣完全倒向了蘇方,實際上,人民派領導人很快展開對旗幟派的清洗。
中國當時雖然落後,但卻是一個地方大國,且老一輩革命家特別是毛澤東、周恩來等,都是頂尖的戰略家。中蘇珍寶島衝突後,1969年4月1日,在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上赫然出現這樣一段話:“我們要作好充分準備,準備他們(美帝、蘇修)大打、準備他們早打。準備他們打常規戰爭,也準備他們打核大戰。總而言之,我們要有準備。毛主席早就說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他們一定要打,我們奉陪到底。”這一報告中,最重要的國際戰略信號就是,中國最大的國家敵人由一個變成兩個,從原來的“美帝”變成“美帝、蘇修”。
據尼克森政府國家安全實權派人物、時任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稱,美國很快接收到這一重要戰略信號。在蘇聯展開對美國戰略進攻,且美國深陷越戰泥潭的背景下,美國認為此時繼續打越南戰爭已不再是一筆划算的買賣,完全可以利用中蘇關係的惡化“以中制蘇”,而不必去和中國為敵盲目消耗國力,美國就可以達到遏制蘇聯擴張的目的。前提只有一條,就是和中國改善外交關係。
對美國來說,和中國改善外交關係具有絕對的主動權。只要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就能改善與中國的關係。而對於中國來說,中蘇關係的惡化,在外交上使中國比較被動,急需尋找突破口。在這種情況下,中美兩個對抗的大國的外交改善,某種意義上說,這是雙方戰略上的需要,因為雙方有著一個共同的威脅--蘇聯。
當然,這其中彼此也一定互有條件。譬如,中國必然要求美國從越南撤軍;而對美國來說,撤軍則是順水推舟的事情。在中蘇對抗的第二年即1969年10月,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森請即將訪問北京的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轉告中國政府,美國準備改善兩國之間的關係。
美國的這一戰略調整,使其在後面近20年的東西對抗中與蘇聯相比占盡優勢,蘇聯最終分崩離析。可以這樣說,美國如今的霸權地位,是20世紀70年代開始藉助中國的力量實現的。反過來,中國接下來的改革開放、經濟崛起,同樣也是藉助美國的力量。中美的特殊關係,就是在這個階段形成。
因此,從戰略上說,美國在越南戰場的重創,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因禍得福。正是美國在越南戰場陷入泥潭不可自拔,使西方對蘇聯的壓力驟減。同時,鑑於美國對蘇聯的包圍形勢,蘇聯不得不投鼠忌器。如此的結果就是,中蘇矛盾激化,最終形成對立格局。而中蘇對立格局的結果是,美國得以從越南戰爭中抽身。美國只要在西南方扼住蘇聯的咽喉,就能制服這頭龐然大物。於是,美國在龜縮的同時,和中國這一大國合作,在東方牽制住蘇聯,成功遏制蘇聯在東方的繼續擴張。
20世紀整個70年代,美國基本處於守勢。守勢下的美國,促成第四次中東戰爭。並在之後的數年,徹底分化阿拉伯聯盟,將阿拉伯聯盟從蘇聯陣營爭取到自己這一邊。當然,這也都是拜野心勃勃、同時又投鼠忌器的蘇聯所賜。
蘇聯帝國夢的破滅
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中,蘇聯支持的阿拉伯國家損失慘重。阿拉伯國家在第三次中東戰爭中的失敗,使其對蘇聯的信任度大幅下降。在第四次中東戰爭前,阿拉伯國家在埃及的領導下,不願再充當蘇聯的附庸。於是,在第四次中東戰爭中,蘇聯和中東的關係已不是附屬關係而是合作關係。
在第四次中東戰爭中,蘇聯援助阿拉伯國家的效率遠低於美國援助以色列的效率,使阿拉伯國家在第四次中東戰爭中還是以失敗告終。在這種情況下,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苦心經營十幾年建立起來的中東勢力網,面臨著即將失去的危險局面。鑑於此,蘇聯戰略上選擇南下印度洋,控制中亞樞紐地區,避免蘇聯在美蘇對抗中落於下風。
1973年7月,達烏德在“旗幟派”(該派主要是由一些受過蘇聯訓練的青年軍官組成,受蘇聯支持)的支持下,完成對阿富汗當時政權的政變,推翻阿富汗200多年來的封建君主專制政體,並就任總統。達烏德上台初期,積極奉行親蘇政策,深得蘇聯領導的賞識,蘇聯正好乘機積極向阿富汗滲透。
但是,蘇聯外交上一貫的霸道干預和控制,使達烏德非常不滿。從1975年開始,達烏德清洗親蘇勢力,並向蘇聯以外的世界尋求援助。1977年2月,阿富汗通過共和國憲法。根據憲法籌建的民族革命黨成為唯一合法政黨,親蘇的“旗幟派”分子被徹底清洗出政府和軍隊。
很快,蘇聯進行報復。1978年4月27日,人民派和旗幟派的軍官聯合發動軍事政變,蘇聯飛行員駕機直接參加進攻總統府的戰鬥。次日,總統府被攻占,達烏德以身殉職,阿富汗政權再次更迭。政變後,表面上,人民派雖然和旗幟派一樣完全倒向了蘇方,實際上,人民派領導人很快展開對旗幟派的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