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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林的另一面仍是牆一般的山脊,只要把松林的敵人擠下深谷,衝過這段小路,就能突出包圍圈,便喊了一聲:“兩個人一組衝過去,用手榴彈砸!其他人掩護!”

  語音未落,小石和前面的一個戰士飛也似的沖了過去,眼看就要到松林邊,突然一顆手榴彈“轟”地炸在他倆面前,兩人向旁倒下了。我心裡“咯噔”一下。我交代一班長叫他看住罪犯,準備去救小石。就在這工夫,小石又晃晃蕩盪地爬起來了,投出去一顆手榴彈,“轟”地一聲,松林里的機槍啞巴了。也就在這同時,在小石的身旁衝上來一個土匪。我正要射擊,小石已看到了,他霍地躍起撲上去,兩人撕打在一起。這時松林又發出密集的火力。眼看著小石的力量已支持不住,兩個人滾到崖邊,那土匪一腳將小石蹬開,在他頭上擊了一槍托,小石翻了個身就滾下崖去了。我心裡好像被一把鋒利的刀刺了一下,一連兩槍把那個土匪打倒,正想衝過去,李區長帶著半個組上來了,一把抓住我說:“你糊塗拉!衝動什麼,忘了嗎?最要緊的是後面的罪犯。”還沒說完,就向前衝去。

  我只好忍著心裡的疼痛,去帶後面的隊伍,同時掩護他們的前進。

  …………

  回到沅陵沒幾天,我又接到新的任務,調到南海岸某地工作。以後部隊消滅了湘西的土匪,也轉移了,從那一直再沒來過湘西。去年復員的時候,組織部同志問我願意到哪去,我竟沒猶豫就要求到湘西。組織部同志說:“湘西地方可大啦,現在成立了一個湘西苗族自治州,還有黔陽也是湘西,你願意到哪一個。”我說:“當然到湘西苗族自治州去。”因為小石的家鄉——湘西苗族自治州——需要我。就這樣我就到了自治州的首府吉首工作了。

  初來時,我已完全不能辨認這就是當年的所里了。那垃圾箱式的木樓,已被新建的辦公大廈代替了。正在建築的汽車站、文化館、銀貿稅等大樓的腳手架,像林海一樣布滿了吉首鎮的各個角落。這欣欣向榮、不平凡的景像,正是當年鬥爭的成果。他描繪出祖國飛速前進的雄姿,他也教育著人們應該如何去創造更好的明天。

  我也曾派人打聽小石的下落,但是幾年來人事變動很大。當年區政府的同志都調離了,始終也沒有打聽到小石的下落。而這枚手榴彈也一直保存到今天。幾年來,每到中秋節,每當遇到困難時,我就會想起小石,他一直在鼓勵我前進!

  事實上,倪進本人並未像書稿中所說“調到南海岸某地工作”,而是一直參加了湘西剿匪的全過程,在文革前才回到北京。書稿中之所以這樣描寫,應該是為小石的“復活”做鋪墊。在《給yien的一封信》中,他這樣寫到:故事的結尾也是經過改寫的,最初寫到小石犧牲為止。……最後我又改寫小石沒有死,在故事的結尾添上了小石的一封信。看來似乎過於離奇,但是我考慮到這樣處理,一則富有戲劇性;二則在我們國家,從戰爭的日子裡轉到和平建設的年代,這樣的巧遇並非罕見。同時,我認為小石這樣的人也不會死的,他應該活在人們的心中。因此,小石“復活”了。整個故事也就有了另一個結局。

  《野菊》是以“我”給妻兒講故事為開篇,結尾部分也必然地予以了呼應——

  我的故事講完了。小堯聽傻了眼,推著我說:“講啊,再接著講啊!小石到底怎麼樣了?”

  “已經講完了,小石犧牲了,除此之外我又不能給你編一套。”我說。

  “不麼,不麼,小石沒有死。”小堯不高興地推著,喊著。

  “別鬧!”小慶喊了一聲,又問我,“爸爸,那周興捉到了沒有?吳顯貴和那兩個特務怎麼辦了?”

  “你說呢?”我問。

  還沒等小慶回答,筠在那邊說道:“傻閨女,那還用問,這不是明擺著的事。”

  全家都笑起來了。

  大門口咳嗽了一聲,收發室老孟同志來了。他遞給我一封信,說這是北京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的一個同志帶來的,因為明天起早要走,所以托他轉交給我。

  信封的下款是中央民族學院。我奇怪起來,中央民族學院也沒有熟人呀。連忙打開信封,首先看底下的落款——吳金生(石金生)匆草。

  “咦?石金生!”我驚叫起來。也許是看錯了,擦擦眼睛,明明是吳金生,後面的括號里寫著石金生。小石他還活著!我的心翻滾著猛跳起來,慌忙從頭看起,那字寫得非常熟練。

  敬愛的柯幹事:

  不,我還是叫你叔叔吧。允許我這樣叫嗎?

  生活真像迷人的童話似的,善良的人總會戰勝那骨瘦如柴的吝嗇鬼,戰勝那吃人的黑暗勢力,最後成為勝利者!

  叔叔,我沒有死。勝利者是死不了的。想起來也真有意思,過去在野菊花開的日子裡,咱們經歷了多少不幸和危險啊!辛酸、折磨、反抗、鬥爭一直到苦惱,一切都這樣平凡地過來了,一切都帶給人們一種自豪的快感。

  你還記得吧?因為報仇雪恨,我曾一度苦惱過,想起來還有點羞澀。可是我還清楚地記得你說的“根子不除掉,仇永遠也報不清,為了幸福的明天就要鬥爭下去,不過這鬥爭不是限制在一個小圈子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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