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頁
秋山真之在日本海軍界裡，算是惟一的奇傑，而同時是一個惟一的學問家。他的身材，正是普通我們意想中的日本人，非常短小；他的相貌，是很平常的。比如西園公寺望、桂太郎這一類的人，如果在人叢中見著，誰也一望就注意他是非常人，他們面貌身軀，是很多特質的。而這秋山真之，卻不容易在形相上看出他的奇偉來，至多我們只能看出他是一個平常人當中富於修養的人罷了。然而他的奇特，卻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就學問說，他是海軍中惟一的智囊，他的海軍戰術，是海軍中的人認為可望而不可即的。大抵他是一個聰明絕頂的人，而他的智識豐富，知識學問的方面非常之多，他能夠用他的聰明去用他，而他自己的目的，不是在做學者，所以他不曾用科學的方法去整理他，種種學問知識，在他的心靈上，化成了一種直感直覺的作用。所以人人以為不能及的，就是他的直感直覺。許多人說他是天眼通，他心通，這大約就是他那一種由很豐富的學識所化成的潛在意力的作用罷。在中日黃海戰的時候，他作海軍參謀官，黃海的戰勝，他有不少的功績。日俄的日本海戰，他作艦隊的參謀長，一切作戰，都是他的主任，把波羅的艦隊，打得片甲不回。就是他的作戰，據他自己對我說，“在俄國波羅的艦東來的時候，他只每日潛思默想，極意靜坐。他確實從一種的心靈作用，明明白白地，曉得波羅的艦隊的行動。當時大家都惶恐，畏懼波羅的艦隊的偉大威力，而民間更是恐怖得厲害。他自己卻是有很堅確的信念，認定自己必定能夠殲滅波羅的艦隊。以後一切作戰，都是這一種很堅確的信仰的力量，而不是用科學的方法。要是靠科學的方法，日本艦隊決非波羅的艦隊的敵手。”當時他常對我講起許多日本海戰的故事，多是玄玄妙妙，半宗教半哲學的話。這個人的性格，和平常日本的軍人不同，他是非常樸素溫厚的君子，絕沒有普通日本軍人那樣矜驕欺詐的習性。我認為他所說的話，不是假話，不過他的認識和說明，是否正確，當然又當別論的。
他的努力，是平常人所絕不能及的。他一天睡眠的時間很少，他的刻苦用功，只有“手不釋卷”四個字，可以形容，不是看書就是測圖，此外就是靜坐。他是一個很熱烈而誠摯的神教信徒，他確信信仰是一切道德的極致，在一切修為中，有最大威力。他的宗教思想，當然是純日本式的民權神權論，正是素行派哲學思想的余脈。不過他不是一個理論的信者，而是一個情意的信者，在儀式上，和普通日本信神的人一樣，完全是受佛教的感化。
他是這樣一個人，何以總理和他那樣交好呢？這也完全是在政治的主張上，他是一個很熱烈的南進論者，同時他是一個排英美的論者。他的南進論和排英美論，完全是立足在有色人種的復興上面。他不是講大東洋主義，為是講大亞洲主義，也不是講大日本主義，而是主張人類的平等。他以為“人類都是神的子孫，文化是人類共享的工具，世界不容一種人專橫，文化不容一種人壟斷”。他在政策上，和桂太郎大略相同。他以為日本不可以造成陸軍國，而且不能造成大的陸軍國。日本人的運命在美洲澳洲。但是要達到這個目的，除是土耳其、印度、中國三個大民族都完成了獨立，打倒了英美的霸權，要海上的自由完全實現之後，諸大陸的移往自由才能實現。所以他在這一個論據之下，極力盼望印度的革命成功。他認為印度的革命成功，是東方民族復興的總關鍵。如果印度的革命不成，其他的一切努力，都不能完全有效。他在這一種觀點的下面，和總理成了很好的朋友。他對於總理的革命事業，在物質上、精神上，都有了不少的援助。而他之援助總理的革命事業，是很純潔的，不單是不含有半點策略，並且不帶有半點虛榮，至今日本人很少知道他和總理的交誼如此之深，也足以表明他是做事不求人知的。
張勳復辟的那一年，田中義一還是做參謀次長，而他那時的權勢，可以說是傾動一時的。參謀總長是薩藩出身的上原大將，是絕不問事的傀儡，一切大權，盡在田中的掌握，他的全付精神，都是注意在中國大陸的。那年的四、五月間，他特地到中國來，到徐州見了張勳，又遊了長江沿海。到上海的時候，曾和總理見面。在他回國之後，中國的復辟風說，已經遍布全國，而報紙上也盛傳田中到徐州，是和張勳的復辟有關。這個風說，越傳越緊，在六月初旬的時候，已經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了。總理此時便派我到日本去調查復辟運動的內情究竟如何。去的時候，帶了許多封總理的信，這當中最重要必須討問的人，就是陸軍的田中中將和海軍的秋山中將。
我是六月十六日從上海起身的，到東京大約是二十一罷。向例我到東京總是住日比谷公園附近的“旭館”，那一回剛逢著議會開會期，旭館被國民黨的議員員們住滿了，我只好住在築地的“岡本旅館”。築地這個地方，本是東京的最低地帶，我向來不願意住的，這一回算是第一回。
第20節 秋山真之（2）
房間定好，稍為休息了一下，我便先去看秋山中將。那時他是海軍軍令部長，海軍軍令部和陸軍參謀本部一樣，是最高的軍令機關。他當時要算是海軍的最高領袖。然而他的住宅，是非常簡微的，照當時日本的房價，至多不過月租三十元的小房子。我向來是去得慣了的，所以從花園的籬門進去直到了他的書房。他正端坐在圖書堆中閉目習靜，聽見有人進去，把兩眼睜開，一看見是我，他好像大吃一驚的樣子，把身子向後一退，指著我說：
他的努力，是平常人所絕不能及的。他一天睡眠的時間很少，他的刻苦用功，只有“手不釋卷”四個字，可以形容，不是看書就是測圖，此外就是靜坐。他是一個很熱烈而誠摯的神教信徒，他確信信仰是一切道德的極致，在一切修為中，有最大威力。他的宗教思想，當然是純日本式的民權神權論，正是素行派哲學思想的余脈。不過他不是一個理論的信者，而是一個情意的信者，在儀式上，和普通日本信神的人一樣，完全是受佛教的感化。
他是這樣一個人，何以總理和他那樣交好呢？這也完全是在政治的主張上，他是一個很熱烈的南進論者，同時他是一個排英美的論者。他的南進論和排英美論，完全是立足在有色人種的復興上面。他不是講大東洋主義，為是講大亞洲主義，也不是講大日本主義，而是主張人類的平等。他以為“人類都是神的子孫，文化是人類共享的工具，世界不容一種人專橫，文化不容一種人壟斷”。他在政策上，和桂太郎大略相同。他以為日本不可以造成陸軍國，而且不能造成大的陸軍國。日本人的運命在美洲澳洲。但是要達到這個目的，除是土耳其、印度、中國三個大民族都完成了獨立，打倒了英美的霸權，要海上的自由完全實現之後，諸大陸的移往自由才能實現。所以他在這一個論據之下，極力盼望印度的革命成功。他認為印度的革命成功，是東方民族復興的總關鍵。如果印度的革命不成，其他的一切努力，都不能完全有效。他在這一種觀點的下面，和總理成了很好的朋友。他對於總理的革命事業，在物質上、精神上，都有了不少的援助。而他之援助總理的革命事業，是很純潔的，不單是不含有半點策略，並且不帶有半點虛榮，至今日本人很少知道他和總理的交誼如此之深，也足以表明他是做事不求人知的。
張勳復辟的那一年，田中義一還是做參謀次長，而他那時的權勢，可以說是傾動一時的。參謀總長是薩藩出身的上原大將，是絕不問事的傀儡，一切大權，盡在田中的掌握，他的全付精神，都是注意在中國大陸的。那年的四、五月間，他特地到中國來，到徐州見了張勳，又遊了長江沿海。到上海的時候，曾和總理見面。在他回國之後，中國的復辟風說，已經遍布全國，而報紙上也盛傳田中到徐州，是和張勳的復辟有關。這個風說，越傳越緊，在六月初旬的時候，已經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了。總理此時便派我到日本去調查復辟運動的內情究竟如何。去的時候，帶了許多封總理的信，這當中最重要必須討問的人，就是陸軍的田中中將和海軍的秋山中將。
我是六月十六日從上海起身的，到東京大約是二十一罷。向例我到東京總是住日比谷公園附近的“旭館”，那一回剛逢著議會開會期，旭館被國民黨的議員員們住滿了，我只好住在築地的“岡本旅館”。築地這個地方，本是東京的最低地帶，我向來不願意住的，這一回算是第一回。
第20節 秋山真之（2）
房間定好，稍為休息了一下，我便先去看秋山中將。那時他是海軍軍令部長，海軍軍令部和陸軍參謀本部一樣，是最高的軍令機關。他當時要算是海軍的最高領袖。然而他的住宅，是非常簡微的，照當時日本的房價，至多不過月租三十元的小房子。我向來是去得慣了的，所以從花園的籬門進去直到了他的書房。他正端坐在圖書堆中閉目習靜，聽見有人進去，把兩眼睜開，一看見是我，他好像大吃一驚的樣子，把身子向後一退，指著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