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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那時蔣介石來電，囑至南昌相見，並派戴笠迎接。實際戴並未前往迎接，而是電約楊將軍至長沙，再同去江西。楊虎城即先期乘飛機去長沙（機票是宋子文拿來的。宋後來來港，並與楊作了長談）。當時，特地來港迎接的一一七師（十七路軍的一支軍隊）全師將士的代表王根僧（副師長），為保護將軍，向宋一再要求，才勉強要到一張機票，與楊同行。他們到長沙後，又據戴笠留條去武昌（戴已到武昌去了）。這之後，楊虎城的情況就每況愈下，完全落入南京當局的圈套了。
關於楊虎城被捕經過，王根僧當年曾寫了日記，其中有幾則是這樣說的：
十二月一日午後三時三十分車抵武昌車站，戴笠率行營及省府人員約百餘人在車站迎接。當即安頓我們住在胭脂坪省政府招待所，表面招待很周到，但發覺有特務人員秘密監視，楊將軍去訪于右任時亦然（“據於說：
他們兩人談話時，跟去的特務竟敢旁坐不動，經他斥責後，才到外邊去了。可是還不時進來，催促楊先生早些回去休息，使他生氣極了。”——筆者轉引），我當時將這種情況密告楊將軍。楊將軍說：“我又不是回來作漢奸，中央不需要這樣做吧？”他似乎不相信我的話。
二日午十二時三十分由戴笠陪至漢口空軍航空站，已預備小飛機一架，可乘三人。戴笠原來安排是楊將軍、戴笠本人，另副官一人。當時經我再三要求，始臨時將副官叫下來，准我上機。午後一時五十五分抵南昌，寓二緯路戴笠在南昌的辦公處所。當車抵寓所附近時，我瞥見有一隊憲兵正在周圍布置崗哨……我乘機將所瞥見的情況告知楊將軍，我說可能已把我們監禁起來了。他仍然說：“我又不是回來作漢奸，他們不需要這樣做吧！”
（現在想起他這句話，是多麼光明磊落呵！）……應該試探一下。我當即挾著一套襯衣褲和毛巾、肥皂，佯裝出去洗澡，果然被門口衛兵攔阻，並說外面風聲不好，不能出去。我折返樓上告知楊將軍，他長嘆一聲，默默無言者久之。
三日戴笠表面上招待我們甚是周到，伙食特別好，並和我們有說有笑，但迄未談及蔣介石何時來南昌，至此我們也已瞭然。
五日聽說蔣介石即來南昌，晚餐時楊將軍詢問戴笠，他說不確。楊將軍判斷當時情況，也認為蔣介石不可能來南昌，並且說既把我們弄到這個地步，他來與不來，都不相干。
八日楊將軍讀報，得悉日軍已達南京近郊湯山一帶，不勝憤激！他說：“我今不能上前線殺敵，至感無聊！作為一個軍人，能上前線多殺幾個外國敵人，才算得光榮！
若論內戰，則難免一將功成萬骨枯之譏！”云云，於此足見楊將軍的苦悶心情。
十日午後一時許又發警報，警衛人員帶我們到江邊下沙窩隱蔽。午後五時四十分，戴笠說：敵機常來轟炸，城內不安全，請楊先生遷到鄉下去。要他立即上車。當時戴不准我隨去，我揮淚送別……③
是的，這是不尋常的分離，或者勿寧說是永訣。因為從此以後，楊虎城就被囚禁，在１９４０年前後，當張學良也輾轉來到貴州，並與楊虎城近在咫尺時，那時楊已被關押了三年多。多年的漂泊、囚禁，使他“患了很重的膽石病，到１９４８年才被准許送到中美合作所附近軍統所辦的‘四一醫院’去開刀……醫生從楊的膽囊中取出一把結石，這是由於在息烽玄天洞多年來飲了不乾淨的泉水所造成。病好轉一點又將他移回原處。這段時間內，他心情非常煩躁，常同龔國彥（一看守頭目——筆者）為一些生活小事爭吵……後來聽到龔國彥告訴我，說他有次走到楊家山後面，看到一座墳墓，墳前石欄上刻著‘楊氏佳城’四個字，他很感慨地說：‘怎麼這樣湊巧？這同我的名字只少一個字。’話剛說完，抬頭一看，兩旁華表上正刻著‘龍蟠虎踞’。他當時觸景生情，長嘆一聲：‘我的姓名這裡早都有了，我今天住在這裡，將來也必死在這裡無疑。’因此他很不願意到門外走動，不願看到那一座有他姓名的墳墓。
“一九四九年八月間，蔣介石由台灣到重慶後對毛人鳳一再說：‘把一些反對我們的人保留下來，這對我們太不利了！’所以當毛人鳳向他請示楊虎城如何處理，是否要解送台灣時，他毫不考慮地回覆：‘留下他做什麼？早就該殺了！’但他最後叮嚀毛人鳳應當解回重慶秘密進行，不能讓外人知道。據毛人鳳事後告訴我：蔣介石要殺害楊的同時，還就囚禁在中美所內白公館與渣滓洞兩個集中營內四百多名革命人士的處理問題指示他說：‘我們過去那樣有勢力的時候，這些人都不肯投降，今天我們到處打敗仗，他們還會肯轉變過來嗎？只有乾脆一起殺掉！’”④
原來如此！
蔣介石如此倒行逆施，怎能不激起天怒人怨，加速蔣家王朝的滅亡呢？
張學良被囚於陽明洞時，正是抗日戰爭最艱難的時期。他在這個時期雖然仍很苦悶，但在條件許可的範圍內也參加一些活動。曾磊（在陽明洞時擔任過張學良的“警衛”，是個連長）說：“當時的張將軍才四十來歲，常穿一件咖啡色絲綿袍，布鞋紗襪，可是仍掩不住他那英武的軍人氣魄。他生性豪爽，待人很隨和。每逢憲兵打球時，他都來充當義務教練，有時還當裁判，球興大發時，他就親自上場了，打得滿頭大汗。他為排遣寂寞，時常到我們營房來看看，尤其喜歡和那些‘憲兵娃娃’打交道。有次和一個憲兵下棋，他先提出條件：輸了的要打五板手心。頭一盤，憲兵輸了，他果真拿米達尺打了他五板。第二盤，他自己輸了，伸著手要那憲兵打，憲兵不敢打，他說：‘你不打就是不履行我們的雙邊條約，要受罰，要罰打五板。’那憲兵很樂意地伸出手讓他又打了五板，大家都覺得有趣極了。
關於楊虎城被捕經過，王根僧當年曾寫了日記，其中有幾則是這樣說的：
十二月一日午後三時三十分車抵武昌車站，戴笠率行營及省府人員約百餘人在車站迎接。當即安頓我們住在胭脂坪省政府招待所，表面招待很周到，但發覺有特務人員秘密監視，楊將軍去訪于右任時亦然（“據於說：
他們兩人談話時，跟去的特務竟敢旁坐不動，經他斥責後，才到外邊去了。可是還不時進來，催促楊先生早些回去休息，使他生氣極了。”——筆者轉引），我當時將這種情況密告楊將軍。楊將軍說：“我又不是回來作漢奸，中央不需要這樣做吧？”他似乎不相信我的話。
二日午十二時三十分由戴笠陪至漢口空軍航空站，已預備小飛機一架，可乘三人。戴笠原來安排是楊將軍、戴笠本人，另副官一人。當時經我再三要求，始臨時將副官叫下來，准我上機。午後一時五十五分抵南昌，寓二緯路戴笠在南昌的辦公處所。當車抵寓所附近時，我瞥見有一隊憲兵正在周圍布置崗哨……我乘機將所瞥見的情況告知楊將軍，我說可能已把我們監禁起來了。他仍然說：“我又不是回來作漢奸，他們不需要這樣做吧！”
（現在想起他這句話，是多麼光明磊落呵！）……應該試探一下。我當即挾著一套襯衣褲和毛巾、肥皂，佯裝出去洗澡，果然被門口衛兵攔阻，並說外面風聲不好，不能出去。我折返樓上告知楊將軍，他長嘆一聲，默默無言者久之。
三日戴笠表面上招待我們甚是周到，伙食特別好，並和我們有說有笑，但迄未談及蔣介石何時來南昌，至此我們也已瞭然。
五日聽說蔣介石即來南昌，晚餐時楊將軍詢問戴笠，他說不確。楊將軍判斷當時情況，也認為蔣介石不可能來南昌，並且說既把我們弄到這個地步，他來與不來，都不相干。
八日楊將軍讀報，得悉日軍已達南京近郊湯山一帶，不勝憤激！他說：“我今不能上前線殺敵，至感無聊！作為一個軍人，能上前線多殺幾個外國敵人，才算得光榮！
若論內戰，則難免一將功成萬骨枯之譏！”云云，於此足見楊將軍的苦悶心情。
十日午後一時許又發警報，警衛人員帶我們到江邊下沙窩隱蔽。午後五時四十分，戴笠說：敵機常來轟炸，城內不安全，請楊先生遷到鄉下去。要他立即上車。當時戴不准我隨去，我揮淚送別……③
是的，這是不尋常的分離，或者勿寧說是永訣。因為從此以後，楊虎城就被囚禁，在１９４０年前後，當張學良也輾轉來到貴州，並與楊虎城近在咫尺時，那時楊已被關押了三年多。多年的漂泊、囚禁，使他“患了很重的膽石病，到１９４８年才被准許送到中美合作所附近軍統所辦的‘四一醫院’去開刀……醫生從楊的膽囊中取出一把結石，這是由於在息烽玄天洞多年來飲了不乾淨的泉水所造成。病好轉一點又將他移回原處。這段時間內，他心情非常煩躁，常同龔國彥（一看守頭目——筆者）為一些生活小事爭吵……後來聽到龔國彥告訴我，說他有次走到楊家山後面，看到一座墳墓，墳前石欄上刻著‘楊氏佳城’四個字，他很感慨地說：‘怎麼這樣湊巧？這同我的名字只少一個字。’話剛說完，抬頭一看，兩旁華表上正刻著‘龍蟠虎踞’。他當時觸景生情，長嘆一聲：‘我的姓名這裡早都有了，我今天住在這裡，將來也必死在這裡無疑。’因此他很不願意到門外走動，不願看到那一座有他姓名的墳墓。
“一九四九年八月間，蔣介石由台灣到重慶後對毛人鳳一再說：‘把一些反對我們的人保留下來，這對我們太不利了！’所以當毛人鳳向他請示楊虎城如何處理，是否要解送台灣時，他毫不考慮地回覆：‘留下他做什麼？早就該殺了！’但他最後叮嚀毛人鳳應當解回重慶秘密進行，不能讓外人知道。據毛人鳳事後告訴我：蔣介石要殺害楊的同時，還就囚禁在中美所內白公館與渣滓洞兩個集中營內四百多名革命人士的處理問題指示他說：‘我們過去那樣有勢力的時候，這些人都不肯投降，今天我們到處打敗仗，他們還會肯轉變過來嗎？只有乾脆一起殺掉！’”④
原來如此！
蔣介石如此倒行逆施，怎能不激起天怒人怨，加速蔣家王朝的滅亡呢？
張學良被囚於陽明洞時，正是抗日戰爭最艱難的時期。他在這個時期雖然仍很苦悶，但在條件許可的範圍內也參加一些活動。曾磊（在陽明洞時擔任過張學良的“警衛”，是個連長）說：“當時的張將軍才四十來歲，常穿一件咖啡色絲綿袍，布鞋紗襪，可是仍掩不住他那英武的軍人氣魄。他生性豪爽，待人很隨和。每逢憲兵打球時，他都來充當義務教練，有時還當裁判，球興大發時，他就親自上場了，打得滿頭大汗。他為排遣寂寞，時常到我們營房來看看，尤其喜歡和那些‘憲兵娃娃’打交道。有次和一個憲兵下棋，他先提出條件：輸了的要打五板手心。頭一盤，憲兵輸了，他果真拿米達尺打了他五板。第二盤，他自己輸了，伸著手要那憲兵打，憲兵不敢打，他說：‘你不打就是不履行我們的雙邊條約，要受罰，要罰打五板。’那憲兵很樂意地伸出手讓他又打了五板，大家都覺得有趣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