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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被關進城外蘇仙嶺上的蘇仙觀後，也一直思念著于鳳至，她究竟到哪裡去了，他也不知道。問劉乙光，他不是支吾其詞，就是避而不見。張學良在古老寺觀的一間房子內，整天悶坐呆立，默默無言，陪伴他的只有窗外那株蒼勁挺拔的百年桂樹和哀怨、低沉的陣陣松濤。
筆者為弄清這段史實，作了些調查，從目前看到的記述張學良囚禁生涯的為數較少的資料和作品中，也大都談到那時在郴州伴獄的是于鳳至，不是趙四小姐。不過，那時她身體已很衰弱，時常發燒，然而為了減輕夫君的痛苦，她仍帶病相隨，勉力支撐，這都是事實。但有的說在蘇仙嶺的時候，她曾邀張將軍同游白鹿洞、三絕碑，並感懷身世，邊走邊談，無限悵惘等。作為文學作品來說，這樣寫當然無可厚非，作為信史或傳記來看，就顯得欠妥，因為實際上在那時並無這樣的可能。當然，在特務的監視下，張學良由於激憤難平，在一個乍暖還寒的午後，曾外出散步，觀看了白鹿洞、三絕碑，並引起許多感慨，那倒是實情。
那是一個大地籠罩著一片愁雲慘霧的午後，張學良在特務們的“護衛”下，沿著據說有一千七百六十級的石板小路，緩緩步下山巔時，在嶺釁的一個僻靜的地方，忽然看見一處由於長期風雨侵蝕而顯得斑駁灰昏的絕壁斷碑，他上前仔細察看，只見懸崖絕壁下有洞口，原來這裡就是著名的白鹿洞了。張學良為好奇心所驅使，快步走到洞口前，細觀碑文，只見在那光滑的石壁上，有鐫刻得極為工整的北宋詞人秦少游的《踏莎行·郴州旅舍》詞文，內云：
霧失樓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里斜陽暮。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郴江幸自繞郴山，為誰流下瀟湘去？
據說，“這首情景交融的詞，由北宋著名書法家米元章書寫，又由蘇東坡題跋，堪稱詞絕、文絕、書絕，所以後人稱之謂“三絕碑”。……這首詩是秦觀（即秦少游——引者）於宋紹聖四年在郴州所作，當時他與蘇東坡是好友，由蘇東坡薦於朝廷，官至太學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後因章惇當權，排斥異己，使他屢受貶謫。這首《踏莎行》就是秦觀被貶到郴州，傾吐自己悽苦失望的心情，流露出他對當時黨爭激烈的幽怨和悲哀。”②
含冤莫白、身不由己的張學良，讀罷此詞，聯想到自己的悲慘遭遇，引起強烈共鳴，以致發生“經常借酒澆愁，借槍朝窗外一株大桂花樹連連射擊，以泄滿腔怨恨”的事，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另據有的作品介紹，那時在郴州還曾發生不久前由西安移駐郴州的炮兵旅的一些東北籍官兵，因偶然發現張將軍被囚於蘇仙嶺，想前往看望，竟被打傷，以及後來準備劫獄的事，這也不能說是毫無根據的，可以看作是傳奇故事，不一定全是事實。但在那時，張學良曾經遇險，曾經被人認出，而且那認出了他的相貌的，的確是原東北軍的軍官，以致引起一場虛驚，並終於提前離開此地，倒是確有其事的。那次在郴州城內，他是遇到了一點麻煩，幸而沒有成為事實，只不過是一場虛驚，不然的話，還真不知會帶來多麼嚴重的後果呢！
原來，１９３８年２、３月間，有個炮兵旅從外地調來郴州，在這個部隊中有些中級軍官是從東北軍改編過來的，他們對張學良仍然非常懷念和尊敬，據說，他們在得知張學良被囚於姑蘇嶺後，準備武裝劫獄。特務隊的劉乙光等人聞訊大驚，很快將張學良等轉移到湖南永興縣油榨樹鎮一所小學校內，以避風險。
其實，這是一場虛驚。所謂武裝劫獄，顯系一種猜測和謠傳。據邱秀虎回憶，事情的真相是：張學良在郴縣時，有一天，他“要下山到城內去洗澡。照例是劉乙光陪同，十二個警衛隨行。劉與他在街上並肩而行，我們則尾隨於前後左右。行至途中，突然有一個佩戴國民黨炮兵中校領章的軍官，迎面而來，發現張後，立即向張恭敬地立正敬軍禮。但張非常鎮靜，若無其事地走自己的路，未予還禮，也不與那個軍官談話。可是當時卻把我們嚇得手足無措。這裡怎麼會有人認識他呢？而且還是個炮兵中校！到了浴室門口，先派人聯繫，然後向張、劉匯報說：‘今天盆浴等候的人太多，不會有空。’事實上，我們是惟恐出事，有意扯謊，只希望張趕快回到山上去。張笑了一笑說：‘那就改天再來，我們回去吧！’
“他們回去了，我留在城中。劉乙光要我去找軍統駐城內的郵檢員黃靜宜聯繫，追查向張敬禮的那個軍官的一切情況，並要匯報。我找到了黃，告知情況，他立即與我去找彬州專員公署中校聯絡參謀曹某。曹是軍統特務派駐專署搞情報的。經過我們三人的調查了解，才知道國民黨有一個炮兵獨立旅剛由外地調來郴州。下轄兩個炮兵團。在這個旅中，有二、三個中級軍官是由東北炮兵部隊改編過來的。那個向張敬禮的軍官，就是東北軍改編過來的，現任這個旅的炮兵團中校副團長，毫無疑問是張學良東北軍的舊部。情況弄清以後，我與黃立馬上上山向劉匯報。劉聽了以後，非常著急，馬上召集隊附許穎、憲兵連長童鶴年以及我和黃靜宜參加的緊急會議。他說：惟恐這軍官知道張住在蘇仙嶺，了解我們的力量，採取突然行動，他們的槍和人比我們多，此地又無救援，萬一出了什麼事，怎麼得了。大家議論一下，最後決定將這一情況報告軍統局。但估計軍統局也不會很快指示，所以一方面用電報請示，一方面加強警衛戒備。當晚由憲兵連增加崗哨，特務隊也在廟門口附近增加遊動哨。但大家驚恐的情緒並未消除，只願晚上不要出事。”③
筆者為弄清這段史實，作了些調查，從目前看到的記述張學良囚禁生涯的為數較少的資料和作品中，也大都談到那時在郴州伴獄的是于鳳至，不是趙四小姐。不過，那時她身體已很衰弱，時常發燒，然而為了減輕夫君的痛苦，她仍帶病相隨，勉力支撐，這都是事實。但有的說在蘇仙嶺的時候，她曾邀張將軍同游白鹿洞、三絕碑，並感懷身世，邊走邊談，無限悵惘等。作為文學作品來說，這樣寫當然無可厚非，作為信史或傳記來看，就顯得欠妥，因為實際上在那時並無這樣的可能。當然，在特務的監視下，張學良由於激憤難平，在一個乍暖還寒的午後，曾外出散步，觀看了白鹿洞、三絕碑，並引起許多感慨，那倒是實情。
那是一個大地籠罩著一片愁雲慘霧的午後，張學良在特務們的“護衛”下，沿著據說有一千七百六十級的石板小路，緩緩步下山巔時，在嶺釁的一個僻靜的地方，忽然看見一處由於長期風雨侵蝕而顯得斑駁灰昏的絕壁斷碑，他上前仔細察看，只見懸崖絕壁下有洞口，原來這裡就是著名的白鹿洞了。張學良為好奇心所驅使，快步走到洞口前，細觀碑文，只見在那光滑的石壁上，有鐫刻得極為工整的北宋詞人秦少游的《踏莎行·郴州旅舍》詞文，內云：
霧失樓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里斜陽暮。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郴江幸自繞郴山，為誰流下瀟湘去？
據說，“這首情景交融的詞，由北宋著名書法家米元章書寫，又由蘇東坡題跋，堪稱詞絕、文絕、書絕，所以後人稱之謂“三絕碑”。……這首詩是秦觀（即秦少游——引者）於宋紹聖四年在郴州所作，當時他與蘇東坡是好友，由蘇東坡薦於朝廷，官至太學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後因章惇當權，排斥異己，使他屢受貶謫。這首《踏莎行》就是秦觀被貶到郴州，傾吐自己悽苦失望的心情，流露出他對當時黨爭激烈的幽怨和悲哀。”②
含冤莫白、身不由己的張學良，讀罷此詞，聯想到自己的悲慘遭遇，引起強烈共鳴，以致發生“經常借酒澆愁，借槍朝窗外一株大桂花樹連連射擊，以泄滿腔怨恨”的事，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另據有的作品介紹，那時在郴州還曾發生不久前由西安移駐郴州的炮兵旅的一些東北籍官兵，因偶然發現張將軍被囚於蘇仙嶺，想前往看望，竟被打傷，以及後來準備劫獄的事，這也不能說是毫無根據的，可以看作是傳奇故事，不一定全是事實。但在那時，張學良曾經遇險，曾經被人認出，而且那認出了他的相貌的，的確是原東北軍的軍官，以致引起一場虛驚，並終於提前離開此地，倒是確有其事的。那次在郴州城內，他是遇到了一點麻煩，幸而沒有成為事實，只不過是一場虛驚，不然的話，還真不知會帶來多麼嚴重的後果呢！
原來，１９３８年２、３月間，有個炮兵旅從外地調來郴州，在這個部隊中有些中級軍官是從東北軍改編過來的，他們對張學良仍然非常懷念和尊敬，據說，他們在得知張學良被囚於姑蘇嶺後，準備武裝劫獄。特務隊的劉乙光等人聞訊大驚，很快將張學良等轉移到湖南永興縣油榨樹鎮一所小學校內，以避風險。
其實，這是一場虛驚。所謂武裝劫獄，顯系一種猜測和謠傳。據邱秀虎回憶，事情的真相是：張學良在郴縣時，有一天，他“要下山到城內去洗澡。照例是劉乙光陪同，十二個警衛隨行。劉與他在街上並肩而行，我們則尾隨於前後左右。行至途中，突然有一個佩戴國民黨炮兵中校領章的軍官，迎面而來，發現張後，立即向張恭敬地立正敬軍禮。但張非常鎮靜，若無其事地走自己的路，未予還禮，也不與那個軍官談話。可是當時卻把我們嚇得手足無措。這裡怎麼會有人認識他呢？而且還是個炮兵中校！到了浴室門口，先派人聯繫，然後向張、劉匯報說：‘今天盆浴等候的人太多，不會有空。’事實上，我們是惟恐出事，有意扯謊，只希望張趕快回到山上去。張笑了一笑說：‘那就改天再來，我們回去吧！’
“他們回去了，我留在城中。劉乙光要我去找軍統駐城內的郵檢員黃靜宜聯繫，追查向張敬禮的那個軍官的一切情況，並要匯報。我找到了黃，告知情況，他立即與我去找彬州專員公署中校聯絡參謀曹某。曹是軍統特務派駐專署搞情報的。經過我們三人的調查了解，才知道國民黨有一個炮兵獨立旅剛由外地調來郴州。下轄兩個炮兵團。在這個旅中，有二、三個中級軍官是由東北炮兵部隊改編過來的。那個向張敬禮的軍官，就是東北軍改編過來的，現任這個旅的炮兵團中校副團長，毫無疑問是張學良東北軍的舊部。情況弄清以後，我與黃立馬上上山向劉匯報。劉聽了以後，非常著急，馬上召集隊附許穎、憲兵連長童鶴年以及我和黃靜宜參加的緊急會議。他說：惟恐這軍官知道張住在蘇仙嶺，了解我們的力量，採取突然行動，他們的槍和人比我們多，此地又無救援，萬一出了什麼事，怎麼得了。大家議論一下，最後決定將這一情況報告軍統局。但估計軍統局也不會很快指示，所以一方面用電報請示，一方面加強警衛戒備。當晚由憲兵連增加崗哨，特務隊也在廟門口附近增加遊動哨。但大家驚恐的情緒並未消除，只願晚上不要出事。”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