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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了一會派出所來了人，陳新敏又進裡屋找孩子，沒看見人，只看見床上被子上有血，被子鼓鼓的。奔過去揭開被子，見12歲的兒子楊曉磊躺在裡面，頭上又是血又是腦汁，她嚇木了，趕快抱著孩子上了貨場派出所的車，往醫院送，還要把楊坤也送去。派出所的人沒讓拉楊坤，說他已經死了。到了醫院，醫生檢查後，證明楊曉磊死去已久。陳新敏沒有被送回家，被送去了娘家。經過核對，屋裡丟失的物品包括4張債券計140元，獎券8張計210元，雙馬登金戒指一枚，金耳環一付，梅花圖案的金戒指一枚，人民幣49元4角。金戒指和金耳環用紙包著原本放在一隻紙殼箱子裡，債券和獎券原本放在一隻皮箱裡，都被翻走了。另一隻皮箱裡還放有些好東西，卻不沒被翻動。房間裡到處一片狼藉。法醫檢驗，見楊坤左顳部大面積粉碎性骨折，左蛛網膜下腔出血，左腦組織凹陷，左小腦扁桃體凸出，左顱中凹粉碎性骨折，故認定楊坤系顱腦損傷，左小腦扁桃體疝死亡。根據各創口共同特點為創緣不整，創腔有組織間橋等，兇器可推斷為金屬類易揮動鈍器，根據骨折凹陷處為類同心圓及頭皮皮下出血輪廓，兇器可推斷為略圓形斧錘類器物。
楊曉磊的死亡原因論證為重症顱腦損傷，顱部有大面積顱骨粉碎性骨折，腦組織挫碎。根據傷口創緣不整，創壁不光，創緣有表皮剝落等特點，可判定兇器為鈍器;從後頂枕部頭皮下出血及表皮剝落為條狀印痕，可認為兇器是棱緣條狀面器物。兒子身上有創傷11處，父親身上有創傷26處。由於楊坤是警察，調查中注意了因果關係方面的線索。其一，90年4月份左右，國鐵職工李長山偷汽油被楊坤抓獲，後被收審。某派出所的於XX和一個姓王的人曾到楊家去，替李說情，把兩條“紅塔山”放在桌上就走了。楊坤沒同意，將煙送了回去。李長山以後被罰款800元放出來，對楊坤非常不滿，揚言要報復。其二，90年夏天，楊坤在工作中因事和姓劉的一個人打了起來，被姓劉的打得挺厲害，當時沒抓著。後來查訪到姓劉的家裡。劉家生活困難，父母都有病。經過交涉，由姓劉的姐姐出面調停，在她姐姐家請楊坤吃了飯，賠了楊300元醫藥費。但姓劉的始終不服氣。這兩件事的當事人經過調查，都排除了作案的可能。在現場留下一枚犯罪分子的殘缺足跡，未查到原主。此案的偵查工作持續了兩個多月，因無進展告終。當時很少有人想到作案者的目的是搶槍，楊坤的槍那天沒有帶回家去。楊家突然橫遭不幸，陳新敏一天之內喪夫喪子，受刺激過深，一度精神失常。
據閆文宇交代，這起案子是孫海波、田原和他三人所為。自從參加了這次作案，他就正式參加了孫海波犯罪團伙。在他加入之前，孫海波和田原已作過兩起大案，即高連國案和小金鶴儲蓄所案。張昕楓要求中，一定要把孫海波犯罪團伙由形成到發展的全部經過理清，從中看到社會犯罪發展的某種規律。故此，警方的審訊和調查工作進行得十分細緻。閆自忠親自作了大量的審訊筆錄，後來連同大量其它複印材料帶回了省城，以供日後慢慢研究。孫海波等人很快將在人世上消失，在這之前把他們的思想和經歷用文字保留下來，無疑是重要的。閆自忠的筆記中，有一段記錄了孫海波和田原最初議及作案的情況，可以看作是這個犯罪團伙最早形成的標界。
孫海波供述說：“1990年夏秋季節，我常和南山六號的田原接觸，我們原來在南山礦三採區一起工作過。我常去他家，他也常到我家。”“我們常在一起嘮，現在社會，‘大富靠命，小富靠勤’，咱們家裡老人沒什麼能力，工作上掙不著多少錢，買賣也不好做，靠誰呢?靠誰也靠不住，靠啥也靠啥不上，就得靠自己，靠自己還沒別的能力，沒辦法，只有採取搶的辦法，搶來大錢後做買賣。我們雙方就一致同意了。”
“要干必須把退路斬斷，‘開弓沒有回頭箭’，小打小鬧誰也別干，常在河邊轉沒有不濕鞋的。干就干大的。“這樣，我們就開始研究怎麼幹的事兒。”孫能看中田，是因為田原有一股闖勁，天不怕地不怕，從事搶劫自然用得著這種先鋒。但田原和“刀槍炮”有來往，被拘起來過，即所謂有“腥”味兒，這是孫海波最不放心的，他告誡田原務必與一切明面上的流氓團伙斷絕來往，做到“小打小鬧誰也別干”，田原同意了。他佩服孫海波有城府，是個“幹大事的人”。其實孫盤算走這條路也不是一兩天了，他原來有過做買賣發大財的夢想，後來認為沒有大本錢或沒有權力買賣是做不大的，孫海波1989年結婚，結婚時沒有房，傢俱很簡單，家庭負擔又壓了上來，他從1990年起策劃搶劫，說明他急於弄大錢的心情開始迫切了。實際上兩人都缺吃喝，生活上過得去，但虛榮心往往趨使他們去追求自認為“命”里沒有的東西。有時，某些細節也成為他們犯罪心理上重要的催化劑。如兩人穿得都不算好，比起社會上的大款略顯寒酸，互相一看，也覺得“活得不如一隻狗”，燃燒起大幹一場的欲望。
他們很重視為作案進行身體素質方面的準備。田原曾獲得過全市霹靂舞比賽第三名，又練過武功，孫海波很滿意。自從有了作案計劃，田原更加緊鍛鍊，每日玩槓鈴、擊沙袋;孫海波也堅持跑步，這些訓練在以後的作案中果然顯示了作用。他們決定，“先殺個警察搶個槍，然後再搶儲蓄所，搶到錢以後再買槍不斷武裝。”孫海波回憶那段時間時說：“我們兩個都準備了個鐵管，外面用報紙包上，就拿上一起上街盲目地跟蹤警察。那都是在白天，因為晚上有查夜的或巡邏的，萬一被抓到劃不著。”“跟了近兩個多月，一直沒得手。原因是：一是街上人太多沒法下手：二是跟上一段路，警察上車就走了，失去了目標;三是也找不到合適的對象。”
楊曉磊的死亡原因論證為重症顱腦損傷，顱部有大面積顱骨粉碎性骨折，腦組織挫碎。根據傷口創緣不整，創壁不光，創緣有表皮剝落等特點，可判定兇器為鈍器;從後頂枕部頭皮下出血及表皮剝落為條狀印痕，可認為兇器是棱緣條狀面器物。兒子身上有創傷11處，父親身上有創傷26處。由於楊坤是警察，調查中注意了因果關係方面的線索。其一，90年4月份左右，國鐵職工李長山偷汽油被楊坤抓獲，後被收審。某派出所的於XX和一個姓王的人曾到楊家去，替李說情，把兩條“紅塔山”放在桌上就走了。楊坤沒同意，將煙送了回去。李長山以後被罰款800元放出來，對楊坤非常不滿，揚言要報復。其二，90年夏天，楊坤在工作中因事和姓劉的一個人打了起來，被姓劉的打得挺厲害，當時沒抓著。後來查訪到姓劉的家裡。劉家生活困難，父母都有病。經過交涉，由姓劉的姐姐出面調停，在她姐姐家請楊坤吃了飯，賠了楊300元醫藥費。但姓劉的始終不服氣。這兩件事的當事人經過調查，都排除了作案的可能。在現場留下一枚犯罪分子的殘缺足跡，未查到原主。此案的偵查工作持續了兩個多月，因無進展告終。當時很少有人想到作案者的目的是搶槍，楊坤的槍那天沒有帶回家去。楊家突然橫遭不幸，陳新敏一天之內喪夫喪子，受刺激過深，一度精神失常。
據閆文宇交代，這起案子是孫海波、田原和他三人所為。自從參加了這次作案，他就正式參加了孫海波犯罪團伙。在他加入之前，孫海波和田原已作過兩起大案，即高連國案和小金鶴儲蓄所案。張昕楓要求中，一定要把孫海波犯罪團伙由形成到發展的全部經過理清，從中看到社會犯罪發展的某種規律。故此，警方的審訊和調查工作進行得十分細緻。閆自忠親自作了大量的審訊筆錄，後來連同大量其它複印材料帶回了省城，以供日後慢慢研究。孫海波等人很快將在人世上消失，在這之前把他們的思想和經歷用文字保留下來，無疑是重要的。閆自忠的筆記中，有一段記錄了孫海波和田原最初議及作案的情況，可以看作是這個犯罪團伙最早形成的標界。
孫海波供述說：“1990年夏秋季節，我常和南山六號的田原接觸，我們原來在南山礦三採區一起工作過。我常去他家，他也常到我家。”“我們常在一起嘮，現在社會，‘大富靠命，小富靠勤’，咱們家裡老人沒什麼能力，工作上掙不著多少錢，買賣也不好做，靠誰呢?靠誰也靠不住，靠啥也靠啥不上，就得靠自己，靠自己還沒別的能力，沒辦法，只有採取搶的辦法，搶來大錢後做買賣。我們雙方就一致同意了。”
“要干必須把退路斬斷，‘開弓沒有回頭箭’，小打小鬧誰也別干，常在河邊轉沒有不濕鞋的。干就干大的。“這樣，我們就開始研究怎麼幹的事兒。”孫能看中田，是因為田原有一股闖勁，天不怕地不怕，從事搶劫自然用得著這種先鋒。但田原和“刀槍炮”有來往，被拘起來過，即所謂有“腥”味兒，這是孫海波最不放心的，他告誡田原務必與一切明面上的流氓團伙斷絕來往，做到“小打小鬧誰也別干”，田原同意了。他佩服孫海波有城府，是個“幹大事的人”。其實孫盤算走這條路也不是一兩天了，他原來有過做買賣發大財的夢想，後來認為沒有大本錢或沒有權力買賣是做不大的，孫海波1989年結婚，結婚時沒有房，傢俱很簡單，家庭負擔又壓了上來，他從1990年起策劃搶劫，說明他急於弄大錢的心情開始迫切了。實際上兩人都缺吃喝，生活上過得去，但虛榮心往往趨使他們去追求自認為“命”里沒有的東西。有時，某些細節也成為他們犯罪心理上重要的催化劑。如兩人穿得都不算好，比起社會上的大款略顯寒酸，互相一看，也覺得“活得不如一隻狗”，燃燒起大幹一場的欲望。
他們很重視為作案進行身體素質方面的準備。田原曾獲得過全市霹靂舞比賽第三名，又練過武功，孫海波很滿意。自從有了作案計劃，田原更加緊鍛鍊，每日玩槓鈴、擊沙袋;孫海波也堅持跑步，這些訓練在以後的作案中果然顯示了作用。他們決定，“先殺個警察搶個槍，然後再搶儲蓄所，搶到錢以後再買槍不斷武裝。”孫海波回憶那段時間時說：“我們兩個都準備了個鐵管，外面用報紙包上，就拿上一起上街盲目地跟蹤警察。那都是在白天，因為晚上有查夜的或巡邏的，萬一被抓到劃不著。”“跟了近兩個多月，一直沒得手。原因是：一是街上人太多沒法下手：二是跟上一段路，警察上車就走了，失去了目標;三是也找不到合適的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