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頁
從戰爭史的角度看，武漢會戰是抗日戰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從"七.七"盧溝橋事變開始，日軍經過大約1年半的時間，傾其主力只是占領了中國的一些大城市和交通幹線地區，其占領是零星的、分散的，更是處處遭遇抗擊的、不穩定的，根本沒有達到日本大本營原計劃的吞併整個中國的目的。毛澤東在《論新階段》中談及城市之得失時，曾經說，"於必要時機放棄某些可不再守的城市，不但是被迫不得已的，而且是誘敵深入、分散、消耗與疲憊敵人的積極的政策"。
武漢一戰，某種程度上，日軍在華戰略進攻達到了其頂點，之後其戰爭實力和潛力已難以支持對該頂點的超越，於是被迫調整作戰方略，對此，毛澤東有過精闢論述。他在《論新階段》中指出，武漢會戰後，開始了"一個由舊階段轉向新階段去的過渡期間"，即站在中方的立場看，抗戰從戰略防禦階段向戰略相持階段過渡，而從侵略者的立場看，日軍開始由速決軍事戰略向持久軍事戰略轉變。
武漢會戰期間和之後，我黨領導的以八路軍、新四軍為主力的抗日軍民在敵占區廣泛開展敵後游擊戰爭，敵後戰場不斷開闢、敵後抗日根據地不斷壯大，越來越多的日軍有生力量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而難以自拔，終於自1940年下半年起，在中國戰場改採持久性作戰方針，轉入長期作戰態勢，為我幾年後的戰略反攻創造了條件。從這點上看，與松滬會戰、徐州會戰等一樣，武漢會戰也從正面吸引了大批日軍主力，為我創建抗日根據地、不斷開闢敵後戰場準備了外部條件，正如毛澤東所評價的那樣，"沒有正面主力軍的英勇抗戰，便無從順利開展敵人後方的游擊戰爭"。
武漢會戰還充分調動起中國各個社會階層、各方人士、各個黨派和團體團結一致共同抗日的愛國熱情，學生、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公務人員、工商企業者等等，有一分力使一分勁；募捐、遊行、演出、演講、慰問等等，活動層出不窮，眾聲勢浩大的抗日救亡運動不僅在大武漢地區掀起了保家衛國的高潮，而且帶動了全國各地抗日運動的蓬勃興起。
武漢會戰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也作出了貢獻。中國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武漢會戰遲滯了日軍在迅速結束在華戰爭之後，北犯蘇聯、南侵東南亞以及與美國在太平洋地區展開全面爭奪的侵略和戰爭計劃，在一定時期內牽制了日軍的後續侵略步驟。正如毛澤東在會戰爆發前夕所判斷的那樣，"日本打了中國之後，如果中國的抗戰還沒有給日本以致命的打擊，日本還有足夠力量的話，它一定還要打南洋或西伯利亞，甚至兩頭都打"。此外，會戰期間，中華兒女迸發出的同仇敵愾、眾志成城、共赴國難，以弱敵強，視死如歸的愛國主義熱情極大地贏得了國際社會的關注，不少國家和友好人士紛紛表達了支持和同情，蘇聯航空志願隊還直接來到中國，與中國空軍並肩作戰，譜寫了一曲共同反侵略、抗外敵的國際主義壯歌。
//
---------------
失利原因
---------------
毛澤東曾指出，"國民黨在1937和1938年內，抗戰是比較努力的"、"所有前線的軍隊，不論陸軍、空軍和地方部隊，都進行了英勇的抗戰，表現了中華民族的英雄氣概"。這自然包括了1938年間發生的武漢會戰。
但是，儘管國民黨軍事當局在武漢會戰中投入了自抗戰以來最大規模的兵力、中華兒女為保衛大武漢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武漢會戰最終還是失利了。1938年10月25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下達了棄守武漢的指令。
會戰失利的原因多方面，歸結起來，大致可以從客觀與主觀兩個方面進行探究。
客觀上看，中日當時在戰爭力量對比上處於敵強我弱的總體態勢，日本自從明治維新之後，國力增長迅速，工業逐漸發達，技術水平提升很快，戰前年產鋼已達640萬噸、生鐵309萬噸。並且日本實施多年的對外軍事擴張政策，特別是自甲午戰爭之後從中國搜颳了大量戰爭財富和資源，既極大地削弱了對方，又充實壯大了自身的侵略力量，因此正如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所言，"它的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在東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個帝國主義國家中的一個"。與之相比，中國"依然是一個弱國，我國在軍力、經濟力、政治力各方面都顯得不如敵人"。與此同時，國民黨當局在大敵壓境、外敵虎視眈眈的情形下，竟然聲稱"攘外必先安內"，致使大量的國力耗費在內戰上，軍費開支巨大，債務負擔沉重，人民民不聊生，國內經濟難以得到恢復和發展，工業生產始終處於較低水平，現代工業僅有萌芽，基本屬於農業國，只能生產步槍、小口徑火炮等輕型武器，根本無力建設和發展國防，年產鋼不足千噸、生鐵不足10萬噸，坦克、飛機、軍艦等重型裝備沒有自主研製能力，軍隊戰鬥編制中所配備的重型武器無論是數量還是類型，以及作戰訓練水平、戰術思想與長期進行侵略戰爭準備的日軍相比，更是落後許多，海空軍實力更是無法相提並論。因此，自"七七盧溝橋"事變以來，儘管中國軍隊在人數上並不居劣勢，但技術裝備體系之間的巨大差異，使在正面戰場上依然節節敗退，失地丟城，大好河山淪陷於日軍蹂躪之下。
武漢一戰，某種程度上，日軍在華戰略進攻達到了其頂點，之後其戰爭實力和潛力已難以支持對該頂點的超越，於是被迫調整作戰方略，對此，毛澤東有過精闢論述。他在《論新階段》中指出，武漢會戰後，開始了"一個由舊階段轉向新階段去的過渡期間"，即站在中方的立場看，抗戰從戰略防禦階段向戰略相持階段過渡，而從侵略者的立場看，日軍開始由速決軍事戰略向持久軍事戰略轉變。
武漢會戰期間和之後，我黨領導的以八路軍、新四軍為主力的抗日軍民在敵占區廣泛開展敵後游擊戰爭，敵後戰場不斷開闢、敵後抗日根據地不斷壯大，越來越多的日軍有生力量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而難以自拔，終於自1940年下半年起，在中國戰場改採持久性作戰方針，轉入長期作戰態勢，為我幾年後的戰略反攻創造了條件。從這點上看，與松滬會戰、徐州會戰等一樣，武漢會戰也從正面吸引了大批日軍主力，為我創建抗日根據地、不斷開闢敵後戰場準備了外部條件，正如毛澤東所評價的那樣，"沒有正面主力軍的英勇抗戰，便無從順利開展敵人後方的游擊戰爭"。
武漢會戰還充分調動起中國各個社會階層、各方人士、各個黨派和團體團結一致共同抗日的愛國熱情，學生、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公務人員、工商企業者等等，有一分力使一分勁；募捐、遊行、演出、演講、慰問等等，活動層出不窮，眾聲勢浩大的抗日救亡運動不僅在大武漢地區掀起了保家衛國的高潮，而且帶動了全國各地抗日運動的蓬勃興起。
武漢會戰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也作出了貢獻。中國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武漢會戰遲滯了日軍在迅速結束在華戰爭之後，北犯蘇聯、南侵東南亞以及與美國在太平洋地區展開全面爭奪的侵略和戰爭計劃，在一定時期內牽制了日軍的後續侵略步驟。正如毛澤東在會戰爆發前夕所判斷的那樣，"日本打了中國之後，如果中國的抗戰還沒有給日本以致命的打擊，日本還有足夠力量的話，它一定還要打南洋或西伯利亞，甚至兩頭都打"。此外，會戰期間，中華兒女迸發出的同仇敵愾、眾志成城、共赴國難，以弱敵強，視死如歸的愛國主義熱情極大地贏得了國際社會的關注，不少國家和友好人士紛紛表達了支持和同情，蘇聯航空志願隊還直接來到中國，與中國空軍並肩作戰，譜寫了一曲共同反侵略、抗外敵的國際主義壯歌。
//
---------------
失利原因
---------------
毛澤東曾指出，"國民黨在1937和1938年內，抗戰是比較努力的"、"所有前線的軍隊，不論陸軍、空軍和地方部隊，都進行了英勇的抗戰，表現了中華民族的英雄氣概"。這自然包括了1938年間發生的武漢會戰。
但是，儘管國民黨軍事當局在武漢會戰中投入了自抗戰以來最大規模的兵力、中華兒女為保衛大武漢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武漢會戰最終還是失利了。1938年10月25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下達了棄守武漢的指令。
會戰失利的原因多方面，歸結起來，大致可以從客觀與主觀兩個方面進行探究。
客觀上看，中日當時在戰爭力量對比上處於敵強我弱的總體態勢，日本自從明治維新之後，國力增長迅速，工業逐漸發達，技術水平提升很快，戰前年產鋼已達640萬噸、生鐵309萬噸。並且日本實施多年的對外軍事擴張政策，特別是自甲午戰爭之後從中國搜颳了大量戰爭財富和資源，既極大地削弱了對方，又充實壯大了自身的侵略力量，因此正如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所言，"它的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在東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個帝國主義國家中的一個"。與之相比，中國"依然是一個弱國，我國在軍力、經濟力、政治力各方面都顯得不如敵人"。與此同時，國民黨當局在大敵壓境、外敵虎視眈眈的情形下，竟然聲稱"攘外必先安內"，致使大量的國力耗費在內戰上，軍費開支巨大，債務負擔沉重，人民民不聊生，國內經濟難以得到恢復和發展，工業生產始終處於較低水平，現代工業僅有萌芽，基本屬於農業國，只能生產步槍、小口徑火炮等輕型武器，根本無力建設和發展國防，年產鋼不足千噸、生鐵不足10萬噸，坦克、飛機、軍艦等重型裝備沒有自主研製能力，軍隊戰鬥編制中所配備的重型武器無論是數量還是類型，以及作戰訓練水平、戰術思想與長期進行侵略戰爭準備的日軍相比，更是落後許多，海空軍實力更是無法相提並論。因此，自"七七盧溝橋"事變以來，儘管中國軍隊在人數上並不居劣勢，但技術裝備體系之間的巨大差異，使在正面戰場上依然節節敗退，失地丟城，大好河山淪陷於日軍蹂躪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