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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道明《中國歷史與地理論考》一書中列舉清乾隆年間蕪湖大米時價表指出，乾隆七年至乾隆五十一年間，以一百斤計時價，秈米，最低時104兩，一般在140以上至2.00兩以下起伏。
現以150兩抵值當時的一百斤大米，再以今天的大米價格150元/斤計算，則150兩銀子抵值150元人民幣，即一兩銀子相當於今日的人民幣100元。
那麼，沈萬三的20億兩銀子也就相當於今日的2000億人民幣，折合為2349億美元。
另據深圳新聞網（http://www.sznews.com）2004年3月30日刊載的《古代一兩銀子等於現在多少錢?》（作者署名曉林）一文來看，該文的結論為“1兩白銀等於人民幣200元”。按此，則沈萬三的20億兩銀子當相當於今日的4000億人民幣了，折合為4878億美元。
作為與當代富豪進行比較的參照，據2004年10月1日《南方日報》報導，在剛剛出爐的《福布斯》排行榜中，比爾·蓋茨再次以480億美元的個人資產問鼎榜首。
我無意得出上述由“1兩白銀等於人民幣200元”推算出的沈萬三的財產竟超過當今世界首富比爾·蓋茨的結論。
顯然，這是一個令全世界的人都無法接受且十分荒唐和荒謬的結論。
比爾·蓋茨的資產實際上還應該包括其283億美元的捐款，調整之後，蓋茨的總資產可以達到763億美元。這一數字，獨步全球。而中國古代沈萬三的財產，《梅圃餘談》所說的“二十萬萬”畢竟不是官方公布的數字，其權威性大打折扣。況且，即使是“二十萬萬”兩銀子，在與當代貨幣的換算中，因不同的方法而存在著明顯的不同結果。而上述折合為4878億美元的數字，也只不過是其中換算數量最多的一種。其正確性如何，本就存在著疑問。
在當時的生產條件下，以貨殖起家的沈萬三，儘管也成了個占蘇州府屬田畝三分之二的大地主，但依靠封建主義的生產積累，只怕是無論如何也不能聚斂起“二十萬萬”這一龐大數字的家產的。結論只能是，貨殖——對內貿易和對外貿易的實踐。而在這實踐中，無疑，他已逐步地具備了發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資金、人才以及管理技術等。
徘徊在歷史與文化之間(4)
即使進入計算機時代的今天，從事海上貿易的資本或可支配的資金高達上百億美元的規模時，用於交易的商品，從生產、收購、保管、運輸、集散到金融結算等都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工程。沈萬三在14世紀以貨殖起家，積累起如此巨大的財富，不可能沒有這方面的資金、人才及管理技術。
千百年儒家思想指導下的我們的整個世俗社會乃至上層建築的文學藝術作品，對商業文化和商人形象始終都採取了不見容的態度——無不斥之為重利薄情，無商不奸。
看著踽踽走在雲南道上的沈萬三的背影，或許人們至今都會解氣。這個討了十三個老婆、擁有20多億兩銀子的傢伙，福享得太多！哼，只有受不完的罪，沒有享不完的福呢！
然而，經濟界人士的命運畢竟折射著當時政治、經濟決策的光環。
當我們看一看那踽踽而去的背影並對之作一番歷史和文化的透析時，我們不能不看到這個人格上或許並不為我們所喜歡的財神爺經歷了從巨商到囚徒的角色劇變。正是在這種劇變背後，存在著的令我們怦然心跳的某種悲劇性的東西——不僅僅是屬於他沈萬三個人，而更多的是屬於整個民族和整個國家。
令人感到沉重的正是這一點。
（六）
沈萬三的角色劇變只不過是這種社會嬗變的象徵而已。
其實，被朱元璋打下去的沈萬三在當時只不過是個挑頭的。朱元璋對富人的仇恨，早已刻骨銘心。當他從他的政治對手張士誠手裡攻下蘇州城不久，他就把蘇州的大批富戶下放到他的老家濠州（即鳳陽）。那句“命徙蘇州富民實（填實）濠州”的話語，至今還冷冰冰地躺在記述朱元璋言行的那本《明太祖實錄》里。
他要他們的錢，同時也要泄泄心中的忿。
朱元璋整治蘇州一郡的富民，無疑還夾雜著吳地富民曾支持過他的政治對手張士誠的政治因素。作為報復，他毫不猶豫地給予當初協助張士誠守城的吳人，一是大規模地下放，二是課以重賦。《中國史稿》第六冊記載的蘇州田賦變遷情況的數據表明：宋時蘇州征糧三十萬石，元時八十萬石，張士誠據守吳時，增至一百萬石，而朱元璋為懲罰吳人，更是一下子大幅度地提升到二百八十多萬石。以上情況宏觀地反映朱元璋對蘇州一郡人所懷的情感。而微觀的情況，則是以沈萬三為典型例證了。對於曾為張士誠刻紀功碑、為張士誠輸錢輸糧的沈萬三，清代乾隆年間的吳郡諸生顧公燮在他的《丹午筆記》（又名《消夏閒記》）中說：“太祖取沈萬三租薄定額，格外加賦。每畝完糧七斗五升，其重十倍。”
上述對蘇州富民的整治夾雜有政治的因素，而據《明太祖實錄》和徐學聚的《國朝典匯》等記載，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正為父母大規模營建中都皇陵的朱元璋，下令徙江南富民14萬到鳳陽屯種。
當朱元璋把江南富民下放到他的老家去時，已不單單是泄政治的忿了。
嘿！讓你也去吃吃老子少年時曾吃過的苦！
現以150兩抵值當時的一百斤大米，再以今天的大米價格150元/斤計算，則150兩銀子抵值150元人民幣，即一兩銀子相當於今日的人民幣100元。
那麼，沈萬三的20億兩銀子也就相當於今日的2000億人民幣，折合為2349億美元。
另據深圳新聞網（http://www.sznews.com）2004年3月30日刊載的《古代一兩銀子等於現在多少錢?》（作者署名曉林）一文來看，該文的結論為“1兩白銀等於人民幣200元”。按此，則沈萬三的20億兩銀子當相當於今日的4000億人民幣了，折合為4878億美元。
作為與當代富豪進行比較的參照，據2004年10月1日《南方日報》報導，在剛剛出爐的《福布斯》排行榜中，比爾·蓋茨再次以480億美元的個人資產問鼎榜首。
我無意得出上述由“1兩白銀等於人民幣200元”推算出的沈萬三的財產竟超過當今世界首富比爾·蓋茨的結論。
顯然，這是一個令全世界的人都無法接受且十分荒唐和荒謬的結論。
比爾·蓋茨的資產實際上還應該包括其283億美元的捐款，調整之後，蓋茨的總資產可以達到763億美元。這一數字，獨步全球。而中國古代沈萬三的財產，《梅圃餘談》所說的“二十萬萬”畢竟不是官方公布的數字，其權威性大打折扣。況且，即使是“二十萬萬”兩銀子，在與當代貨幣的換算中，因不同的方法而存在著明顯的不同結果。而上述折合為4878億美元的數字，也只不過是其中換算數量最多的一種。其正確性如何，本就存在著疑問。
在當時的生產條件下，以貨殖起家的沈萬三，儘管也成了個占蘇州府屬田畝三分之二的大地主，但依靠封建主義的生產積累，只怕是無論如何也不能聚斂起“二十萬萬”這一龐大數字的家產的。結論只能是，貨殖——對內貿易和對外貿易的實踐。而在這實踐中，無疑，他已逐步地具備了發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資金、人才以及管理技術等。
徘徊在歷史與文化之間(4)
即使進入計算機時代的今天，從事海上貿易的資本或可支配的資金高達上百億美元的規模時，用於交易的商品，從生產、收購、保管、運輸、集散到金融結算等都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工程。沈萬三在14世紀以貨殖起家，積累起如此巨大的財富，不可能沒有這方面的資金、人才及管理技術。
千百年儒家思想指導下的我們的整個世俗社會乃至上層建築的文學藝術作品，對商業文化和商人形象始終都採取了不見容的態度——無不斥之為重利薄情，無商不奸。
看著踽踽走在雲南道上的沈萬三的背影，或許人們至今都會解氣。這個討了十三個老婆、擁有20多億兩銀子的傢伙，福享得太多！哼，只有受不完的罪，沒有享不完的福呢！
然而，經濟界人士的命運畢竟折射著當時政治、經濟決策的光環。
當我們看一看那踽踽而去的背影並對之作一番歷史和文化的透析時，我們不能不看到這個人格上或許並不為我們所喜歡的財神爺經歷了從巨商到囚徒的角色劇變。正是在這種劇變背後，存在著的令我們怦然心跳的某種悲劇性的東西——不僅僅是屬於他沈萬三個人，而更多的是屬於整個民族和整個國家。
令人感到沉重的正是這一點。
（六）
沈萬三的角色劇變只不過是這種社會嬗變的象徵而已。
其實，被朱元璋打下去的沈萬三在當時只不過是個挑頭的。朱元璋對富人的仇恨，早已刻骨銘心。當他從他的政治對手張士誠手裡攻下蘇州城不久，他就把蘇州的大批富戶下放到他的老家濠州（即鳳陽）。那句“命徙蘇州富民實（填實）濠州”的話語，至今還冷冰冰地躺在記述朱元璋言行的那本《明太祖實錄》里。
他要他們的錢，同時也要泄泄心中的忿。
朱元璋整治蘇州一郡的富民，無疑還夾雜著吳地富民曾支持過他的政治對手張士誠的政治因素。作為報復，他毫不猶豫地給予當初協助張士誠守城的吳人，一是大規模地下放，二是課以重賦。《中國史稿》第六冊記載的蘇州田賦變遷情況的數據表明：宋時蘇州征糧三十萬石，元時八十萬石，張士誠據守吳時，增至一百萬石，而朱元璋為懲罰吳人，更是一下子大幅度地提升到二百八十多萬石。以上情況宏觀地反映朱元璋對蘇州一郡人所懷的情感。而微觀的情況，則是以沈萬三為典型例證了。對於曾為張士誠刻紀功碑、為張士誠輸錢輸糧的沈萬三，清代乾隆年間的吳郡諸生顧公燮在他的《丹午筆記》（又名《消夏閒記》）中說：“太祖取沈萬三租薄定額，格外加賦。每畝完糧七斗五升，其重十倍。”
上述對蘇州富民的整治夾雜有政治的因素，而據《明太祖實錄》和徐學聚的《國朝典匯》等記載，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正為父母大規模營建中都皇陵的朱元璋，下令徙江南富民14萬到鳳陽屯種。
當朱元璋把江南富民下放到他的老家去時，已不單單是泄政治的忿了。
嘿！讓你也去吃吃老子少年時曾吃過的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