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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的婚姻不可挽回地毀壞了。賀子珍離開了延安，隨後到莫斯科接受“再教育”。吳麗麗的生活也毀了。她燒掉毛的詩，然後很快也離開了延安。據說，他們再也沒有見面。史沫特萊也發現，在這一插曲發生之後，她本人便成了不受歡迎的人。史沫特萊決定離開延安，不過，她在8月中旬從馬上摔下來造成重傷，還不能立即成行。
與此同時，要離開延安的海倫遇到了麻煩。對海倫來說，延安不是一個奇妙的王國，她計劃在那裡停留一個月，完成她的採訪，然後就返回北平。可是事與願違，她發現她被困住了，難以脫身。她曾想像她能夠搭乘紅軍返回西安的卡車，但沒有這樣的機會。一天，一輛載著美國記者的車來到延安，她心想這是一個難得的良機。車上坐著拉鐵摩爾、菲力浦和阿格尼斯·賈菲夫婦(Philip Jaffe, Agnes Jaffe) 、畢恩來(T.A.Bisson)，開車的埃菲·希爾(Effie Hill)這位瑞典機械師，是偉大的探險家斯文·赫定在沙漠探險時的司機。他們假裝要到西安附近的一座名山遊覽，偷偷越過蔣介石在城周圍的封鎖線來到這裡。海倫請他們同意她坐他們的車一同返回，但他們害怕這樣做，因為海倫如今已上了西安的黑名單。他們不敢冒這個險，讓人看到她和他們一同從假裝的郊遊返回。“根本不講友情。”海倫寫道。
隨後雨季來臨。“兩個城市間的道路、橋樑被幾個星期的大雨衝垮了，一直到秋天都如此。”海倫後來寫道，“我只能滯留延安直到9月。”延安的氛圍頗有些不適合海倫的性情。她願意穿和別人一樣的軍裝，但卻不能不讓她畫上口紅。在延安的主要接待方式，集體唱歌、開會、高談闊論，還有得感謝史沫特萊之力而推行的跳舞(分組跳)，這些都是海倫討厭的東西。她討厭拋頭露面，這與對所有到延安的來訪者的期望恰恰相反。她拒絕參與，結果她發現她少為人知。在海倫之外延安另外還有三個外國人，馬海德醫生除外，其他這幾位的運氣都頗為不佳。海倫與史沫特萊之後好歹相安無事。她回憶說:“除了她大發脾氣的時候，史沫特萊還是有一種特別的迷人之處，聰明而幽默，我常常上山到她在延安的窯洞，只是為了高興地聽她說蔣介石如何是個‘封建雜種’”。另外兩個外國人是馬海德醫生和德國顧問李德。像海倫一樣，他們也不怎麼喜歡史沫特萊。李德當時除了給他看病的馬海德醫生，跟誰都不講話，因為他感到談話實在太危險。馬海德給海倫帶來快樂。他散步來看她時，在她的窗下大聲唱歌:“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但他拒絕給史沫特萊醫治摔傷，最後是在海倫哭著懇求後才同意幫忙。儘管如此，他還是不肯和史沫特萊講話。這是伊羅生早就注意到的同樣的老問題。馬海德和李德都說史沫特萊“編造”過他們的假話。
最終是毛本人命令史沫特萊離開延安，毫無商量餘地。“史沫特萊並不特別勇敢。”海倫現在還記得這一天。史沫特萊當時的情況相當危險，偏執病又發作，即便還不能說是發瘋，但她可以說是不擇手段來想辦法搭救自己。海倫認定，史沫特萊假冒她的名義給斯諾發過電報，後來海倫在北平斯諾的書桌上看到過這封電報。電報中要他趕到延安來，其目的海倫認為就是來搭救史沫特萊。儘管海倫早已告訴過丈夫她的困境，但海倫一點兒也想不起來自己發過這樣一封電報。海倫給斯諾寫過一些信，信任史沫特萊便請她代為郵寄，可是斯諾卻從未收到過。海倫甚至懷疑史沫特萊扣下了往來信函，包括斯諾從北平寄來的現金。“至於這一次，聯絡已不可能，儘管我丈夫並不知情。”海倫寫道，“我後來懷疑史沫特萊是否扣下了這筆錢。有時我的郵件通過她寄。”
史沫特萊和海倫最終在9月7日一起離開延安。雨季結束了。海倫後來記述道:“9月7日天亮了，我病得很厲害，艱難地起了床。”無論如何這次機會不能錯過，不然下一次恐怕又要等好多星期。這次行程有二百五十英里，需要十二天，一路上騎馬和騎騾子，令人疲憊不堪。這兩個女人由一位武裝衛兵陪同，另外大約有三十名紅軍士兵和三位夫人，包括朱德的夫人，他們都是奔赴前線參加抗日戰爭。這次旅行中，有一段路史沫特萊是躺在擔架上由五位腳夫抬著行軍，在這些腳夫之外，她還有一個私人警衛員和一位傳令兵。另據海倫說，史沫特萊看上了分派給海倫的警衛員，他是參加過長征的英雄，叫孫華(音譯)。海倫回憶:“史沫特萊小姐一看到我的健壯、魁梧的新警衛員，眼睛就亮了，然後又看了一眼。我非常清楚她的心思。整個旅行中她都垂涎於她的同伴的警衛員。但是，我一直信奉的基督教女童子軍教規有其規範，所以整個夏天我都想與這位脾氣大、複雜的人友好相處。她這樣的人一分鐘前還挺迷人，可是轉瞬之間就變得不可思議了。我的行李包和我的一百元錢她可以拿走，但還想拿走我的警衛員嗎?直到最後抵達西安她也未能如願。”
後記本書主要參考書目
本書主要參考書目
張功臣:《外國記者與近代中國》
北京，新華出版社，1999年。
羅伊·沃森·柯里:《伍德羅·威爾遜與遠東政策 (1913—1921)》
毛的婚姻不可挽回地毀壞了。賀子珍離開了延安，隨後到莫斯科接受“再教育”。吳麗麗的生活也毀了。她燒掉毛的詩，然後很快也離開了延安。據說，他們再也沒有見面。史沫特萊也發現，在這一插曲發生之後，她本人便成了不受歡迎的人。史沫特萊決定離開延安，不過，她在8月中旬從馬上摔下來造成重傷，還不能立即成行。
與此同時，要離開延安的海倫遇到了麻煩。對海倫來說，延安不是一個奇妙的王國，她計劃在那裡停留一個月，完成她的採訪，然後就返回北平。可是事與願違，她發現她被困住了，難以脫身。她曾想像她能夠搭乘紅軍返回西安的卡車，但沒有這樣的機會。一天，一輛載著美國記者的車來到延安，她心想這是一個難得的良機。車上坐著拉鐵摩爾、菲力浦和阿格尼斯·賈菲夫婦(Philip Jaffe, Agnes Jaffe) 、畢恩來(T.A.Bisson)，開車的埃菲·希爾(Effie Hill)這位瑞典機械師，是偉大的探險家斯文·赫定在沙漠探險時的司機。他們假裝要到西安附近的一座名山遊覽，偷偷越過蔣介石在城周圍的封鎖線來到這裡。海倫請他們同意她坐他們的車一同返回，但他們害怕這樣做，因為海倫如今已上了西安的黑名單。他們不敢冒這個險，讓人看到她和他們一同從假裝的郊遊返回。“根本不講友情。”海倫寫道。
隨後雨季來臨。“兩個城市間的道路、橋樑被幾個星期的大雨衝垮了，一直到秋天都如此。”海倫後來寫道，“我只能滯留延安直到9月。”延安的氛圍頗有些不適合海倫的性情。她願意穿和別人一樣的軍裝，但卻不能不讓她畫上口紅。在延安的主要接待方式，集體唱歌、開會、高談闊論，還有得感謝史沫特萊之力而推行的跳舞(分組跳)，這些都是海倫討厭的東西。她討厭拋頭露面，這與對所有到延安的來訪者的期望恰恰相反。她拒絕參與，結果她發現她少為人知。在海倫之外延安另外還有三個外國人，馬海德醫生除外，其他這幾位的運氣都頗為不佳。海倫與史沫特萊之後好歹相安無事。她回憶說:“除了她大發脾氣的時候，史沫特萊還是有一種特別的迷人之處，聰明而幽默，我常常上山到她在延安的窯洞，只是為了高興地聽她說蔣介石如何是個‘封建雜種’”。另外兩個外國人是馬海德醫生和德國顧問李德。像海倫一樣，他們也不怎麼喜歡史沫特萊。李德當時除了給他看病的馬海德醫生，跟誰都不講話，因為他感到談話實在太危險。馬海德給海倫帶來快樂。他散步來看她時，在她的窗下大聲唱歌:“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但他拒絕給史沫特萊醫治摔傷，最後是在海倫哭著懇求後才同意幫忙。儘管如此，他還是不肯和史沫特萊講話。這是伊羅生早就注意到的同樣的老問題。馬海德和李德都說史沫特萊“編造”過他們的假話。
最終是毛本人命令史沫特萊離開延安，毫無商量餘地。“史沫特萊並不特別勇敢。”海倫現在還記得這一天。史沫特萊當時的情況相當危險，偏執病又發作，即便還不能說是發瘋，但她可以說是不擇手段來想辦法搭救自己。海倫認定，史沫特萊假冒她的名義給斯諾發過電報，後來海倫在北平斯諾的書桌上看到過這封電報。電報中要他趕到延安來，其目的海倫認為就是來搭救史沫特萊。儘管海倫早已告訴過丈夫她的困境，但海倫一點兒也想不起來自己發過這樣一封電報。海倫給斯諾寫過一些信，信任史沫特萊便請她代為郵寄，可是斯諾卻從未收到過。海倫甚至懷疑史沫特萊扣下了往來信函，包括斯諾從北平寄來的現金。“至於這一次，聯絡已不可能，儘管我丈夫並不知情。”海倫寫道，“我後來懷疑史沫特萊是否扣下了這筆錢。有時我的郵件通過她寄。”
史沫特萊和海倫最終在9月7日一起離開延安。雨季結束了。海倫後來記述道:“9月7日天亮了，我病得很厲害，艱難地起了床。”無論如何這次機會不能錯過，不然下一次恐怕又要等好多星期。這次行程有二百五十英里，需要十二天，一路上騎馬和騎騾子，令人疲憊不堪。這兩個女人由一位武裝衛兵陪同，另外大約有三十名紅軍士兵和三位夫人，包括朱德的夫人，他們都是奔赴前線參加抗日戰爭。這次旅行中，有一段路史沫特萊是躺在擔架上由五位腳夫抬著行軍，在這些腳夫之外，她還有一個私人警衛員和一位傳令兵。另據海倫說，史沫特萊看上了分派給海倫的警衛員，他是參加過長征的英雄，叫孫華(音譯)。海倫回憶:“史沫特萊小姐一看到我的健壯、魁梧的新警衛員，眼睛就亮了，然後又看了一眼。我非常清楚她的心思。整個旅行中她都垂涎於她的同伴的警衛員。但是，我一直信奉的基督教女童子軍教規有其規範，所以整個夏天我都想與這位脾氣大、複雜的人友好相處。她這樣的人一分鐘前還挺迷人，可是轉瞬之間就變得不可思議了。我的行李包和我的一百元錢她可以拿走，但還想拿走我的警衛員嗎?直到最後抵達西安她也未能如願。”
後記本書主要參考書目
本書主要參考書目
張功臣:《外國記者與近代中國》
北京，新華出版社，1999年。
羅伊·沃森·柯里:《伍德羅·威爾遜與遠東政策 (1913—1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