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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叫蘇凱文，是當年共產黨情報部門駐上海的負責人之一。不知道為什麼，信發出去很長時間，一直沒有回信，直到夏天來臨，信卻被原封不動退了回來。
這一年的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這是為什麼？》的社論，標誌著反右派鬥爭的開始。社論指出：在幫助共產黨整風的名義之下，少數右派分子正在向共產黨的領導權挑戰，甚至公然叫囂要共產黨“下台”。右派分子對於中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是不甘心的，匈牙利事件加強了他們的一種想像：在所有制方面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基礎的國家，仍然可以推翻，可以變質。6月10日，毛澤東向黨內通報反右鬥爭的情況：北京條件已成熟，人民日報已於6月8日開始反擊……各地情況不同，何時開始，要看當地情況決定……這次運動中，一定要使反動分子在公眾面前掃臉出醜。
陳思稻後來得知，蘇凱文在這次運動中出了大醜，他丟人現眼地被群眾押到街頭，罪名是他為右派分子搖旗吶喊，推波助瀾，污衊共產黨不講究實事求是。幾個月後，蘇凱文死於浙江省地方國營漓渚鐵礦（內稱浙江省公安廳第三勞動改造管教支隊）。
1959年9月1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布主席特赦令，最高人民法院宣布：首批特赦釋放國內戰犯33名。這提醒了陳思稻，他利用工作之便，查閱了大量過去被國民黨政府關押、現在仍然在押的在汪偽政府擔任過偽職的罪犯材料，期望從中能查閱到一點有關姐姐的消息。有一個女罪犯引起他的注意，她叫林麗博，1934年至1945年在上海龍華監獄擔任看守，殘酷迫害過抗日誌士，1946年被國民政府以漢奸罪判處18年有期徒刑，現關押在提籃橋監獄。
陳思稻來到上海，找到有關部門，見到了這個已滿60歲的老罪犯。她身體羸弱，幾乎奄奄一息，她告訴陳思稻，當時是有一個涉及“南京典禮”槍擊案的女孩關押在龍華，但她忘記了那個女孩是不是叫簡晗。她還說，槍決那個女孩後，法醫發現女孩的膝蓋處埋藏著一個隱秘的逃生工具，是一把手銬鑰匙。看得出來，多年前它就被植入肌體，自然形成一個囊袋，在皮膚下隱藏著。押解她從南京回到上海的幾個獄警都是男人，她有機會借上廁所之際，用牙齒咬破囊袋，打開手銬逃生。但是她沒有這麼做……
林麗博在說完上述這番話後的第二天，死於心臟病發作。
1966年“文革”爆發，陳思稻在家中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罪名是“為國民黨特務翻案”“妄圖投靠蘇修”。隨後，他被紅衛兵批鬥，遊街示眾，就像她母親李柔當年在成都市遊街一樣。不同的是，他比母親幸運，只在昌平太平莊農場勞改了12年，1978年獲得釋放。
1979年春天，肖菲在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控訴她在“文革”期間怎樣被人誣陷成揭發丈夫的元兇。在這篇回憶文章里，她披露了陳思稻受迫害的整個過程。他被殘酷批鬥，掛著黑牌遊街，行程幾十里，捆綁、罰跪、拳打、腳踢……最聳人聽聞的刑罰是“吊半邊豬”，用麻繩拴住她丈夫的一個右手大姆指和一個左腳大腳趾，然後在屋樑上懸空吊起來。一個腳趾頭和一個手指頭不但要承擔全身一百多斤的重量，還要往身上加磚，從一塊加到三塊，又從三塊加到六塊。很快，他的手指斷了，人重重摔在地，昏死過去……
平反後的陳思稻已年滿58歲，患有各種疾病，長期臥在病榻上。從1979年到1989年病逝這十年間，他仍然想幫助姐姐找到她應得的榮譽，他寫了大量材料，從革命前輩蘇凱文的回憶，到當年女看守的證詞，一一提交給上級，但都杳無回音，因為沒有任何人能佐證他的正確。
病逝的前一天晚上，他拉著妻子肖菲的手說：“我這輩子很平凡，只是一個普通的翻譯，沒有為共產黨干一件轟轟烈烈的事，但我母親幹了，我姐姐也幹了，我為她們感到無比驕傲與自豪。我本來想，在我有生之年能幫助姐姐獲得她應有的榮譽，就像我母親那樣，讓人民記住她，讓後代多一個祭拜英雄的理由。看來太難了，歷史的長河總要過濾掉一些不起眼的沙子，我姐姐就是一顆小小的沙粒，我想讓她變成金子發光，但是不行，她埋得太深了，我根本找不到她。像我姐姐這樣的人，又何止一個呢？唉，現在真想她，想我10歲的時候和姐姐在一起的那些日子。這幾天我好像看到她了，她還是那個樣子，漂亮，乾淨，梳著兩隻朝天的小鬏鬏，而我呢，也還是那時候的樣子，瘦弱的小腿根本支撐不住身子，跟在姐姐和薛媽後面到提督街菜市撿別人丟下的菜葉子。對了，薛媽要被母親辭退的那天，我和姐姐還抱著薛媽的大腿哭著喊著不讓她走呢！還有薛媽的歌謠，一邊唱一邊做手指遊戲，每次我做得都比姐姐好，我的手指比她靈巧，做成圈，撮在一起，穿來穿去，來回翻飛，弄得她眼花繚亂的。王婆婆，在賣茶，三個觀音來吃茶。後花園，三匹馬，兩個童兒打一打。王婆婆，罵一罵，隔壁子麼姑說閒話。好聽吧？”
病魔把他折磨得沒有力氣說下去了。
半夜的時候，他突然坐起來，大聲對妻子說：“肖菲，總有一天我姐姐會獲得她應得的榮譽，烈士陵園裡一定有她的一席之地。記住在墓碑上刻上她的真實姓名，她叫陳思洋，生於1919年，重慶。”
光陰荏苒，時間很快到了2007年，這一年7月6日是肖菲87歲生日，她已從當年那個天真爛漫來到延安參加革命的少女，變成一個形容枯槁的老婦。當天晚上，她拄著拐杖，顫顫巍巍來到丈夫的墓前，凝視片刻，便扶著墓碑慢慢軟了下去。她跪在那裡一動不動，長長的白髮被風吹得飄散開來，搭在墓碑上，像一條白色的綢帶。
不一會兒，她的肩開始顫抖，由輕到重，越來越劇烈。她哽咽著，喃喃地對著墓碑說：“思稻啊，今天是我的生日，也是我們結婚60周年紀念日。我老了，快走不動了。人說死之前，腦子裡會把一生中經歷過的事都閃現一遍。這幾天它們老閃，一幕一幕的，特別清晰，像電影一樣在我眼前晃悠。我想，我快要死了，死之前，我想跟你說點知心話。你誰也別告訴，就你知道就行，答應我好嗎？”她停頓了一下，好像等墳墓里的丈夫答應似的，“思稻，你以前說過，你姐姐只是歷史長河中一顆被過濾掉的沙粒，可是你知道嗎？我何嘗又不是一顆沙粒呢？我埋得比你姐姐還深，深得連你都不知道我是誰，是幹什麼的。我成功地潛伏到誕安，還沒來得及幹什麼，下棋的人就不在了。這麼多年來，我仍然渴望著有人跟我聯絡，肯定我，表揚我，甚至給我下達指令，我時刻等待著召喚，家門口哪怕路過一個收破爛賣冰棍的，我都以為是組織找我接頭來了。我滿面潮紅，渾身起著痱子，但到頭來仍是空歡喜一場，他們把我扔在這兒不管了。但我畢竟是一名特工，我不能整天閒著，必須對得起自己，我總得要自覺地干點什麼才行。我天天琢磨，怎麼才能竊取到有價值的情報，有幾次我到辦公室找你，就想這麼幹上一次，哪怕一次，也是對自己的一份交代啊！就像你說的，那是一份沉甸甸的榮譽證明。我每天鍛鍊身體，準備在獲取情報逃跑時有足夠的體力來支撐。可讓我悲哀的是，就算我竊取到情報，又能交給誰呢？沒人要，再珍貴的情報都等於廢紙。我孤獨地潛伏在這裡，一年又一年，從1941年到現在，整整66年，我的生命就這樣不明不白地消逝在毫無希望的等待中。我坦白，你在“文革”中的遭遇是我乾的，雜誌上那篇文章我說了謊，沒人逼我，是我主動揭發的，那是我特工生涯中唯一乾的一件可以破壞點什麼的事。可是你知道嗎？你在勞改農場那12年裡我是怎麼度過的？我愧疚，悔恨，甚至想上吊跳樓喝毒來了斷這一切。一日夫妻百日恩，我明明是愛你的，可是我怎麼能對自己所愛的人干出那種喪盡天良的事呢？僅僅是為了履行自己當年的宣言嗎？可是派遣我來的那個該死的組織早就不存在了啊！我想過離開你，可我不知道到哪裡去，我知道，一個特工的優秀品質就是在孤寂的等待中得到證明，我留了下來，傻了吧唧地以為歷史還可以重新改寫。現在我知道，如果我的一生是一盤棋，那麼，這是何等錯誤的一盤廢棋啊！可是你想過沒有，你姐姐難道不也是一盤廢棋嗎？下棋人把我廢了，而你姐姐是自己走廢的，並連累了下棋人。當然，我和你姐姐走的不是一條路，誰對誰錯？沒人能保證自己在年輕的時候可以預見歷史將怎樣發展。我一直沒敢告訴你，我認識你姐姐。你是做情報工作的，我不能給你提供線索，當時你正千方百計尋找任何跟你姐姐有牽連的人和事，說了你就會知道我是怎樣改頭換面來到延安的了，我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直到今天，一直保密。你看，我隱藏得多麼好啊！思稻，今天是我最後一次來看你，我實在走不動了，我將要死去，我們來世再見吧！到那時，我就不是一顆整天忐忑不安的棋子了。我想重新下盤棋，跟你，跟你姐，在陽光普照下下棋。但願它不是一盤廢棋，我想在那盤棋里找到屬於我，屬於你姐姐的榮譽。那是人的榮譽。人，才彌足珍貴，棋，終究是棋。思稻，永別了！”
這一年的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這是為什麼？》的社論，標誌著反右派鬥爭的開始。社論指出：在幫助共產黨整風的名義之下，少數右派分子正在向共產黨的領導權挑戰，甚至公然叫囂要共產黨“下台”。右派分子對於中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是不甘心的，匈牙利事件加強了他們的一種想像：在所有制方面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基礎的國家，仍然可以推翻，可以變質。6月10日，毛澤東向黨內通報反右鬥爭的情況：北京條件已成熟，人民日報已於6月8日開始反擊……各地情況不同，何時開始，要看當地情況決定……這次運動中，一定要使反動分子在公眾面前掃臉出醜。
陳思稻後來得知，蘇凱文在這次運動中出了大醜，他丟人現眼地被群眾押到街頭，罪名是他為右派分子搖旗吶喊，推波助瀾，污衊共產黨不講究實事求是。幾個月後，蘇凱文死於浙江省地方國營漓渚鐵礦（內稱浙江省公安廳第三勞動改造管教支隊）。
1959年9月1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布主席特赦令，最高人民法院宣布：首批特赦釋放國內戰犯33名。這提醒了陳思稻，他利用工作之便，查閱了大量過去被國民黨政府關押、現在仍然在押的在汪偽政府擔任過偽職的罪犯材料，期望從中能查閱到一點有關姐姐的消息。有一個女罪犯引起他的注意，她叫林麗博，1934年至1945年在上海龍華監獄擔任看守，殘酷迫害過抗日誌士，1946年被國民政府以漢奸罪判處18年有期徒刑，現關押在提籃橋監獄。
陳思稻來到上海，找到有關部門，見到了這個已滿60歲的老罪犯。她身體羸弱，幾乎奄奄一息，她告訴陳思稻，當時是有一個涉及“南京典禮”槍擊案的女孩關押在龍華，但她忘記了那個女孩是不是叫簡晗。她還說，槍決那個女孩後，法醫發現女孩的膝蓋處埋藏著一個隱秘的逃生工具，是一把手銬鑰匙。看得出來，多年前它就被植入肌體，自然形成一個囊袋，在皮膚下隱藏著。押解她從南京回到上海的幾個獄警都是男人，她有機會借上廁所之際，用牙齒咬破囊袋，打開手銬逃生。但是她沒有這麼做……
林麗博在說完上述這番話後的第二天，死於心臟病發作。
1966年“文革”爆發，陳思稻在家中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罪名是“為國民黨特務翻案”“妄圖投靠蘇修”。隨後，他被紅衛兵批鬥，遊街示眾，就像她母親李柔當年在成都市遊街一樣。不同的是，他比母親幸運，只在昌平太平莊農場勞改了12年，1978年獲得釋放。
1979年春天，肖菲在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控訴她在“文革”期間怎樣被人誣陷成揭發丈夫的元兇。在這篇回憶文章里，她披露了陳思稻受迫害的整個過程。他被殘酷批鬥，掛著黑牌遊街，行程幾十里，捆綁、罰跪、拳打、腳踢……最聳人聽聞的刑罰是“吊半邊豬”，用麻繩拴住她丈夫的一個右手大姆指和一個左腳大腳趾，然後在屋樑上懸空吊起來。一個腳趾頭和一個手指頭不但要承擔全身一百多斤的重量，還要往身上加磚，從一塊加到三塊，又從三塊加到六塊。很快，他的手指斷了，人重重摔在地，昏死過去……
平反後的陳思稻已年滿58歲，患有各種疾病，長期臥在病榻上。從1979年到1989年病逝這十年間，他仍然想幫助姐姐找到她應得的榮譽，他寫了大量材料，從革命前輩蘇凱文的回憶，到當年女看守的證詞，一一提交給上級，但都杳無回音，因為沒有任何人能佐證他的正確。
病逝的前一天晚上，他拉著妻子肖菲的手說：“我這輩子很平凡，只是一個普通的翻譯，沒有為共產黨干一件轟轟烈烈的事，但我母親幹了，我姐姐也幹了，我為她們感到無比驕傲與自豪。我本來想，在我有生之年能幫助姐姐獲得她應有的榮譽，就像我母親那樣，讓人民記住她，讓後代多一個祭拜英雄的理由。看來太難了，歷史的長河總要過濾掉一些不起眼的沙子，我姐姐就是一顆小小的沙粒，我想讓她變成金子發光，但是不行，她埋得太深了，我根本找不到她。像我姐姐這樣的人，又何止一個呢？唉，現在真想她，想我10歲的時候和姐姐在一起的那些日子。這幾天我好像看到她了，她還是那個樣子，漂亮，乾淨，梳著兩隻朝天的小鬏鬏，而我呢，也還是那時候的樣子，瘦弱的小腿根本支撐不住身子，跟在姐姐和薛媽後面到提督街菜市撿別人丟下的菜葉子。對了，薛媽要被母親辭退的那天，我和姐姐還抱著薛媽的大腿哭著喊著不讓她走呢！還有薛媽的歌謠，一邊唱一邊做手指遊戲，每次我做得都比姐姐好，我的手指比她靈巧，做成圈，撮在一起，穿來穿去，來回翻飛，弄得她眼花繚亂的。王婆婆，在賣茶，三個觀音來吃茶。後花園，三匹馬，兩個童兒打一打。王婆婆，罵一罵，隔壁子麼姑說閒話。好聽吧？”
病魔把他折磨得沒有力氣說下去了。
半夜的時候，他突然坐起來，大聲對妻子說：“肖菲，總有一天我姐姐會獲得她應得的榮譽，烈士陵園裡一定有她的一席之地。記住在墓碑上刻上她的真實姓名，她叫陳思洋，生於1919年，重慶。”
光陰荏苒，時間很快到了2007年，這一年7月6日是肖菲87歲生日，她已從當年那個天真爛漫來到延安參加革命的少女，變成一個形容枯槁的老婦。當天晚上，她拄著拐杖，顫顫巍巍來到丈夫的墓前，凝視片刻，便扶著墓碑慢慢軟了下去。她跪在那裡一動不動，長長的白髮被風吹得飄散開來，搭在墓碑上，像一條白色的綢帶。
不一會兒，她的肩開始顫抖，由輕到重，越來越劇烈。她哽咽著，喃喃地對著墓碑說：“思稻啊，今天是我的生日，也是我們結婚60周年紀念日。我老了，快走不動了。人說死之前，腦子裡會把一生中經歷過的事都閃現一遍。這幾天它們老閃，一幕一幕的，特別清晰，像電影一樣在我眼前晃悠。我想，我快要死了，死之前，我想跟你說點知心話。你誰也別告訴，就你知道就行，答應我好嗎？”她停頓了一下，好像等墳墓里的丈夫答應似的，“思稻，你以前說過，你姐姐只是歷史長河中一顆被過濾掉的沙粒，可是你知道嗎？我何嘗又不是一顆沙粒呢？我埋得比你姐姐還深，深得連你都不知道我是誰，是幹什麼的。我成功地潛伏到誕安，還沒來得及幹什麼，下棋的人就不在了。這麼多年來，我仍然渴望著有人跟我聯絡，肯定我，表揚我，甚至給我下達指令，我時刻等待著召喚，家門口哪怕路過一個收破爛賣冰棍的，我都以為是組織找我接頭來了。我滿面潮紅，渾身起著痱子，但到頭來仍是空歡喜一場，他們把我扔在這兒不管了。但我畢竟是一名特工，我不能整天閒著，必須對得起自己，我總得要自覺地干點什麼才行。我天天琢磨，怎麼才能竊取到有價值的情報，有幾次我到辦公室找你，就想這麼幹上一次，哪怕一次，也是對自己的一份交代啊！就像你說的，那是一份沉甸甸的榮譽證明。我每天鍛鍊身體，準備在獲取情報逃跑時有足夠的體力來支撐。可讓我悲哀的是，就算我竊取到情報，又能交給誰呢？沒人要，再珍貴的情報都等於廢紙。我孤獨地潛伏在這裡，一年又一年，從1941年到現在，整整66年，我的生命就這樣不明不白地消逝在毫無希望的等待中。我坦白，你在“文革”中的遭遇是我乾的，雜誌上那篇文章我說了謊，沒人逼我，是我主動揭發的，那是我特工生涯中唯一乾的一件可以破壞點什麼的事。可是你知道嗎？你在勞改農場那12年裡我是怎麼度過的？我愧疚，悔恨，甚至想上吊跳樓喝毒來了斷這一切。一日夫妻百日恩，我明明是愛你的，可是我怎麼能對自己所愛的人干出那種喪盡天良的事呢？僅僅是為了履行自己當年的宣言嗎？可是派遣我來的那個該死的組織早就不存在了啊！我想過離開你，可我不知道到哪裡去，我知道，一個特工的優秀品質就是在孤寂的等待中得到證明，我留了下來，傻了吧唧地以為歷史還可以重新改寫。現在我知道，如果我的一生是一盤棋，那麼，這是何等錯誤的一盤廢棋啊！可是你想過沒有，你姐姐難道不也是一盤廢棋嗎？下棋人把我廢了，而你姐姐是自己走廢的，並連累了下棋人。當然，我和你姐姐走的不是一條路，誰對誰錯？沒人能保證自己在年輕的時候可以預見歷史將怎樣發展。我一直沒敢告訴你，我認識你姐姐。你是做情報工作的，我不能給你提供線索，當時你正千方百計尋找任何跟你姐姐有牽連的人和事，說了你就會知道我是怎樣改頭換面來到延安的了，我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直到今天，一直保密。你看，我隱藏得多麼好啊！思稻，今天是我最後一次來看你，我實在走不動了，我將要死去，我們來世再見吧！到那時，我就不是一顆整天忐忑不安的棋子了。我想重新下盤棋，跟你，跟你姐，在陽光普照下下棋。但願它不是一盤廢棋，我想在那盤棋里找到屬於我，屬於你姐姐的榮譽。那是人的榮譽。人，才彌足珍貴，棋，終究是棋。思稻，永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