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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黨代表團團長周恩來一到以後就去見了蔣介石。④不難想像這次會見對總司令產生了什麼效果。蔣介石當時身體猶弱，驚魂未定，據說見到周恩來——他原來的政治副手，曾經懸賞八萬元要他首級——進了房間向他友好地打招呼，嚇得臉色發白。他一定以為紅軍已經進了西安，要把他帶了去當俘虜了。這樣一種恐懼也使蔣介石夫人的標緻的腦袋不安過一陣子，因為她說，她“覺得目標[如果蔣介石被帶出西安]一定在紅軍戰線後面的某個地方。”
但是周恩來和張少帥兩人都馬上解除總司令的疑懼，他們兩人都承認他是總司令，坐下來向他解釋共產黨對民族危機的態度。蔣介石開始時沉默不語，態度僵硬冷淡，後來聽著——這是他十年反共戰爭中第一次——共產黨的觀點，態度才慢慢地緩和下來。在十二月十七日到二十五日之間，蔣介石、張學良、楊虎城、共產黨舉行了頻繁的會談。現在大家都已知道，蔣介石一開始時甚至不願討論叛逆的綱領。但是由於他不再受到親信的包圍，由於聽到南京正在進行種種陰謀的消息，由於他對大規模內戰的後果越來越擔心，他不但開始比較相信當前俘虜他的人，而且也開始比較相信共產黨人是真心反對內戰，願意在他本人的領導下協助和平統一全國，只要他提出一項積極武裝抗日的政策。在這幾次會談中，也很可能討論了最後成為南京和蘇區休戰基礎的四點原則。
蔣介石在他自己的日記里自然沒有記下這些討論的詳細情況，因為他的立場是——而且也不得不是如此——他從來沒有為後來實現的和平進行過“討價還價”。只能夠“服從政府”。在張學良等人把他們的會談經過的記錄公布之前——鑑於目前的政治形勢，這在相當一段時期里大概是不可能的了——這兩個星期會談的全部內容是無法弄清楚的。但是根據現有的材料，可以把十二日以後的事件的輪廓重述如下：
十二月十四日端納先生的到達西安，是在朝向協議方面取得進展的第一步。這個澳大利亞人是總司令的“外國朋友”，他的非正式顧問，以前也為張學良擔任過類似的角色。張少帥為什麼邀請端納而不邀請別人來親眼看一看，向世人“保證他[蔣]的安全和舒適？”其中原因，對從側面了解中國人的心理，頗有幫助。張學良知道，任何一個中國人在這樣一場危機中擔負這樣的使命，他說的話是沒有人會相信的，這南京也知道。但是如果是個外國人，由於是個“外人”，就可信了！
①總司令和蔣介石夫人合著的《西安事變》（一九三七年上海）。②在保安接見斯諾時的談話。著重體是斯諾用的。③《召開和平會議的建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保安。④蔣介石自己的記載中沒有提到同周恩來的談話。
三
蔣、張和共產黨（下）
端納於十五日回洛陽，打電話向南京提出報告。蔣介石還活著，受到很好的待遇。他還傳出話來說，蔣介石派了蔣鼎文將軍（他的被俘幕僚之一）帶了一封親筆信給南京的軍政部和政府。這個消息大大加強了蔣夫人對付主戰派的力量，因為她現在不僅有具體證據，證明她的丈夫還活著，而且有（除了戰爭以外的）“其他方法”，象端納所說的那樣。和平解決有了可能。
十八日那天，蔣鼎文將軍帶著總司令的信到達南京，此信命令軍政部長何應欽停止“討伐”。蔣鼎文將軍還有一個偕同南京一些代表回西安的困難任務。作為“代表”的第一個人選，張學良自然提議孔祥熙博士，總司令的那個顎下垂肉重重的連襟，他當時不僅是財政部長，而且在蔣介石缺席期間，還是行政院代理院長兼國家首腦。孔博士表示猶豫推辭，因為“醫生勸孔博士不要飛赴西安，”蔣夫人這麼說。不過南京其他的人也勸他不要去，因為他一去就肯定會被大家認為是開始正式談判，何應欽將軍堅持，為了政府的威信，這是必須避免的。因此，作為折衷，蔣介石的妻舅，全國經濟委員會主席、哈佛大學留學的宋子文代替孔博士前去。宋子文屬南京的開明分子，即國民黨中所謂“歐美派”（他們極其反日，現在贊成統一戰線運動），他在西安是個受歡迎人物，因此是最佳的調停人選。同宋子文飛西安的還有顧祝同將軍，他是除了何應欽軍政部長以外的南京將領中沒有在政變在被俘的唯一重要將領。
宋子文於二十日飛抵西安。到這時，“原則上”的總協議似乎已經達成。總司令沒有提到它，但是張學良少帥在十九日向外國報界發表了聲明，從下述摘要可以看出，至少他是認為解決方案已幾乎完全求得了：
總司令在此久留不是我們的責任。端納先生上星期一到達後，總司令的氣憤和不願談話的心情稍減，他心平氣和地討論了我們面前的問題，至星期二已原則上同意我們所提各點，以便採取明確國策，實行改革，使全國能夠在政治上和物質上合理地和自由地發展，符合孫中山博士的遺志。
我因此打電報歡迎南京方面派任何人來聽總司令的意見，並與他安排必要措施以防止內戰的發展。總司令自然強烈要求釋放他回南京，我個人雖然完全相信總司令會履行諾言，但不能貿然讓他在回南京後被人勸說繼續內戰……他同意這一看法，此後他即與我們一樣等待南京派有權處理此事（即提供適當保證）的人員前來，以便總司令能回京，但迄今並無結果。
情況就是如此。如此貽誤，實在令人奇怪。若派員前來，他幾天前就早已可以回去……
張學良。①
但是東北軍少壯派軍官中間發生了嚴重問題。他們在張學良的軍事委員會中已取得了直接的有力的發言權，他們的意見現在很重要。他們受現在在西北廣泛開展的強大群眾運動的情緒的影響，起先反對在南京方面開始執行八點綱領以前釋放蔣介石，實際上，他們大多數人堅持要召開群眾大會，對蔣介石舉行“公審”，要他的命。
這種當眾蒙恥的可能性，蔣介石也想到了。沒有人比他更了解西北蓬勃發展的運動可能幹出些什麼事來，因為一九二七年一次類似的起義幾乎推翻了他。蔣介石的整個生涯就是同他稱為“暴民”的那種騷亂因素進行鬥爭，不讓他們打亂他的如意算盤。“公審”的話甚至掛在他周圍崗哨的嘴上。蔣介石寫到他聽到門外囚卒談到他的下場的話：“我聽到‘人民的判決’的話，我就明白，這是他們要用暴民作為藉口來殺害我的惡毒陰謀。”
但是在這裡，共產黨代表團起了極大作用。在他們自己與蔣介石會談後，他們已從他那裡得到足夠的保證（除了現在看來顯然是從客觀情況得出的保證以外）可以相信，他如果獲釋是會停止內戰的，而且總的來說，是會執行全部“統一戰線”綱領的。但是要做到這一點，必須保持蔣介石的地位，必須讓他在威望無損的情況下回南京去。因此他們清楚地看到，如果他在什麼協議上簽了字，讓人家知道了，或者如果他受到“人民審判”之辱，這些事情會無可挽救地損害他，破壞他的領袖地位。更糟的是，如果他被殺，內戰不可避免地會大規模爆發，國共內戰的十年僵局就會大大延長，要實現抗日民族陣線的希望就會變得渺茫。這樣的前途，對任何一方都沒有好處，吃虧的只是中國，得利的只是日本。至少，共產黨是這樣辯論的。
這樣，博古、葉劍英、周恩來和在西安的其他共產黨人現在花了好幾個小時，常常一談就是通宵，一再解釋他們採取這樣的政策的原因。對於東北軍的少壯派軍官來說，他們的立場是極其費解的，因為這些少壯派原來以為共產黨是第一個要蔣介石的命的。他們有的人真的因為這種“叛賣”而氣得哭起來——因為他們仰望共產黨給他們政治領導，共產黨對他們的影響不下於張學良本人。但是，雖然他們多數人——楊虎城與他們一起——仍不相信釋放蔣介石是得策的，要他的命的情緒已經稍減。慢慢地，比較講理的態度抬了頭。張學良現在受到要他採取激烈行動的壓力減輕以後，在會談方面就有了較大的進展。
除了宋子文、端納、南京來的其他兩三個人以外，西安現在冠蓋雲集，其中有陝西、甘肅兩省主席、內政部長、軍政部次長、軍事參議院院長、總司令侍從室主任以及參謀總部的各色成員。他們是同蔣介石一起被扣的。他們大多數參加了同張學良、楊虎城、周恩來及東北軍高級將領的談判。一到正式談判開始，八項要求中顯然沒有一項是照原樣接受的，因為雙方都認識到必須維護政府體制的威信。不過中國人提出要求時總是開價很高，其實並不認為實際上是可以達到的，只是因為開價高了以後，可以從從容容地進行實實在在的討價還價。西安也不是例外。
但是周恩來和張少帥兩人都馬上解除總司令的疑懼，他們兩人都承認他是總司令，坐下來向他解釋共產黨對民族危機的態度。蔣介石開始時沉默不語，態度僵硬冷淡，後來聽著——這是他十年反共戰爭中第一次——共產黨的觀點，態度才慢慢地緩和下來。在十二月十七日到二十五日之間，蔣介石、張學良、楊虎城、共產黨舉行了頻繁的會談。現在大家都已知道，蔣介石一開始時甚至不願討論叛逆的綱領。但是由於他不再受到親信的包圍，由於聽到南京正在進行種種陰謀的消息，由於他對大規模內戰的後果越來越擔心，他不但開始比較相信當前俘虜他的人，而且也開始比較相信共產黨人是真心反對內戰，願意在他本人的領導下協助和平統一全國，只要他提出一項積極武裝抗日的政策。在這幾次會談中，也很可能討論了最後成為南京和蘇區休戰基礎的四點原則。
蔣介石在他自己的日記里自然沒有記下這些討論的詳細情況，因為他的立場是——而且也不得不是如此——他從來沒有為後來實現的和平進行過“討價還價”。只能夠“服從政府”。在張學良等人把他們的會談經過的記錄公布之前——鑑於目前的政治形勢，這在相當一段時期里大概是不可能的了——這兩個星期會談的全部內容是無法弄清楚的。但是根據現有的材料，可以把十二日以後的事件的輪廓重述如下：
十二月十四日端納先生的到達西安，是在朝向協議方面取得進展的第一步。這個澳大利亞人是總司令的“外國朋友”，他的非正式顧問，以前也為張學良擔任過類似的角色。張少帥為什麼邀請端納而不邀請別人來親眼看一看，向世人“保證他[蔣]的安全和舒適？”其中原因，對從側面了解中國人的心理，頗有幫助。張學良知道，任何一個中國人在這樣一場危機中擔負這樣的使命，他說的話是沒有人會相信的，這南京也知道。但是如果是個外國人，由於是個“外人”，就可信了！
①總司令和蔣介石夫人合著的《西安事變》（一九三七年上海）。②在保安接見斯諾時的談話。著重體是斯諾用的。③《召開和平會議的建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保安。④蔣介石自己的記載中沒有提到同周恩來的談話。
三
蔣、張和共產黨（下）
端納於十五日回洛陽，打電話向南京提出報告。蔣介石還活著，受到很好的待遇。他還傳出話來說，蔣介石派了蔣鼎文將軍（他的被俘幕僚之一）帶了一封親筆信給南京的軍政部和政府。這個消息大大加強了蔣夫人對付主戰派的力量，因為她現在不僅有具體證據，證明她的丈夫還活著，而且有（除了戰爭以外的）“其他方法”，象端納所說的那樣。和平解決有了可能。
十八日那天，蔣鼎文將軍帶著總司令的信到達南京，此信命令軍政部長何應欽停止“討伐”。蔣鼎文將軍還有一個偕同南京一些代表回西安的困難任務。作為“代表”的第一個人選，張學良自然提議孔祥熙博士，總司令的那個顎下垂肉重重的連襟，他當時不僅是財政部長，而且在蔣介石缺席期間，還是行政院代理院長兼國家首腦。孔博士表示猶豫推辭，因為“醫生勸孔博士不要飛赴西安，”蔣夫人這麼說。不過南京其他的人也勸他不要去，因為他一去就肯定會被大家認為是開始正式談判，何應欽將軍堅持，為了政府的威信，這是必須避免的。因此，作為折衷，蔣介石的妻舅，全國經濟委員會主席、哈佛大學留學的宋子文代替孔博士前去。宋子文屬南京的開明分子，即國民黨中所謂“歐美派”（他們極其反日，現在贊成統一戰線運動），他在西安是個受歡迎人物，因此是最佳的調停人選。同宋子文飛西安的還有顧祝同將軍，他是除了何應欽軍政部長以外的南京將領中沒有在政變在被俘的唯一重要將領。
宋子文於二十日飛抵西安。到這時，“原則上”的總協議似乎已經達成。總司令沒有提到它，但是張學良少帥在十九日向外國報界發表了聲明，從下述摘要可以看出，至少他是認為解決方案已幾乎完全求得了：
總司令在此久留不是我們的責任。端納先生上星期一到達後，總司令的氣憤和不願談話的心情稍減，他心平氣和地討論了我們面前的問題，至星期二已原則上同意我們所提各點，以便採取明確國策，實行改革，使全國能夠在政治上和物質上合理地和自由地發展，符合孫中山博士的遺志。
我因此打電報歡迎南京方面派任何人來聽總司令的意見，並與他安排必要措施以防止內戰的發展。總司令自然強烈要求釋放他回南京，我個人雖然完全相信總司令會履行諾言，但不能貿然讓他在回南京後被人勸說繼續內戰……他同意這一看法，此後他即與我們一樣等待南京派有權處理此事（即提供適當保證）的人員前來，以便總司令能回京，但迄今並無結果。
情況就是如此。如此貽誤，實在令人奇怪。若派員前來，他幾天前就早已可以回去……
張學良。①
但是東北軍少壯派軍官中間發生了嚴重問題。他們在張學良的軍事委員會中已取得了直接的有力的發言權，他們的意見現在很重要。他們受現在在西北廣泛開展的強大群眾運動的情緒的影響，起先反對在南京方面開始執行八點綱領以前釋放蔣介石，實際上，他們大多數人堅持要召開群眾大會，對蔣介石舉行“公審”，要他的命。
這種當眾蒙恥的可能性，蔣介石也想到了。沒有人比他更了解西北蓬勃發展的運動可能幹出些什麼事來，因為一九二七年一次類似的起義幾乎推翻了他。蔣介石的整個生涯就是同他稱為“暴民”的那種騷亂因素進行鬥爭，不讓他們打亂他的如意算盤。“公審”的話甚至掛在他周圍崗哨的嘴上。蔣介石寫到他聽到門外囚卒談到他的下場的話：“我聽到‘人民的判決’的話，我就明白，這是他們要用暴民作為藉口來殺害我的惡毒陰謀。”
但是在這裡，共產黨代表團起了極大作用。在他們自己與蔣介石會談後，他們已從他那裡得到足夠的保證（除了現在看來顯然是從客觀情況得出的保證以外）可以相信，他如果獲釋是會停止內戰的，而且總的來說，是會執行全部“統一戰線”綱領的。但是要做到這一點，必須保持蔣介石的地位，必須讓他在威望無損的情況下回南京去。因此他們清楚地看到，如果他在什麼協議上簽了字，讓人家知道了，或者如果他受到“人民審判”之辱，這些事情會無可挽救地損害他，破壞他的領袖地位。更糟的是，如果他被殺，內戰不可避免地會大規模爆發，國共內戰的十年僵局就會大大延長，要實現抗日民族陣線的希望就會變得渺茫。這樣的前途，對任何一方都沒有好處，吃虧的只是中國，得利的只是日本。至少，共產黨是這樣辯論的。
這樣，博古、葉劍英、周恩來和在西安的其他共產黨人現在花了好幾個小時，常常一談就是通宵，一再解釋他們採取這樣的政策的原因。對於東北軍的少壯派軍官來說，他們的立場是極其費解的，因為這些少壯派原來以為共產黨是第一個要蔣介石的命的。他們有的人真的因為這種“叛賣”而氣得哭起來——因為他們仰望共產黨給他們政治領導，共產黨對他們的影響不下於張學良本人。但是，雖然他們多數人——楊虎城與他們一起——仍不相信釋放蔣介石是得策的，要他的命的情緒已經稍減。慢慢地，比較講理的態度抬了頭。張學良現在受到要他採取激烈行動的壓力減輕以後，在會談方面就有了較大的進展。
除了宋子文、端納、南京來的其他兩三個人以外，西安現在冠蓋雲集，其中有陝西、甘肅兩省主席、內政部長、軍政部次長、軍事參議院院長、總司令侍從室主任以及參謀總部的各色成員。他們是同蔣介石一起被扣的。他們大多數參加了同張學良、楊虎城、周恩來及東北軍高級將領的談判。一到正式談判開始，八項要求中顯然沒有一項是照原樣接受的，因為雙方都認識到必須維護政府體制的威信。不過中國人提出要求時總是開價很高，其實並不認為實際上是可以達到的，只是因為開價高了以後，可以從從容容地進行實實在在的討價還價。西安也不是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