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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往不咎,”孫銘九對他說。“從今開始中國必須採取新政策。你打算怎麼辦?……中國的唯一緊急任務就是打日本。這是東北人民的特別要求。你為什麼不打日本而下令打紅軍?”

  “我是中國人民的領袖,”蔣介石大聲說。“我代表國家。我認為我的政策是正確的。”①

  就這樣,總司令雖然流了一點血,卻毫不屈服,到了城裡,成了楊虎城將軍和張學良少帥的階下囚。

  在兵變那天,東北軍和西北軍的師以上將領聯名通電中央政府,各省首腦,全國人民。這封簡短的電報說明“為了要促使他覺悟”,已要求總司令“暫留西安府”。同時保證他個人安全。提交給總司令的“救國要求”向全國作了廣播,但是到處都遭到國民黨的新聞封鎖,沒有在報上發表。這著名的八點要求是:

  (一)   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派共同負責救國。

  (二)   立即停止內戰,採取武裝抗日政策。

  (三)   釋放上海愛國(七)領袖。

  (四)   大赦政治犯。

  (五)   保證人民集會自由。

  (六)   保障人民組織愛國團體的權利和政治自由。

  (七)   實行孫中山遺囑。

  (八)   立即召開救國會議。

  對這一綱領,中國紅軍、中華蘇維埃政府、中國共產黨立即表示擁護。②幾天後,張學良派自己的座機去保安,接了三個共產黨代表到西安: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周恩來,東方面軍參謀長葉劍英,西北蘇維埃政府主席博古。東北軍、西北軍、紅軍三方面代表開了聯席會議,成了公開的盟友。十四日宣布成立抗日聯軍,有十三萬東北軍,四萬西北軍和大約九萬紅軍。

  張學良當選為聯合抗日軍事委員會主席,楊虎城為副主席。于學忠將軍領導下的東北軍十二日在甘肅省會蘭州,對在那裡的中央政府官員和軍隊也舉行了兵變,把那裡的南京駐軍繳了械。在甘肅的其他地方,紅軍和東北軍共同控制了全部交通要道,包圍了該省約五萬名南京軍隊,因此叛軍在陝甘兩省全境操縱了實際控制權。

  事變發生後,東北軍和西北軍奉新成立的軍事委員會的命令,立即開到陝晉和陝豫邊界。紅軍也奉委員會之命南進。一周之內,紅軍就幾乎占領了渭河以北的陝西北部全境。紅軍先遣部隊在彭德懷率領下就駐在離西安府只有三十英里的三原。另一支紅軍一萬人在徐海東率領下繞過西安府開到陝豫邊界。紅軍、東北軍、西北軍並肩守在陝西邊界上。一方面進行這些防禦措施,另一方面三支大軍都發表明確的聲明,反對發生新內戰,重申他們純政治目標,否認有進攻之意。

  為了執行八點要求,立刻採取了種種步驟,對此,紅軍在其新占地區一絲不苟地加以執行,停止實行土地革命綱領。一切反共的作戰命令都予撤銷。西安府釋放了四百多名政治犯,取消了新聞檢查,取消了對一切愛國(抗日)團體的取締。成百上千名的學生可以自由地在人民群眾中間進行活動,在各階層中組織統一戰線團體。他們也到農村去,開始在政治上和軍事上訓練和武裝農民。在部隊裡,政工人員進行了前所未有的抗日宣傳。幾乎每天都舉行群眾大會。有一次參加者有十萬多人。在所有大會上,口號都是團結抗日、停止內戰。——後者對農民有現實的號召力,因為他們的糧食和牛羊已因未來的剿共戰事而被徵用了。

  但是這些情況的消息在西北省以外遭到了扣壓。甚至頗受尊重的《大公報》也指出,凡是膽敢刊載西安傳出來的消息的編輯無不有立即遭到逮捕的危險。與此同時,南京的宣傳機器又拋出了一個煙幕彈,使已經弄得稀里胡塗的公眾更是莫名其妙。原來南京政府聞到兵變消息後頓時目瞪口呆,先是召開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中央政治委員會的)常委會會議,立即宣布張學良為叛逆,撤銷他一切職務,要求釋放總司令,否則將開始討伐。人們聽到這轟動一時的新聞,反應不一,有的因蔣介石被逮高興萬分,有的大驚失色。到處出現了分崩離析的跡象。蔣介石是中國許多敵對勢力暫時得到某種程度穩定的中心樞紐。一旦他離開了這個中心地位,這些勢力就都失去了向心力,各種意見發生公開衝突,必須尋找新的組合,新的向心力,新的黏合劑。

  ①摘自代我在西安府為倫敦《每日先驅報》採訪的詹姆斯·貝特蘭訪問孫銘九的報導。②上述八點要求中有七點是完全符合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發出的通電中所提的“救國”綱領的。因此,張學良和共產黨至少早在那個時候已經同意了這個綱領,儘管共產黨沒有預料到張學良會採取這樣令人吃驚的步驟來使南京對此加以考慮。

  二

  總司令被逮(下)

  有三天之久,沒有人知道蔣介石的生死下落——除美聯社以外,該社斷然宣稱,張學良已在電台上報告過他如何把蔣介石殺死,以及殺死他的理由。沒有人知道叛軍究竟打算幹什麼,很少人充分了解他們的立場的政治意義;甚至一些同情他們的人也因為錯誤的報導而譴責他們。南京切斷了與西北的一切通訊和交通,西北的報紙和宣言都被檢查官燒了。西安整天廣播,一再聲明不向政府軍進攻,解釋他們的行動,呼籲各方要有理智和要求和平;但是南京的強有力的廣播電台進行震耳的干擾,淹沒了他們說的每一句話。在中國,獨裁政權對於一切公共言論工具的令人吃驚的威力,從來沒有這樣有力地表現過。

  我本人的許多電訊都遭到大肆刪節。我幾次嘗試要把西北的八點要求發出來,這也許對西方讀者澄清這個謎有一點幫助,但是檢查官一字也不准發。許多外國記者本人對西北近況一無所知,輕信地把宣傳工廠里所製造的一切謊言當作新聞。國民黨及其追隨者一方面竭力扣壓真正的消息和事實,另一方面卻向全世界發出一些愚蠢的謊言,使得中國更象是個瘋人院一樣的地方。竟有這樣的消息:叛軍把警察局長釘在城門上;紅軍占領了西安,洗劫全城,城牆上掛了紅旗;張學良遭到自己部下的刺殺。南京幾乎每天都說西安發生暴亂。紅軍誘拐男女少年。婦女被“共妻”。整個東北軍和西北軍變成了土匪。到處發生搶劫。張學良要求總司令付贖金八千萬元。①日本是張學良的後台。莫斯科是他的後台。他是個赤黨。他是個鴉片鬼。他是個“死有餘辜的忘恩負義之徒”。他是個土匪。

  許多最最荒誕不經的謠言也起源於日本人在中國辦的報紙,甚至日本高級官員。關於西安“赤色威脅”的“目擊者”的異想天開的報導,日本人特別多產——儘管他們同別人一樣同那個城市一無聯繫。日本人還發現事變後面有蘇俄陰謀。但是他們在莫斯科報紙上遇到了他們宣傳上的敵手。《消息報》和《真理報》正式否認責任、譴責張學良、讚美蔣介石不算,甚至捏造了一個消息來證明,西安事變是前中國行政院長汪精衛和“日本帝國主義者”共同炮製的,這種謠言同事實如此大相逕庭,甚至中國最反動的報紙也不敢想出這一招,因為怕人嘲笑。“撒謊是可以的,先生們,”列寧曾經說過,“但是要有限度!”

  謠言攻勢連續幾天。但是蔣介石被俘一周後,南京光是捏造這一轟動一時的事件的背景新聞已不夠了。消息走漏了出來,漏洞越來越大,後來出現了大缺口。秘密報紙普遍刊登了八點綱領,在自由主義和進步人士中間爭取到了擁護者,因為這實在是個資產階級的自由進步綱領。公眾開始認識到西北方面並不是要打內戰,而是要制止內戰。一般的情緒已逐步開始從為一個軍閥的個人安危擔心轉變為為國家存亡擔心,現在打內戰不僅不能救蔣介石一命,反而會毀滅中國。

  在蔣介石被俘的消息傳來後,南京就開始了爭奪政權的陰謀活動。野心勃勃的軍政部長何應欽與國民黨內親日派政學系有密切關係,當時正掌南京大權,八點綱領主要就是發給他的,但是他竭力主張“討伐”。在這一點上何應欽得到親法西斯的黃埔系、藍衣社、在野的汪精衛系、西山會議派、CC系和南京的德、意顧問的充分支持(“煽動”也許是個更確切的詞,因為何應欽將軍天生是個易受“煽動”的人)。他們都認為這是奪取全部軍權的良機,可以把國民黨內的開明派、親美派、親英派、親俄派、統一戰線派統統壓下去,在政治上降到無足輕重的地位。何應欽將軍馬上動員了南京二十師軍隊,開到豫陝邊界。他派了一隊隊飛機在西安府上空飛翔,派步兵向叛軍陣線作試探性佯攻。有些南京飛機(為了抗日送給蔣介石總司令的“五十壽禮”)在陝西境內的渭南和華縣試驗性地投了幾顆炸彈,據報導炸死了一些工廠工人。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他聽到轟炸的消息,“很是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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