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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惜，這個計劃最終還是成功了——特蘭斯凱·施密茨在上月中旬成為了霍費爾財團有史以來最年輕的總裁。至此，這樁長達數百年的、與血統和繼承糾纏不清的案子，終於以當年“私生子”系的全面勝出劃上了句號。
根據十一分局法醫弗里特（Flit）的驗屍報告，證實花匠萊蒙德在死前曾經攝入過大量酒精，而別墅主人羅德·施密茨則是在麻醉和中毒的狀態下被火活活燒死的。
我們一貫英明的伊塞爾副局長，根據法醫報告得來的線索，作出了如下的論斷：
花匠因為對薪資不滿而借酒澆愁，別墅主人好心地前往花匠的住所勸解。由於意見不合，喝得酩酊大醉的花匠用自己栽培的、具有麻醉功能的有毒植物擲向了別墅主人。別墅主人倒下之後，花匠又喝了不少，無意間掀翻了房間裡的落地燈，然後醉倒在地。落地燈的高溫燃著了被褥——於是，木屋被燒成了灰燼，兩人也十分冤枉地送掉了自己的性命。
“這完完全全是一個可悲的意外呢！”
伊塞爾副局長一定會在提及到本案的時候這樣講，同時做出一副悲傷的表情來尾 聲在偵探社開張將近三個月後，大概是我在《自由意志報》上購買的一小塊GG位起了效果：案子漸漸多了起來——漢迪克和奧魯他們的態度，也由最初的懷疑轉變為逐漸認可。現在，奧魯在我那裡解決周末伙食問題的當兒里，也會稱讚我說：
“嘿，文澤爾，你可終於找到了一個相當不錯的謀生行當呢！”
雖然這許多案子中也不乏一些相當有趣的案子，但更多的卻是諸如找尋失蹤貓狗或者調查婚外情之類的無聊委託——我並不想推掉任何一個送上門來的委託，因此，我打算在近期內請一個助手。
在得知這個消息之後，莫斯曼倒是表示，他十分希望能得到我手下的這個職位——我當然知道，他只不過是在電話中打趣而已：只要我是找他幫我弄一些和案件相關的信息，他就總是抱怨身邊的土豆堆成了山——看來，偵探助手這個職位，並不適合他。
老吉姆委託我寄出的小說，最終也僅只在副刊上發表了一個節選——哪怕這樣，很多不知情的偵探小說愛好者們也都致信大眾偵探專欄編輯部，聲明這個節選抄襲了現實中那個“影子殺手”案的創意，要求對作者提出嚴厲的批評和指責。為此，《自由意志報》副刊甚至專門刊登了一個聲明，表示此篇小說是匿名寄出的，作者並沒有交代此篇參考了某個真實的案例云云。哈，只有我才知道——這篇小說確實就是貨真價實的自傳體。不知老吉姆得知這個消息之後，會作何感想為了尊重原作者的決定，我並沒有向編輯部發出一份要求“寄回原稿”的信函——也因此，我看來是再沒機會知道那篇小說的結局了：不過，說不定老吉姆設定的結局，偏巧和現實中的一樣呢？天知道！
我沒有再給萊奧諾蕾小姐去過電話，倒不是因為我對她究竟是不是呂根曼先生當時計劃的同謀不感興趣：我將她的電話號碼給弄丟了——這才是最主要的原因順帶一提，關於我意外得到的這筆獎金，根據《自由意志報》前段時間裡刊載的、關於本案周邊事件的一個專題報導里所述，倒確實是呂根曼先生在1988年3月設下的（呂根曼先生當時曾在該報發表過相關的懸賞聲明，只不過由於此案遲遲未被偵破，才一直很少被媒體大眾所提起），而不是羅德·施密茨為了收買我而作出的、大手筆的憑空捏造。
反正，如果沒有這筆獎金，我現在大概已經從職業介紹所得到了一份和蒙歇利·佛羅伊若普先生類似的工作，此刻正為著某段漏水的水管而忙活呢！
好了，無論如何，一個案子改變了我的人生——可以這麼說。
上周三郵局轉寄過來一個包裹——裡面是幾本儒勒·凡爾納的小說、一本《傲慢與偏見》
和一本簡裝版的《老人與海》。這個本來是寄到十一分局的包裹，署的是一個完全陌生的女性名字：不過，看到那本《多瑙河領航員》，我就能猜到——寄件人正是坎普爾的繼母。
這大概是為了報答那幾個甜麵包圈和蘇打餅乾，以及糾正我語言水平的“拙劣”罷——我這樣想著，將那幾本原屬於坎普爾的書放在了我身後的書架上。
本周的每一天都異常繁忙（老實說，這種“繁忙”主要是一些瑣碎案子造成的——有趣的案子永遠都不會給人以“繁忙”的感覺），但這最後一個工作日卻奇蹟般地清閒了下來。
我因此有時間去看看我那一周都沒有碰過的郵箱。
在丟掉一大摞的GG和帳單之後，我找到了兩張比較有意思的卡片：
一張橘紅色的卡片上畫著一幅兒童畫：畫的右側是兩隻兔子，左側站著一個滿臉笑容的小女孩，一個個子很高的男人牽著她的手——這個男人的另一隻手裡握著一隻小鏟子，圖畫的背景中畫滿了各式各樣的花。
卡片的背面是小作者的簽名：
娥蔻·法爾彤我笑了笑，接著看另一張卡片。
這張卡片就顯得單調乏味得多了——也就是一張空白的、署名為漢斯·穆斯卡林（Muskarin）的粗糙名片紙，上面用潦草的花體字寫著：
三個魔鬼本不該那樣死去你看過我的標註，我的朋友我們會再見的（全文完）
根據十一分局法醫弗里特（Flit）的驗屍報告，證實花匠萊蒙德在死前曾經攝入過大量酒精，而別墅主人羅德·施密茨則是在麻醉和中毒的狀態下被火活活燒死的。
我們一貫英明的伊塞爾副局長，根據法醫報告得來的線索，作出了如下的論斷：
花匠因為對薪資不滿而借酒澆愁，別墅主人好心地前往花匠的住所勸解。由於意見不合，喝得酩酊大醉的花匠用自己栽培的、具有麻醉功能的有毒植物擲向了別墅主人。別墅主人倒下之後，花匠又喝了不少，無意間掀翻了房間裡的落地燈，然後醉倒在地。落地燈的高溫燃著了被褥——於是，木屋被燒成了灰燼，兩人也十分冤枉地送掉了自己的性命。
“這完完全全是一個可悲的意外呢！”
伊塞爾副局長一定會在提及到本案的時候這樣講，同時做出一副悲傷的表情來尾 聲在偵探社開張將近三個月後，大概是我在《自由意志報》上購買的一小塊GG位起了效果：案子漸漸多了起來——漢迪克和奧魯他們的態度，也由最初的懷疑轉變為逐漸認可。現在，奧魯在我那裡解決周末伙食問題的當兒里，也會稱讚我說：
“嘿，文澤爾，你可終於找到了一個相當不錯的謀生行當呢！”
雖然這許多案子中也不乏一些相當有趣的案子，但更多的卻是諸如找尋失蹤貓狗或者調查婚外情之類的無聊委託——我並不想推掉任何一個送上門來的委託，因此，我打算在近期內請一個助手。
在得知這個消息之後，莫斯曼倒是表示，他十分希望能得到我手下的這個職位——我當然知道，他只不過是在電話中打趣而已：只要我是找他幫我弄一些和案件相關的信息，他就總是抱怨身邊的土豆堆成了山——看來，偵探助手這個職位，並不適合他。
老吉姆委託我寄出的小說，最終也僅只在副刊上發表了一個節選——哪怕這樣，很多不知情的偵探小說愛好者們也都致信大眾偵探專欄編輯部，聲明這個節選抄襲了現實中那個“影子殺手”案的創意，要求對作者提出嚴厲的批評和指責。為此，《自由意志報》副刊甚至專門刊登了一個聲明，表示此篇小說是匿名寄出的，作者並沒有交代此篇參考了某個真實的案例云云。哈，只有我才知道——這篇小說確實就是貨真價實的自傳體。不知老吉姆得知這個消息之後，會作何感想為了尊重原作者的決定，我並沒有向編輯部發出一份要求“寄回原稿”的信函——也因此，我看來是再沒機會知道那篇小說的結局了：不過，說不定老吉姆設定的結局，偏巧和現實中的一樣呢？天知道！
我沒有再給萊奧諾蕾小姐去過電話，倒不是因為我對她究竟是不是呂根曼先生當時計劃的同謀不感興趣：我將她的電話號碼給弄丟了——這才是最主要的原因順帶一提，關於我意外得到的這筆獎金，根據《自由意志報》前段時間裡刊載的、關於本案周邊事件的一個專題報導里所述，倒確實是呂根曼先生在1988年3月設下的（呂根曼先生當時曾在該報發表過相關的懸賞聲明，只不過由於此案遲遲未被偵破，才一直很少被媒體大眾所提起），而不是羅德·施密茨為了收買我而作出的、大手筆的憑空捏造。
反正，如果沒有這筆獎金，我現在大概已經從職業介紹所得到了一份和蒙歇利·佛羅伊若普先生類似的工作，此刻正為著某段漏水的水管而忙活呢！
好了，無論如何，一個案子改變了我的人生——可以這麼說。
上周三郵局轉寄過來一個包裹——裡面是幾本儒勒·凡爾納的小說、一本《傲慢與偏見》
和一本簡裝版的《老人與海》。這個本來是寄到十一分局的包裹，署的是一個完全陌生的女性名字：不過，看到那本《多瑙河領航員》，我就能猜到——寄件人正是坎普爾的繼母。
這大概是為了報答那幾個甜麵包圈和蘇打餅乾，以及糾正我語言水平的“拙劣”罷——我這樣想著，將那幾本原屬於坎普爾的書放在了我身後的書架上。
本周的每一天都異常繁忙（老實說，這種“繁忙”主要是一些瑣碎案子造成的——有趣的案子永遠都不會給人以“繁忙”的感覺），但這最後一個工作日卻奇蹟般地清閒了下來。
我因此有時間去看看我那一周都沒有碰過的郵箱。
在丟掉一大摞的GG和帳單之後，我找到了兩張比較有意思的卡片：
一張橘紅色的卡片上畫著一幅兒童畫：畫的右側是兩隻兔子，左側站著一個滿臉笑容的小女孩，一個個子很高的男人牽著她的手——這個男人的另一隻手裡握著一隻小鏟子，圖畫的背景中畫滿了各式各樣的花。
卡片的背面是小作者的簽名：
娥蔻·法爾彤我笑了笑，接著看另一張卡片。
這張卡片就顯得單調乏味得多了——也就是一張空白的、署名為漢斯·穆斯卡林（Muskarin）的粗糙名片紙，上面用潦草的花體字寫著：
三個魔鬼本不該那樣死去你看過我的標註，我的朋友我們會再見的（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