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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頓，”我說，“我必須去一個地方。”
他有些困惑，以為我是說此時此刻。他說：“現在幾乎所有地方都關著門呢，凱。”
“我是說旅行。也許二月吧，我想去倫敦。”
他一愣，立刻明白了我的想法。他把酒杯放在地板上，拉起我的手。
“我一直希望你這麼做。”他說，“無論有多困難，你真的應該去一趟，這樣你才能了結這件事，才能得到平靜。”
“我不太確定我是否真的能得到平靜。”
我抽回手，攏了攏頭髮。他和我同樣難過，一定是。
“你應該很想念他。”我說，“你從沒提起過，可是他和你情同手足。我還記得我們共度的那些日子，我們三個。下廚做菜、看電影、圍坐著討論案子和政府新發布的垃圾措施，討論強制停職、稅制和預算刪減這些事。”
他微微一笑，凝視著火焰。“我時常覺得他真是個走運的渾蛋，竟能擁有你，我時常想像那會是什麼感覺。現在我總算明白了。我想的果然沒錯，他真是幸運。他大概是我唯一曾經交心的人，除了你以外。說來也真怪，在我認識的人中馬克算是極度自我的人，俊美得無話可說，又相當自戀，可他真是優秀，十足聰明。我想你不可能不想念這樣一個人。”
韋斯利穿著白色羊毛衫和奶油色卡其褲，在火光中神采煥發。
“今晚你如果跑出去，一定會消失不見。”我說。
他望著我，疑惑地皺起眉頭。
“在這種雪天穿得一身白，你會跌進水溝，直到春天都不會被人發現。在這樣的夜裡，你應該穿暗色的衣服。你知道的，對比色。”
“凱，我去煮咖啡好了。”
“就像有些人在冬天想買一輛四驅車，所以就買了白色的。在白色的天空下，把車子開上白色的路面，到處都是一片白色。告訴我，這是什麼道理。”
“你在胡說些什麼?”他定睛注視著我。
“我也不知道。”
我從冰桶里拿出香檳酒瓶，給兩隻杯子倒滿酒，瓶身上的水珠滴了下來。我喝得比他多，大約要多一倍。CD唱盤上疊放著七十年代的熱門專輯，牆上的擴音器流瀉出“三犬之夜”合唱團的歌聲，今晚，我可能喝醉，這很罕見。我不斷想起那件事，看見那些影像，不知不覺中又進入了那個天花板上垂著電線的房間，看見了那些被截斷的血紅手腳整齊地排列在那裡。真相灼燒著我的心，我無法原諒自己。
“本頓，”我輕聲說，“我早該知道是她的。在我還沒到她家，還沒進入那屋子看見那些照片和那個房間之前，就該知道是她。我是說，我內心的某個部分一定已經知道了，可是沒有仔細聆聽。”
他沒說話，我當這是默認。
“我早該知道是她的。”我喃喃說道，“也許他們就不會死了。”
“事後說早該如何很容易，”他的聲音輕柔但堅定，“要知道，凱西、邦迪或達莫這些人的鄰居都是最後一個知道真相的啊，[1]凱。”
“我的鄰居也不知道我在做些什麼，本頓。”我啜著香檳，“她害死了溫格。”
“你已經盡力了。”他安慰道。
“我好想念他。”我哀傷地嘆了口氣，“我還沒到溫格的墓前去看過他。”
“我們別喝酒了，喝咖啡吧?”韋斯利說。
“我不能偶爾放縱一下嗎?”我不想保持清醒。
他幵始揉捏我的頸背，我閉上眼睛。
“為什麼我必須做個理性的人呢?”我喃喃道，“這個要精準，那個要確切，什麼和什麼一致，何物具有何種特性，都是些冰冷銳利得就像不鏽鋼解剖刀的字眼。如果我出庭為之作證的受害者是露西，這些語言在法庭上對我又有什麼幫助?用她的事業、她的一生做賭注?全都是因為林恩那個混帳。我，專家證人。我這個親愛的姨媽。”淚水滑落我的臉頰，“本頓，我好累。”
他貼近我，攬住我的肩膀，讓我靠著他的膝部。
“我會陪你一起去。”他在我耳邊輕聲說。
二月十八日，我們搭乘一輛黑色計程車前往倫敦維多利亞車站。這天是車站發生垃圾桶爆裂，導致一處地下入口、一個酒館和一家咖啡館被炸事件的紀念日。當時石礫飛濺，屋頂的玻璃屑裹挾著炸彈碎片帶著可怖的威力如雨點般紛紛落下。這次爆炸並非針對馬克，他的死也和自己聯邦探員的身份毫無關聯。同許多受害者一樣，他只是不巧在那時來到了這裡。
我們走向車站中央地帶，幾乎被擁擠的人潮淹沒。鐵路售票員正在窗口忙碌，牆上的告示板列著火車班次和時間。販賣甜食和鮮花的攤位分布於此處，旅客可以在這裡拍攝證件照或兌換零錢。垃圾桶大都放置在麥當勞之類的店鋪里，公共區域一個都沒有。
“現在可沒地方藏炸彈了。”韋斯利也留意到了這一點。
“不經一事，不長一智。”我說著開始打哆嗦。
我靜靜環顧著四周，鴿群振翅從我們頭頂飛越，追逐著麵包屑。格羅維納飯店的入口就在維多利亞酒店隔壁，這便是事件發生的地點。沒人確切知道馬克當時在做什麼，只能推測爆炸發生時，他可能正坐在酒店前那些小而高的桌位中。
他有些困惑，以為我是說此時此刻。他說：“現在幾乎所有地方都關著門呢，凱。”
“我是說旅行。也許二月吧，我想去倫敦。”
他一愣，立刻明白了我的想法。他把酒杯放在地板上，拉起我的手。
“我一直希望你這麼做。”他說，“無論有多困難，你真的應該去一趟，這樣你才能了結這件事，才能得到平靜。”
“我不太確定我是否真的能得到平靜。”
我抽回手，攏了攏頭髮。他和我同樣難過，一定是。
“你應該很想念他。”我說，“你從沒提起過，可是他和你情同手足。我還記得我們共度的那些日子，我們三個。下廚做菜、看電影、圍坐著討論案子和政府新發布的垃圾措施，討論強制停職、稅制和預算刪減這些事。”
他微微一笑，凝視著火焰。“我時常覺得他真是個走運的渾蛋，竟能擁有你，我時常想像那會是什麼感覺。現在我總算明白了。我想的果然沒錯，他真是幸運。他大概是我唯一曾經交心的人，除了你以外。說來也真怪，在我認識的人中馬克算是極度自我的人，俊美得無話可說，又相當自戀，可他真是優秀，十足聰明。我想你不可能不想念這樣一個人。”
韋斯利穿著白色羊毛衫和奶油色卡其褲，在火光中神采煥發。
“今晚你如果跑出去，一定會消失不見。”我說。
他望著我，疑惑地皺起眉頭。
“在這種雪天穿得一身白，你會跌進水溝，直到春天都不會被人發現。在這樣的夜裡，你應該穿暗色的衣服。你知道的，對比色。”
“凱，我去煮咖啡好了。”
“就像有些人在冬天想買一輛四驅車，所以就買了白色的。在白色的天空下，把車子開上白色的路面，到處都是一片白色。告訴我，這是什麼道理。”
“你在胡說些什麼?”他定睛注視著我。
“我也不知道。”
我從冰桶里拿出香檳酒瓶，給兩隻杯子倒滿酒，瓶身上的水珠滴了下來。我喝得比他多，大約要多一倍。CD唱盤上疊放著七十年代的熱門專輯，牆上的擴音器流瀉出“三犬之夜”合唱團的歌聲，今晚，我可能喝醉，這很罕見。我不斷想起那件事，看見那些影像，不知不覺中又進入了那個天花板上垂著電線的房間，看見了那些被截斷的血紅手腳整齊地排列在那裡。真相灼燒著我的心，我無法原諒自己。
“本頓，”我輕聲說，“我早該知道是她的。在我還沒到她家，還沒進入那屋子看見那些照片和那個房間之前，就該知道是她。我是說，我內心的某個部分一定已經知道了，可是沒有仔細聆聽。”
他沒說話，我當這是默認。
“我早該知道是她的。”我喃喃說道，“也許他們就不會死了。”
“事後說早該如何很容易，”他的聲音輕柔但堅定，“要知道，凱西、邦迪或達莫這些人的鄰居都是最後一個知道真相的啊，[1]凱。”
“我的鄰居也不知道我在做些什麼，本頓。”我啜著香檳，“她害死了溫格。”
“你已經盡力了。”他安慰道。
“我好想念他。”我哀傷地嘆了口氣，“我還沒到溫格的墓前去看過他。”
“我們別喝酒了，喝咖啡吧?”韋斯利說。
“我不能偶爾放縱一下嗎?”我不想保持清醒。
他幵始揉捏我的頸背，我閉上眼睛。
“為什麼我必須做個理性的人呢?”我喃喃道，“這個要精準，那個要確切，什麼和什麼一致，何物具有何種特性，都是些冰冷銳利得就像不鏽鋼解剖刀的字眼。如果我出庭為之作證的受害者是露西，這些語言在法庭上對我又有什麼幫助?用她的事業、她的一生做賭注?全都是因為林恩那個混帳。我，專家證人。我這個親愛的姨媽。”淚水滑落我的臉頰，“本頓，我好累。”
他貼近我，攬住我的肩膀，讓我靠著他的膝部。
“我會陪你一起去。”他在我耳邊輕聲說。
二月十八日，我們搭乘一輛黑色計程車前往倫敦維多利亞車站。這天是車站發生垃圾桶爆裂，導致一處地下入口、一個酒館和一家咖啡館被炸事件的紀念日。當時石礫飛濺，屋頂的玻璃屑裹挾著炸彈碎片帶著可怖的威力如雨點般紛紛落下。這次爆炸並非針對馬克，他的死也和自己聯邦探員的身份毫無關聯。同許多受害者一樣，他只是不巧在那時來到了這裡。
我們走向車站中央地帶，幾乎被擁擠的人潮淹沒。鐵路售票員正在窗口忙碌，牆上的告示板列著火車班次和時間。販賣甜食和鮮花的攤位分布於此處，旅客可以在這裡拍攝證件照或兌換零錢。垃圾桶大都放置在麥當勞之類的店鋪里，公共區域一個都沒有。
“現在可沒地方藏炸彈了。”韋斯利也留意到了這一點。
“不經一事，不長一智。”我說著開始打哆嗦。
我靜靜環顧著四周，鴿群振翅從我們頭頂飛越，追逐著麵包屑。格羅維納飯店的入口就在維多利亞酒店隔壁，這便是事件發生的地點。沒人確切知道馬克當時在做什麼，只能推測爆炸發生時，他可能正坐在酒店前那些小而高的桌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