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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弗利實際上在發抖。壓力無比巨大，他愈加被十二宮24天前對他的威脅給嚇住了。10天前他來河岸縣的時候，曾請求本地新聞部，如果他離開期間有任何信件的話，一定要給他打電話。
艾弗利在一份備忘錄里寫道：“Zode——我是這樣稱呼他的，有點像越南民族解放陣線的士兵。(艾弗利曾作為戰地記者在越南待了3年。)你不知道他是誰，他在哪裡，或者在何時何地他會再一次發起攻擊。我一直試圖一隻眼盯著前方，另一隻眼不停回頭看，為此幾乎變成鬥雞眼了。我很懷疑他是否真的打算來攻擊我，但是我想應該小心為上。”
托斯奇告訴我：“我並不滿意河岸縣之行，會議開始時?努力想表現友好。我們在他們的辦公室里待了一整天，吃了午飯。我們以為我們會得到更多的信息，但其實只得到了一丁點兒。除了總是和我們一條陣線的探員巴德-凱利以外，我們從未從河岸縣警察局得到更多的合作。這些河岸縣的傢伙們沒有告訴我們太多東西。很明顯他們想把一切都留給自己，就好像我們是來這裡搶錢包似的。可事實並不是那樣。我們是來這裡分享信息的。
“他們沒收了河岸縣的那張書桌，把它保留在警察局總部的一間特別證據室里。那張書桌真的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上面的文字明顯是十二宮刻的。後來，在我們獲得有關艾倫的線索以後，河岸縣從未查過他是否曾在這一地區待過——我問：‘你們知道阿瑟-利-艾倫嗎?’‘你逮捕他了嗎?’‘他曾在這一地區被傳訊過嗎?’‘我們能把他和河岸縣城市大學聯繫起來嗎?’他們不太贊同河岸縣案件的罪犯可能是我們的兇手十二宮這一事實。從那一刻起，他們對任何其他嫌疑人都有了偏見。河岸縣的警察們認為他們知道是誰謀殺了貝茨。”
警察局的歐文-克羅斯局長說：“我們不排除兇手也許是本地青年的可能性。”
在舊金山這邊，《紀事報》收到了一封打字機打的匿名信，裡面寫道：
“讓我既憤?又驚訝的是，像十二宮這樣一個肆意妄為的兇手居然長時間逍遙法外。我個人認為十二宮曾經在某種機構待過一段時間——監獄或者精神病院……十二宮不會結婚。他無法保持與女人的正常關係，無論是性還是感情方面……追捕十二宮殺手的行動一直是充滿錯誤的‘悲慘’的喜劇……但有一點我知道：所有‘大規模殺手’之類的人開始骯髒勾當時的每一恐怖行為都有一個起點，這一起點是由我們通常稱為動機的東西激發的。他們心中的獸性大多數時候靜靜蟄伏，然後某樣東西會激發它，把它放了出來。在十二宮的案例里，我猜測是這樣的：第一次謀殺時他生活中的?一插曲，對於人們稱為十二宮的人是創傷性的，但是對別人而言也許並非如此。他好像真的很恨警察，很喜歡用警察無法抓到他這一點來刺激他們。可能是在那一特定時間和警察曾有過遭遇。我個人不相信他按照某種星相時間表來實施謀殺。我認為他在節日或者周末殺人只不過是因為這些時間裡他不工作。他可能有一份一周40小時、連續5天的工作……我將保持匿名。我希望你們不要停止追捕這個惡魔的努力。祝你們身體健康、工作愉快。簽名：扶手椅。”
在這封不同尋常的信里，“扶手椅”提及他從未聽說過母親射殺已經成年的孩子。他得出結論說：“我想我可能太過多疑了，但多疑不止一次地救了我。?扶手椅不僅用了十二宮的詞彙：“刺激”、“扳機”、“獵捕”、“打獵”，而且在貝茨被殺時曾住在河岸縣，並在信里引用了他在那裡讀過的事件和新聞。我一直未能找到他。
1970年12月18日，星期五
在阿瑟-利-艾倫生日的那天，某個夜盜闖進了一名婦女的家。夜盜很努力地掩藏自己的身份——手指上都貼了膠布，一塊白色的手帕綁在臉的下部。正在睡覺的主人驚醒了，發現一個男人站在她的面前，拿著一根棒球棍。她從床下抓出一支來復槍，開了一槍，子彈擦過他的胳膊。這個男人推開她的來復槍，用棒球棍砸破了她的前額。被打鬥柳驚醒的主人女兒瞥見了這名闖入者跑過客廳。她說：“他穿著深色的尼龍滑雪衫、深色褲子，戴著海軍藍編織帽、焊接護目鏡，但是在我能夠仔細看清楚前，他關掉燈消失了。”他在牆上留下了一個血手印，但是沒有指紋。他在房子裡從頭至尾都沒有說話。康特拉科斯塔縣治安官辦公室發布了尋找這個人的全城通告，他們認為這個人可能是十二宮。
1972年2月4日，星期五
自從那個炎熱的8月早晨阿姆斯特朗和托斯奇詢問利-艾倫以來，漫長的7個月已經過去了。據他們所知，他仍然在索諾馬州立大學參加春秋兩季的課程。在那段時間裡，可能有近百名新嫌疑人的名字送到過他們的辦公桌上。艾倫的名字在那一堆名字的最下面某個地方。線索仍然源源不斷地湧進來。托斯奇告訴我：“很多人想要提供幫助，給你送來這樣或那樣的信息，但你在心底覺得他們是來向你提問題的。一種感覺在不停地提醒你本案是一個‘圓脖子’。圓脖子指的是辦公室里的垃圾桶，意思是該案將進入未破案件的卷宗里。我們的確無法處理所有的線索電話。辦公室里的其他人對我們越來越不滿。‘嘿，夥計們，我們沒有寫信啊，’我們告訴他們，‘我們只是接電話而已。如果我們拒絕某個人，因為掛了電話而將重要的線索拒之門外——我們將沒法破這個案子，而我們必須破案啊。請不要掛任何人的電話。’”
艾弗利在一份備忘錄里寫道：“Zode——我是這樣稱呼他的，有點像越南民族解放陣線的士兵。(艾弗利曾作為戰地記者在越南待了3年。)你不知道他是誰，他在哪裡，或者在何時何地他會再一次發起攻擊。我一直試圖一隻眼盯著前方，另一隻眼不停回頭看，為此幾乎變成鬥雞眼了。我很懷疑他是否真的打算來攻擊我，但是我想應該小心為上。”
托斯奇告訴我：“我並不滿意河岸縣之行，會議開始時?努力想表現友好。我們在他們的辦公室里待了一整天，吃了午飯。我們以為我們會得到更多的信息，但其實只得到了一丁點兒。除了總是和我們一條陣線的探員巴德-凱利以外，我們從未從河岸縣警察局得到更多的合作。這些河岸縣的傢伙們沒有告訴我們太多東西。很明顯他們想把一切都留給自己，就好像我們是來這裡搶錢包似的。可事實並不是那樣。我們是來這裡分享信息的。
“他們沒收了河岸縣的那張書桌，把它保留在警察局總部的一間特別證據室里。那張書桌真的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上面的文字明顯是十二宮刻的。後來，在我們獲得有關艾倫的線索以後，河岸縣從未查過他是否曾在這一地區待過——我問：‘你們知道阿瑟-利-艾倫嗎?’‘你逮捕他了嗎?’‘他曾在這一地區被傳訊過嗎?’‘我們能把他和河岸縣城市大學聯繫起來嗎?’他們不太贊同河岸縣案件的罪犯可能是我們的兇手十二宮這一事實。從那一刻起，他們對任何其他嫌疑人都有了偏見。河岸縣的警察們認為他們知道是誰謀殺了貝茨。”
警察局的歐文-克羅斯局長說：“我們不排除兇手也許是本地青年的可能性。”
在舊金山這邊，《紀事報》收到了一封打字機打的匿名信，裡面寫道：
“讓我既憤?又驚訝的是，像十二宮這樣一個肆意妄為的兇手居然長時間逍遙法外。我個人認為十二宮曾經在某種機構待過一段時間——監獄或者精神病院……十二宮不會結婚。他無法保持與女人的正常關係，無論是性還是感情方面……追捕十二宮殺手的行動一直是充滿錯誤的‘悲慘’的喜劇……但有一點我知道：所有‘大規模殺手’之類的人開始骯髒勾當時的每一恐怖行為都有一個起點，這一起點是由我們通常稱為動機的東西激發的。他們心中的獸性大多數時候靜靜蟄伏，然後某樣東西會激發它，把它放了出來。在十二宮的案例里，我猜測是這樣的：第一次謀殺時他生活中的?一插曲，對於人們稱為十二宮的人是創傷性的，但是對別人而言也許並非如此。他好像真的很恨警察，很喜歡用警察無法抓到他這一點來刺激他們。可能是在那一特定時間和警察曾有過遭遇。我個人不相信他按照某種星相時間表來實施謀殺。我認為他在節日或者周末殺人只不過是因為這些時間裡他不工作。他可能有一份一周40小時、連續5天的工作……我將保持匿名。我希望你們不要停止追捕這個惡魔的努力。祝你們身體健康、工作愉快。簽名：扶手椅。”
在這封不同尋常的信里，“扶手椅”提及他從未聽說過母親射殺已經成年的孩子。他得出結論說：“我想我可能太過多疑了，但多疑不止一次地救了我。?扶手椅不僅用了十二宮的詞彙：“刺激”、“扳機”、“獵捕”、“打獵”，而且在貝茨被殺時曾住在河岸縣，並在信里引用了他在那裡讀過的事件和新聞。我一直未能找到他。
1970年12月18日，星期五
在阿瑟-利-艾倫生日的那天，某個夜盜闖進了一名婦女的家。夜盜很努力地掩藏自己的身份——手指上都貼了膠布，一塊白色的手帕綁在臉的下部。正在睡覺的主人驚醒了，發現一個男人站在她的面前，拿著一根棒球棍。她從床下抓出一支來復槍，開了一槍，子彈擦過他的胳膊。這個男人推開她的來復槍，用棒球棍砸破了她的前額。被打鬥柳驚醒的主人女兒瞥見了這名闖入者跑過客廳。她說：“他穿著深色的尼龍滑雪衫、深色褲子，戴著海軍藍編織帽、焊接護目鏡，但是在我能夠仔細看清楚前，他關掉燈消失了。”他在牆上留下了一個血手印，但是沒有指紋。他在房子裡從頭至尾都沒有說話。康特拉科斯塔縣治安官辦公室發布了尋找這個人的全城通告，他們認為這個人可能是十二宮。
1972年2月4日，星期五
自從那個炎熱的8月早晨阿姆斯特朗和托斯奇詢問利-艾倫以來，漫長的7個月已經過去了。據他們所知，他仍然在索諾馬州立大學參加春秋兩季的課程。在那段時間裡，可能有近百名新嫌疑人的名字送到過他們的辦公桌上。艾倫的名字在那一堆名字的最下面某個地方。線索仍然源源不斷地湧進來。托斯奇告訴我：“很多人想要提供幫助，給你送來這樣或那樣的信息，但你在心底覺得他們是來向你提問題的。一種感覺在不停地提醒你本案是一個‘圓脖子’。圓脖子指的是辦公室里的垃圾桶，意思是該案將進入未破案件的卷宗里。我們的確無法處理所有的線索電話。辦公室里的其他人對我們越來越不滿。‘嘿，夥計們，我們沒有寫信啊，’我們告訴他們，‘我們只是接電話而已。如果我們拒絕某個人，因為掛了電話而將重要的線索拒之門外——我們將沒法破這個案子，而我們必須破案啊。請不要掛任何人的電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