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紳士運河沿岸沒有一家叫作德弗里斯美術館的藝術畫廊。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確有許多阿姆斯特丹畫商和荷蘭畫商與德國侵略者做過不少買賣。莉娜·赫茨菲爾德及其家人的故事純屬虛構，但很遺憾，她的“證言”中對荷蘭猶太人大屠殺運動的詳細描述為歷史事實。圍捕運動開始之時，共有十四萬猶太人在荷蘭居住，但只有兩萬五千人成功藏匿。所有藏匿起來的猶太人中，又有三分之一的人遭到出賣或被捕，而出賣他們的，大多是他們的荷蘭同胞。著名的荷蘭劇院的確一度用作羈押中心，街對面也的確有一家育兒所。多虧了勇敢無畏的育兒所工作人員和荷蘭抵抗運動人士，幾百條年輕生命最終獲救。這也是荷蘭在猶太人大屠殺那段慘澹歲月僅有的幾個閃光點之一。
羅馬天主教向潛逃的納粹戰犯給予了巨大幫助，這些都有史料記載。瑞士境內各大銀行在戰時的可恥行為也有跡可查。但少有人知道，瑞士一些高科技公司一直在背後默默支持野心勃勃的核大國，向他們提供生產高濃縮鈾所需的精密儀器。核擴散專家大衛·奧爾布萊特所著的《推銷惶恐》是一本權威之作，他記載了20世紀90年代，中情局探員是如何“親眼看見瑞士政府官員幫助供貨商向巴基斯坦出售敏感貨物，把瑞士政府嚴格控制出口的政策視為兒戲”。另外，奧爾布萊特還寫道，“瑞士政府不願意阻攔這些行為，也不願與中情局合作”。相反，2006年夏天，瑞士檢察官竟放言要對幾名準備摧毀A.Q.卡恩國際核走私網絡的中情局探員提出刑事指控。直到美國最高層政府官員出面干涉，才說服伯爾尼方面轉變立場。
雖然說許多瑞士公司樂意參與核擴散行動——毫無疑問，很多公司至今仍是這個立場——但是，全球所有情報機構差不多都同意，在秘密但利潤豐厚的核材料行業中，參與數量最多的是西歐各國的公司。在各情報機構中唯一產生分歧的，是德國公司的參與情況。實際上，在為《暗殺大師：尋找倫勃朗》的寫作進行搜索調查期間，我從美國情報機構一位高層官員口中得知，伊朗秘密核項目所需的大多數材料都來自德國的高科技公司。我詢問這位高層官員，為何德國實業家願意把高危材料出售給這麼一個不穩定的政府。他略帶疑惑地望著我，僅說了一個詞：“貪婪。”
有人可能覺得，德國畢竟曾經實施了猶太人大屠殺，這個國家的商人在與一個公開叫囂要把以色列國從地圖上抹去的政權做生意時，至少會有些疑懼。瑞士這個從猶太人大屠殺中獲利最多的國家可能也會有相似的態度。但很明顯，事實並非如此。如果伊朗成功製造出核武器，中東地區其他國家也一定想擁有核能力。到時候，這些願意向出價最高的國家出售限制出口的敏感材料的公司便可以從中謀取暴利。
三國的情報機構——美國、以色列和英國——致力於阻止伊朗獲得這些關鍵材料。他們到底取得了多大成果，仍然有待考查。2009年秋天，美國情報機構一名高層官員告訴我，他們確信，除了庫姆之外，伊朗還有其他秘密鈾濃縮基地——如果沒有一些西方科技的注入，這些基地不可能得以建立。同樣，2010年3月，當我快要完成書稿時，《紐約時報》有一篇報導稱伊朗公然對抗聯合國，正在建造至少兩個“與庫姆類似的基地”。那一消息來源於情報官員，他們堅持不透露姓名，因為他們所披露的情報源於一系列“高度機密的行動”。報導中沒有提到一幅遺失已久的倫勃朗油畫，一位被全世界奉為聖人的腐敗的瑞士金融家，也沒有一個兩鬢斑白、中等身材、時常沿著康沃爾海邊懸崖獨自散步的男人。
致謝
本書與加百列·艾隆系列的所有小說一樣，如果沒有全球頂級藝術品修復師大衛·布爾的幫助，定不能成書。以往大衛會教我如何清洗油畫。這一次，為了讓我能夠在油畫裡私藏秘密，他幫我設計了一套可行的方案。現代修復師很少有人使用“暗布”這門技術，但它與本書所刻畫的行動任務正好契合。另外，我要永遠感謝才華橫溢的派屈克·馬修森，他教給了我一些藝術圈內的小伎倆，從而激發了我的靈感，幫助我創造出了這一系列中我最喜歡的人物之一。放心，派屈克與朱利安·伊舍伍德所共有的特點不多，當然，除了他對藝術的熱情，他的幽默感和無盡的慷慨。
在確保不透露個人信息的情況下，幾位以色列和美國官員接受了我的採訪。現在，我按照他們所中意的方式，匿名感謝他們。羅傑·克雷西與蘿拉·克雷西夫婦向我介紹了美國在核不擴散方面所做的努力，讓我對華盛頓天羅地網般的國家安全機構有了更深的了解。特別感謝M，他教會我如何把一部手機和筆記本電腦“搞到手”。我覺得自此之後我再也不會以同一種眼光看待我的智慧型手機了，大家最好也換換眼光。
紐約州銀行部門大屠殺訴求處理辦公室主任安娜·魯賓向我講解了財產賠償與資產來源檢索相關事宜。彼特·布依吉斯教會我如何使用阿姆斯特丹猶太人歷史紀念館的資料庫。荷蘭劇院紀念堂的薩拉·費拉本德向我講述了劇院歷史上的一些慘痛的事實。我在華盛頓特區的美國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裡的同事薩拉·布隆菲爾德與弗雷德·澤德曼給予了我不懈的靈感和鼓勵。一如既往，我要向所有奉獻畢生精力，只為守護在大屠殺中喪生的六百萬生靈的記憶的人表示深深的敬意。
羅馬天主教向潛逃的納粹戰犯給予了巨大幫助，這些都有史料記載。瑞士境內各大銀行在戰時的可恥行為也有跡可查。但少有人知道，瑞士一些高科技公司一直在背後默默支持野心勃勃的核大國，向他們提供生產高濃縮鈾所需的精密儀器。核擴散專家大衛·奧爾布萊特所著的《推銷惶恐》是一本權威之作，他記載了20世紀90年代，中情局探員是如何“親眼看見瑞士政府官員幫助供貨商向巴基斯坦出售敏感貨物，把瑞士政府嚴格控制出口的政策視為兒戲”。另外，奧爾布萊特還寫道，“瑞士政府不願意阻攔這些行為，也不願與中情局合作”。相反，2006年夏天，瑞士檢察官竟放言要對幾名準備摧毀A.Q.卡恩國際核走私網絡的中情局探員提出刑事指控。直到美國最高層政府官員出面干涉，才說服伯爾尼方面轉變立場。
雖然說許多瑞士公司樂意參與核擴散行動——毫無疑問，很多公司至今仍是這個立場——但是，全球所有情報機構差不多都同意，在秘密但利潤豐厚的核材料行業中，參與數量最多的是西歐各國的公司。在各情報機構中唯一產生分歧的，是德國公司的參與情況。實際上，在為《暗殺大師：尋找倫勃朗》的寫作進行搜索調查期間，我從美國情報機構一位高層官員口中得知，伊朗秘密核項目所需的大多數材料都來自德國的高科技公司。我詢問這位高層官員，為何德國實業家願意把高危材料出售給這麼一個不穩定的政府。他略帶疑惑地望著我，僅說了一個詞：“貪婪。”
有人可能覺得，德國畢竟曾經實施了猶太人大屠殺，這個國家的商人在與一個公開叫囂要把以色列國從地圖上抹去的政權做生意時，至少會有些疑懼。瑞士這個從猶太人大屠殺中獲利最多的國家可能也會有相似的態度。但很明顯，事實並非如此。如果伊朗成功製造出核武器，中東地區其他國家也一定想擁有核能力。到時候，這些願意向出價最高的國家出售限制出口的敏感材料的公司便可以從中謀取暴利。
三國的情報機構——美國、以色列和英國——致力於阻止伊朗獲得這些關鍵材料。他們到底取得了多大成果，仍然有待考查。2009年秋天，美國情報機構一名高層官員告訴我，他們確信，除了庫姆之外，伊朗還有其他秘密鈾濃縮基地——如果沒有一些西方科技的注入，這些基地不可能得以建立。同樣，2010年3月，當我快要完成書稿時，《紐約時報》有一篇報導稱伊朗公然對抗聯合國，正在建造至少兩個“與庫姆類似的基地”。那一消息來源於情報官員，他們堅持不透露姓名，因為他們所披露的情報源於一系列“高度機密的行動”。報導中沒有提到一幅遺失已久的倫勃朗油畫，一位被全世界奉為聖人的腐敗的瑞士金融家，也沒有一個兩鬢斑白、中等身材、時常沿著康沃爾海邊懸崖獨自散步的男人。
致謝
本書與加百列·艾隆系列的所有小說一樣，如果沒有全球頂級藝術品修復師大衛·布爾的幫助，定不能成書。以往大衛會教我如何清洗油畫。這一次，為了讓我能夠在油畫裡私藏秘密，他幫我設計了一套可行的方案。現代修復師很少有人使用“暗布”這門技術，但它與本書所刻畫的行動任務正好契合。另外，我要永遠感謝才華橫溢的派屈克·馬修森，他教給了我一些藝術圈內的小伎倆，從而激發了我的靈感，幫助我創造出了這一系列中我最喜歡的人物之一。放心，派屈克與朱利安·伊舍伍德所共有的特點不多，當然，除了他對藝術的熱情，他的幽默感和無盡的慷慨。
在確保不透露個人信息的情況下，幾位以色列和美國官員接受了我的採訪。現在，我按照他們所中意的方式，匿名感謝他們。羅傑·克雷西與蘿拉·克雷西夫婦向我介紹了美國在核不擴散方面所做的努力，讓我對華盛頓天羅地網般的國家安全機構有了更深的了解。特別感謝M，他教會我如何把一部手機和筆記本電腦“搞到手”。我覺得自此之後我再也不會以同一種眼光看待我的智慧型手機了，大家最好也換換眼光。
紐約州銀行部門大屠殺訴求處理辦公室主任安娜·魯賓向我講解了財產賠償與資產來源檢索相關事宜。彼特·布依吉斯教會我如何使用阿姆斯特丹猶太人歷史紀念館的資料庫。荷蘭劇院紀念堂的薩拉·費拉本德向我講述了劇院歷史上的一些慘痛的事實。我在華盛頓特區的美國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裡的同事薩拉·布隆菲爾德與弗雷德·澤德曼給予了我不懈的靈感和鼓勵。一如既往，我要向所有奉獻畢生精力，只為守護在大屠殺中喪生的六百萬生靈的記憶的人表示深深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