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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章孝嚴、章孝慈兩兄弟，尚未認祖歸宗。即便算是蔣家人，前途一直看好的章孝嚴也近因反對民眾的反美情緒，使人認為他欠缺應有的民族自尊與自信。
所以，在蔣家成員中，第二代的蔣緯國是惟一可以“栽培”與“擁戴”的人物了。如果蔣緯國在國民黨十三大之後能成為台灣政壇上一個新的“權力山頭”，則蔣家第三代尚有可為，否則蔣家在台灣政壇上將譜上一個永久的“休止符”。
蔣氏家族自蔣經國去世後，深感失權的痛楚。所以，蔣經國的四個兒子蔣孝武、蔣孝勇、章孝嚴、章孝慈，都想在國民黨“十三大”上擠入中央委員會，特別是想爭取讓蔣緯國進入“中常委”。為了集中票源支持蔣緯國當選，子侄輩退出了競選。
另據一位接近蔣家的人士說：宋美齡為協助蔣緯國成為台灣一個新的權力重鎮，將原打算4月赴美的計劃改為國民黨十三大後成行。
而蔣緯國為李登輝出任國民黨代主席也助了一臂之力。1988年1月27日，蔣緯國列席國民黨中央常會，發言支持李登輝任國民黨代主席。他說：“雖然我只是列席，不能舉手，如果我也能舉手，我一定會舉手雙手同意，由登輝先生出任執政黨代主席！”
蔣經國去世後，“副總統”李登輝應扶正，還要接替當國民黨主席。但是這時李登輝的根基太淺，阻力很大。蔣緯國為李登輝上台確實使出了渾身的解數，替他調和“開明派”與“保守派”的矛盾，取得宋美齡的支持，爭取軍界和美國的支持。果然，以蔣緯國的聲望，他登高一呼，的確發生了效應，至少“擁蔣派”亦未投反對票，李登輝如願以償，並逐漸站穩了腳跟。
同時，在相當數量的“受恩”於蔣家的國民黨元老重臣眼中，政治上剛剛露頭腳的蔣緯國雖然已年逾古稀，但他畢竟是蔣家兩代“強人”之後惟一有資格有能力的“正統”利益代表者、捍衛者，是“蔣家王朝”得以承續的重要象徵。他們寄厚望於新舊時代交替之際，“以軍監國”的蔣緯國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因而極力簇擁他由幕後到前台。
然而，面對蔣家的“恩澤”、蔣氏成員的躍躍欲試、“擁蔣派”的呼聲，李登輝絲毫不為所動。為防止蔣氏再度出山，形成尾大不掉之勢，李登輝義無反顧地走著自己的路--徹底走出蔣家的陰影。
李登輝使出的第一招是釜底抽薪--削減“國安會”的職權。1988年2月12日，李登輝以“國家元首”之尊，在首次記者招待會上表示：“國家安全會議這幾年來一年只舉行一次會議。討論什麼事情？就是討論政府的預算案。沒有其他任何重要案件是由國家安全會議來決定的。安全會議開的愈少愈好。”“安全會議有其重要性，但對其重要性我們還是要儘量降低，
蔣緯國並沒有相讓，而是針鋒相對。隨後，蔣緯國在答台灣《新新聞》周刊記者獨家訪問時聲稱：“國安會議”是負責“國家”戰備指導的機構，在“國家狀況正常時”，“國安會議”是“總統”的個人幕僚團，一旦進入非常狀況，“國安會議”就成了“總統”的全班幕僚團。所以在平時、戰時都有存在的必要。它在台灣現行體制中，扮演了一個彈性運作的角色。
無論“國安會”扮演什麼角色，既然“總統”無意使“國安會”的運作正常化，那麼，“國安會”終究是個擺設而已。
但是，在權力交接的時刻，軍方的態度尤為重要。從客觀上來說，蔣緯國無論從戰略上抑或是戰術方面的才能均優於郝柏村。因此，在郝柏村逐漸成為軍事強人之際，恐怕只有蔣緯國挺身而出，方能使郝柏林稍加收斂。這樣身為“國安會”秘書長的蔣緯國和膺任“參謀總長”的郝柏林對他李登輝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因為這兩張牌的份量著實不輕。那麼李登輝究竟選擇了哪一張呢？
在一般人的觀念中，蔣緯國曾任三軍大學戰爭學院院長及三軍大學校長，因而桃李滿軍中，自然可以憑藉其師生關係而發揮可觀的影響力。其實不然。嚴格說來，曾在蔣緯國擔任三軍大學校長任內的畢業生而目前仍在軍中服役的將領，僅有“陸軍總司令”蔣仲革等極少數而已，其他將領早已因無法晉升上將而在中將或少將軍階時屆齡退休了。所以，蔣緯國在軍中直接的影響力，相當有限的。
可以這樣說，國民黨軍中將領幾乎都已經從“蔣家軍”變成了“郝家軍”。
蔣緯國既無法在軍中與郝柏村分庭抗禮，只得將目光轉向國民黨十三全大會，寄望能進入國民黨中央委員會。
會前的預測無不認為蔣緯國可能出任增設的“副主席”，如果“副主席”不成，退而求其次地當個中央委員、甚至中常委，應該不是難事，也在情理之中。然而，事實赤裸裸地呈現出來，不要說“副主席”，連中央委員的願望也是春夢苦短。李登輝太讓蔣緯國失望了。蔣緯國夢魂索繞的中央委員，任他千呼萬喚也不肯來臨，卻意外地當上了中央評議委員，無異暗示他--國民黨權力核心沒他的份了。
所以，在蔣家成員中，第二代的蔣緯國是惟一可以“栽培”與“擁戴”的人物了。如果蔣緯國在國民黨十三大之後能成為台灣政壇上一個新的“權力山頭”，則蔣家第三代尚有可為，否則蔣家在台灣政壇上將譜上一個永久的“休止符”。
蔣氏家族自蔣經國去世後，深感失權的痛楚。所以，蔣經國的四個兒子蔣孝武、蔣孝勇、章孝嚴、章孝慈，都想在國民黨“十三大”上擠入中央委員會，特別是想爭取讓蔣緯國進入“中常委”。為了集中票源支持蔣緯國當選，子侄輩退出了競選。
另據一位接近蔣家的人士說：宋美齡為協助蔣緯國成為台灣一個新的權力重鎮，將原打算4月赴美的計劃改為國民黨十三大後成行。
而蔣緯國為李登輝出任國民黨代主席也助了一臂之力。1988年1月27日，蔣緯國列席國民黨中央常會，發言支持李登輝任國民黨代主席。他說：“雖然我只是列席，不能舉手，如果我也能舉手，我一定會舉手雙手同意，由登輝先生出任執政黨代主席！”
蔣經國去世後，“副總統”李登輝應扶正，還要接替當國民黨主席。但是這時李登輝的根基太淺，阻力很大。蔣緯國為李登輝上台確實使出了渾身的解數，替他調和“開明派”與“保守派”的矛盾，取得宋美齡的支持，爭取軍界和美國的支持。果然，以蔣緯國的聲望，他登高一呼，的確發生了效應，至少“擁蔣派”亦未投反對票，李登輝如願以償，並逐漸站穩了腳跟。
同時，在相當數量的“受恩”於蔣家的國民黨元老重臣眼中，政治上剛剛露頭腳的蔣緯國雖然已年逾古稀，但他畢竟是蔣家兩代“強人”之後惟一有資格有能力的“正統”利益代表者、捍衛者，是“蔣家王朝”得以承續的重要象徵。他們寄厚望於新舊時代交替之際，“以軍監國”的蔣緯國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因而極力簇擁他由幕後到前台。
然而，面對蔣家的“恩澤”、蔣氏成員的躍躍欲試、“擁蔣派”的呼聲，李登輝絲毫不為所動。為防止蔣氏再度出山，形成尾大不掉之勢，李登輝義無反顧地走著自己的路--徹底走出蔣家的陰影。
李登輝使出的第一招是釜底抽薪--削減“國安會”的職權。1988年2月12日，李登輝以“國家元首”之尊，在首次記者招待會上表示：“國家安全會議這幾年來一年只舉行一次會議。討論什麼事情？就是討論政府的預算案。沒有其他任何重要案件是由國家安全會議來決定的。安全會議開的愈少愈好。”“安全會議有其重要性，但對其重要性我們還是要儘量降低，
蔣緯國並沒有相讓，而是針鋒相對。隨後，蔣緯國在答台灣《新新聞》周刊記者獨家訪問時聲稱：“國安會議”是負責“國家”戰備指導的機構，在“國家狀況正常時”，“國安會議”是“總統”的個人幕僚團，一旦進入非常狀況，“國安會議”就成了“總統”的全班幕僚團。所以在平時、戰時都有存在的必要。它在台灣現行體制中，扮演了一個彈性運作的角色。
無論“國安會”扮演什麼角色，既然“總統”無意使“國安會”的運作正常化，那麼，“國安會”終究是個擺設而已。
但是，在權力交接的時刻，軍方的態度尤為重要。從客觀上來說，蔣緯國無論從戰略上抑或是戰術方面的才能均優於郝柏村。因此，在郝柏村逐漸成為軍事強人之際，恐怕只有蔣緯國挺身而出，方能使郝柏林稍加收斂。這樣身為“國安會”秘書長的蔣緯國和膺任“參謀總長”的郝柏林對他李登輝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因為這兩張牌的份量著實不輕。那麼李登輝究竟選擇了哪一張呢？
在一般人的觀念中，蔣緯國曾任三軍大學戰爭學院院長及三軍大學校長，因而桃李滿軍中，自然可以憑藉其師生關係而發揮可觀的影響力。其實不然。嚴格說來，曾在蔣緯國擔任三軍大學校長任內的畢業生而目前仍在軍中服役的將領，僅有“陸軍總司令”蔣仲革等極少數而已，其他將領早已因無法晉升上將而在中將或少將軍階時屆齡退休了。所以，蔣緯國在軍中直接的影響力，相當有限的。
可以這樣說，國民黨軍中將領幾乎都已經從“蔣家軍”變成了“郝家軍”。
蔣緯國既無法在軍中與郝柏村分庭抗禮，只得將目光轉向國民黨十三全大會，寄望能進入國民黨中央委員會。
會前的預測無不認為蔣緯國可能出任增設的“副主席”，如果“副主席”不成，退而求其次地當個中央委員、甚至中常委，應該不是難事，也在情理之中。然而，事實赤裸裸地呈現出來，不要說“副主席”，連中央委員的願望也是春夢苦短。李登輝太讓蔣緯國失望了。蔣緯國夢魂索繞的中央委員，任他千呼萬喚也不肯來臨，卻意外地當上了中央評議委員，無異暗示他--國民黨權力核心沒他的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