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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美齡對遍地開花的反共組織還不十分滿意，又親自飛往華盛頓，充分顯示其外交手腕，與她的老朋友亨利。盧斯等人創建了“中國遊說團”(又稱“百萬人委員會”)。它的宗旨直接寫明是阻撓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後來遊說團改名為“支持自由中國委員會”，直到1979年中美關係正常化後，它仍然在進行遊說活動，爭取民間對台灣的支持。其成員中有23位參議員，83名眾議員，和一些三軍將領及許多實業界巨頭，有些知名的華僑、華人由於對中國共產黨的誤解，對孫中山的愛國情操的崇敬，對“中華民國”過去稱號的依戀，加之誤信了宋美齡和台灣當局的宣傳，也加入了“中國遊說團”，像陳納德的妻子陳香梅女士等人，在50年代，常常進出白宮，為宋美齡出了不少力。“中國遊說團”在70年代以前，在阻撓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方面確實“功勳卓著”。
這個時期的宋美齡可以說是春風得意，看著自己的努力結出“碩果”，她喜不自禁。
可惜“良辰美景不長在”，這種情形持續了近10年左右，風雲突變。自1963年以來，許多與台灣當局有“邦交”的國家，轉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建立了外交關係。就連台灣“最要好的朋友”美國，自民主黨上台以來，與台灣的關係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國務院遠東助理國務卿希爾斯曼倡言對中共“封鎖而不孤立”，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團成員艾利諾。羅斯福建議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大代表中國，甘迺迪及詹森皆不支持蔣介石反攻大陸。一時間，風聲鶴唳。蔣介石擔心美中關係改善，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席位，影響他在台灣的統治地位，於是想方設法加以反對和阻撓，就將此事交宋美齡親自督辦。
宋美齡從1965年9月抵美，到1966年10月返台，在各種場合講話達20篇之多。她竭盡貶損中華人民共和國之能事，製造輿論，阻止美中關係改善，阻撓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
10月上旬，宋美齡在紐約參觀了世界博覽會。在紐約舉行的中美聯誼會慶祝“雙十節”的宴會上，她暗喻英國是為了40塊銀幣出賣自己、出賣台灣的猶大。
29日，宋美齡在內布拉斯加州林肯市衛斯里安大學講話，進一步直接批評美國外交政策態度怯懦，以及用拖拉、僥倖的手法對待中國共產黨。
10月21日，在舊金山聯邦聯誼會上她發表演說，警告美國當局要“小心”，“不要走上恥辱之路”。在美國廣播公司《問題與答案》電視節目記者訪問她時，她一方面承認台北實際上並不代表中國大陸的大部分中國人民，但又表示不能想像一旦投票，台北便不能在安理會中享有常任席位的情況。
總之，宋美齡此次訪美與以往表現截然不同，一改過去委婉、充滿溢美之詞之常態，不留餘地指責美國。由於她的演說內容總是些“反攻大陸”、“不能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聯大席位”等陳詞濫調，已經缺乏初始那種引人入勝的魅力了。連宋美齡自己都承認，她現在是一個沒有號召力的嘮叨的老太婆。
十八、廖承志情義傳鴻雁
北京把台灣回歸祖國提上議事日程後，負責台港澳事務的廖承志深感責任重大。
他決定利用自己與蔣家的世交，採取各種形式先與台灣當局溝通，為日後兩黨坐下來商討統一之事創造條件。1982年7月24日，他根據中共中央指示，提筆給蔣經國寫了一封信。
但是以蔣經國為首的台灣當局，立場頑固，認為這還是中國共產黨“統戰的詭秘伎倆”，一心一意地推行“三不政策”。廖承志的那封信轉到蔣經國手中時，蔣經國看畢扔在地上不理。儘管如此，他還是思考怎樣回復，以表明台灣當局對中共“統戰陰謀”的態度。於是，台灣當局搬出宋美齡這位長輩，請她以長輩的名義給廖承志回信。
1982年8月17日，宋美齡親自給廖承志寫了一封回信，闡述自己對祖國統一的態度，並藉機攻擊大陸。
宋美齡在這封信中，首先以長輩的身分回憶她與廖仲愷、何香凝的交往，混淆作為民主革命主義者的廖、何及孫中山同蔣介石的區別，把蔣介石吹捧成孫中山“三民主義”精神的忠實信徒，並掩蓋蔣、廖在黃埔時期的矛盾，說蔣介石對廖仲愷懷有深厚的感情。
更為滑稽的是，她把抗戰時期扣押廖承志，使之陷於囹圄之苦的蔣介石說成是廖承志的恩人。最後這段話，則以自以為高明的手段，用長輩教訓晚輩的口吻，對廖承志極盡嘲弄，甚至侮辱。
宋美齡的這封信代表了國民黨內頑固守舊者的主張，仍抱著所謂“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幻想不放，這封信表明宋美齡及其所代表的那些人小聰明過頭，根本就無原則、正義、理念，違背歷史潮流而動。
中國共產黨人對這封信未作詳說，繼續為祖國統一大業奔走呼號，宋美齡原想放顆“心戰”原子彈的想法並沒有實現，相反，讓世人更看到了她的小肚雞腸。
1985年，蔣經國已是滿身病痛了。當時，由於發生了“江南命案”及“十信案”，台灣的國際形象跌至谷底。而大陸方面，鄧小平復出，實行改革開放，並連續兩年被美國《時代》雜誌評為“年度風雲人物”，在台灣民眾中享有很高的聲譽。因此，蔣經國認識到，不能不加快改革的步伐。於是就有了1986年國民黨十二屆三中全會作出包括解除“戒嚴”，開放組黨，“國會”全面改造，黨務革新，加強社會治安等多項重大決策。
對於台灣當局的政策鬆動，大陸非常歡迎，希望以此為契機推動祖國統一大業進程。蔣經國晚年的這一開明舉措實施沒有多長時間，他就忽然病逝。李登輝上台。
當李登輝就任“中華民國總統”和國民黨主席時，台灣便進入了“李登輝時代”。
宋美齡是國民黨的關鍵人物。蔣經國去世後，她對祖國統一態度如何，直接關係到李登輝能否把蔣經國的開禁政策繼續貫徹下去，為此，享有很高國際威望，曾任全國政協主席的鄧穎超給宋美齡寫了一封信。
宋美齡接信不久，就給鄧穎超回了一封信，與五年前宋美齡回復廖承志的信中所表達的立嘗觀點一樣，在這封信中，宋美齡並未因台灣當局開放同胞回故里省親政策而帶來的海峽兩岸和平氣氛的出現，而改變她對大陸高層善意勸告的藉機攻擊。
宋美齡在信中首先是歪曲歷史，表現在：一是對孫中山提出的三大政策的背景避而不談，掩蓋真相。事實上，自蘇俄十月革命爆發之時起，孫中山就極力歡迎，並希望中國有朝一日也實現“勞農專政”，對自己的中國國民黨的狀況甚為不滿，“以俄為師”，吸收當時儘管人數不多，但已見其旺盛生命力的中國共產黨幫助他改組國民黨。三大政策並非孫中山一時突發，而是長期思考的結果。二是當年加入國民黨的中共黨員對孫中山是極力擁護的，擁護的倒不是孫中山本人，而是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因為它與中國共產黨的民主革命綱領有許多一致的地方。後來共產黨人脫離國民黨是因為蔣介石背叛了新三民主義，並打擊、迫害，甚至屠殺共產黨人。三是抗戰時期，民族統一戰線之所以形成，是中共方面從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義釋蔣介石，到數次談判，使蔣介石在大敵當前之際，放棄了“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並不是蔣介石，而是共產黨“既往不咎，誠恕相待”，蔣介石倒是“以怨報德，趁火打劫”，在抗戰期間數掀“反共高潮”。
這個時期的宋美齡可以說是春風得意，看著自己的努力結出“碩果”，她喜不自禁。
可惜“良辰美景不長在”，這種情形持續了近10年左右，風雲突變。自1963年以來，許多與台灣當局有“邦交”的國家，轉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建立了外交關係。就連台灣“最要好的朋友”美國，自民主黨上台以來，與台灣的關係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國務院遠東助理國務卿希爾斯曼倡言對中共“封鎖而不孤立”，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團成員艾利諾。羅斯福建議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大代表中國，甘迺迪及詹森皆不支持蔣介石反攻大陸。一時間，風聲鶴唳。蔣介石擔心美中關係改善，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席位，影響他在台灣的統治地位，於是想方設法加以反對和阻撓，就將此事交宋美齡親自督辦。
宋美齡從1965年9月抵美，到1966年10月返台，在各種場合講話達20篇之多。她竭盡貶損中華人民共和國之能事，製造輿論，阻止美中關係改善，阻撓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
10月上旬，宋美齡在紐約參觀了世界博覽會。在紐約舉行的中美聯誼會慶祝“雙十節”的宴會上，她暗喻英國是為了40塊銀幣出賣自己、出賣台灣的猶大。
29日，宋美齡在內布拉斯加州林肯市衛斯里安大學講話，進一步直接批評美國外交政策態度怯懦，以及用拖拉、僥倖的手法對待中國共產黨。
10月21日，在舊金山聯邦聯誼會上她發表演說，警告美國當局要“小心”，“不要走上恥辱之路”。在美國廣播公司《問題與答案》電視節目記者訪問她時，她一方面承認台北實際上並不代表中國大陸的大部分中國人民，但又表示不能想像一旦投票，台北便不能在安理會中享有常任席位的情況。
總之，宋美齡此次訪美與以往表現截然不同，一改過去委婉、充滿溢美之詞之常態，不留餘地指責美國。由於她的演說內容總是些“反攻大陸”、“不能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聯大席位”等陳詞濫調，已經缺乏初始那種引人入勝的魅力了。連宋美齡自己都承認，她現在是一個沒有號召力的嘮叨的老太婆。
十八、廖承志情義傳鴻雁
北京把台灣回歸祖國提上議事日程後，負責台港澳事務的廖承志深感責任重大。
他決定利用自己與蔣家的世交，採取各種形式先與台灣當局溝通，為日後兩黨坐下來商討統一之事創造條件。1982年7月24日，他根據中共中央指示，提筆給蔣經國寫了一封信。
但是以蔣經國為首的台灣當局，立場頑固，認為這還是中國共產黨“統戰的詭秘伎倆”，一心一意地推行“三不政策”。廖承志的那封信轉到蔣經國手中時，蔣經國看畢扔在地上不理。儘管如此，他還是思考怎樣回復，以表明台灣當局對中共“統戰陰謀”的態度。於是，台灣當局搬出宋美齡這位長輩，請她以長輩的名義給廖承志回信。
1982年8月17日，宋美齡親自給廖承志寫了一封回信，闡述自己對祖國統一的態度，並藉機攻擊大陸。
宋美齡在這封信中，首先以長輩的身分回憶她與廖仲愷、何香凝的交往，混淆作為民主革命主義者的廖、何及孫中山同蔣介石的區別，把蔣介石吹捧成孫中山“三民主義”精神的忠實信徒，並掩蓋蔣、廖在黃埔時期的矛盾，說蔣介石對廖仲愷懷有深厚的感情。
更為滑稽的是，她把抗戰時期扣押廖承志，使之陷於囹圄之苦的蔣介石說成是廖承志的恩人。最後這段話，則以自以為高明的手段，用長輩教訓晚輩的口吻，對廖承志極盡嘲弄，甚至侮辱。
宋美齡的這封信代表了國民黨內頑固守舊者的主張，仍抱著所謂“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幻想不放，這封信表明宋美齡及其所代表的那些人小聰明過頭，根本就無原則、正義、理念，違背歷史潮流而動。
中國共產黨人對這封信未作詳說，繼續為祖國統一大業奔走呼號，宋美齡原想放顆“心戰”原子彈的想法並沒有實現，相反，讓世人更看到了她的小肚雞腸。
1985年，蔣經國已是滿身病痛了。當時，由於發生了“江南命案”及“十信案”，台灣的國際形象跌至谷底。而大陸方面，鄧小平復出，實行改革開放，並連續兩年被美國《時代》雜誌評為“年度風雲人物”，在台灣民眾中享有很高的聲譽。因此，蔣經國認識到，不能不加快改革的步伐。於是就有了1986年國民黨十二屆三中全會作出包括解除“戒嚴”，開放組黨，“國會”全面改造，黨務革新，加強社會治安等多項重大決策。
對於台灣當局的政策鬆動，大陸非常歡迎，希望以此為契機推動祖國統一大業進程。蔣經國晚年的這一開明舉措實施沒有多長時間，他就忽然病逝。李登輝上台。
當李登輝就任“中華民國總統”和國民黨主席時，台灣便進入了“李登輝時代”。
宋美齡是國民黨的關鍵人物。蔣經國去世後，她對祖國統一態度如何，直接關係到李登輝能否把蔣經國的開禁政策繼續貫徹下去，為此，享有很高國際威望，曾任全國政協主席的鄧穎超給宋美齡寫了一封信。
宋美齡接信不久，就給鄧穎超回了一封信，與五年前宋美齡回復廖承志的信中所表達的立嘗觀點一樣，在這封信中，宋美齡並未因台灣當局開放同胞回故里省親政策而帶來的海峽兩岸和平氣氛的出現，而改變她對大陸高層善意勸告的藉機攻擊。
宋美齡在信中首先是歪曲歷史，表現在：一是對孫中山提出的三大政策的背景避而不談，掩蓋真相。事實上，自蘇俄十月革命爆發之時起，孫中山就極力歡迎，並希望中國有朝一日也實現“勞農專政”，對自己的中國國民黨的狀況甚為不滿，“以俄為師”，吸收當時儘管人數不多，但已見其旺盛生命力的中國共產黨幫助他改組國民黨。三大政策並非孫中山一時突發，而是長期思考的結果。二是當年加入國民黨的中共黨員對孫中山是極力擁護的，擁護的倒不是孫中山本人，而是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因為它與中國共產黨的民主革命綱領有許多一致的地方。後來共產黨人脫離國民黨是因為蔣介石背叛了新三民主義，並打擊、迫害，甚至屠殺共產黨人。三是抗戰時期，民族統一戰線之所以形成，是中共方面從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義釋蔣介石，到數次談判，使蔣介石在大敵當前之際，放棄了“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並不是蔣介石，而是共產黨“既往不咎，誠恕相待”，蔣介石倒是“以怨報德，趁火打劫”，在抗戰期間數掀“反共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