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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這個問題才是曲寶源案子給我們留下的最難解之謎，也看出了我們法律的漏洞，對於這樣一個分明以性為目的入室殺人的變態狂，我們卻只能將他定罪為搶劫，連指控他犯有殺人罪的事實和法律依據都不足，這不能不是法律的遺憾。”
“如果拋開我的職務，我也和你一樣感到遺憾。因為我在現場強烈地感受到了那種性的東西，兇手扎得被害人渾身都是傷口，還要重新擺放屍體，再擺放酒菜、撲克牌，尤其是兩次都把外物插進下身、重新給被害人穿上連褲襪和高跟鞋，看到這些你能不震動不憤怒嗎？可是，我只能意識到自己的強烈感覺，卻找不到具體的證據來說話。刑警的感覺只對於偵破有用，它永遠不能變成給罪犯定罪的法律語言。我覺察到了這裡的距離，我們不能給檢察機關提供我們感覺到的東西，這也是法律所不允許的。我們只能提供看到的東西。”
“偵破這個案子，你遇到的最大困難是什麼？”
王立國想了想：
“兩個吧。一個是，自身的，害怕，恐懼。”
楊明張大了嘴巴驚訝地看著王立國，後來他說直到這時我才發現，王大隊的臉色很難看，很不像他這麼年輕的臉色，灰土土的，分明是經過長途跋涉，已經筋疲力盡，已經就要跌倒。
楊明仍然明知故問：
“你說誰害怕？”
“我。”
“你？”
“我從前破過的命案，都是尋找一個已經躲藏起來的兇手，不是現在這樣繼續頂風給你殺人的兇手。我害怕不能儘快破案，再死人。兩周就是一條年輕女人的生命，這是一種什麼概念？我從來沒有覺得時間這麼可怕過，兩周一條人命！我常常想，幸虧他前兩起未遂，給我們留下那麼多線索，如果他前兩起也是既遂，沒有活人見到過他，怕是這個案子死的人就不是翻一番了！你說我怎麼不害怕？”
聽了王立國的話我們才明白，這個案子讓他經受的身心磨難是常人所無法想像的。
楊明想了想說：
“誰能沒有恐懼？人人都有自己的恐懼。我記得，身經百戰的美國將軍巴頓說過，如果勇敢就是無所畏懼，那麼我從未見過一位勇敢的人。一切人都會有所畏懼，越是智者越知道畏懼。儘管有所畏懼，卻能驅迫自己勇往直前的人，才是真正的勇士。”
“從前我們破的命案大都是情殺、仇殺、財殺，我們可以從被害人的社會關係人際關係中去尋找線索，曲寶源這個案子傳統的偵破手法不能用了，變態不是常態，沒有規律可言，所以到這個時候經驗也沒用了。這與傳統意義上的財殺、仇殺和情殺有明顯的區別，因為被害人和兇手之間沒有任何往來沒有任何關係，無辜的被害人永遠都不會知道，兇手為什麼憑白無故地殺害她？對於兇手的具體作案動機，我們只能去猜測；他下一步要殺誰，我們一點線索也沒有；而且他偽造現場與以往的命案也不一樣，一方面他抹掉了我們傳統偵破手法所需要的痕跡，另一方面他又留下了更多的心理痕跡，偵破他這種案子明顯還需要犯罪心理學家的參與。可是，我們沒有這方面的專家。比如你說到的，把外物插入女人下身是性交的代替手段，這就需要心理學家的判斷。”
“說到這裡，倒讓我想起一個問題，美國犯人被判死刑後相當長時間不執行，有時要拖幾十年，犯罪心理學的研究人員有充分的時間，去發現和掌握大量犯罪人的心理和行為上的規律。可是我們，凡是這類大案都要從重、從快，罪犯很快被處決，犯罪心理學家也就失去了最好的臨床研究標本。可以斷言的是，這類變態的案子只會越來越多，不會越來越少，但是我們的犯罪心理學研究卻嚴重滯後，這種滯後的結果就使得你們搞偵破的越來越被動。”
“你說得很對。現在我們可以斷定，今後這種變態殺人的案件只會增加不會減少，從前只在那些發達的國家裡才有這類案件，現在已經經常發生在我們身邊；近來，孩子的變態殺人也多起來，但是，我們的科學研究卻跟不上，我們在第一線的刑警只能憑著自己的摸索去干，這顯然是很不夠的，我也感到自己力不從心。”
“在這樣一個近二百萬人口的城市裡，他每次居然用十幾天的時間，就能找到一位住在頂樓的單身年輕女人，我真是沒法想像他是怎麼找到的。”
“我也感到奇怪。說到這裡，我可以說幾句曲寶源在非正式場合說的話，他在廁所里告訴過我，你們不是說我只在古井區嗎？說我只在六樓嗎？這回我在新市區選好兩個，都是四樓的。他說話時笑嘻嘻的，他知道有想法不能定他的罪，可是，我的腦袋，當時就大起來，如果不是抓著他……”
王立國疲憊地搖搖頭，不想再對我們說下去。
2005年12月
“如果拋開我的職務，我也和你一樣感到遺憾。因為我在現場強烈地感受到了那種性的東西，兇手扎得被害人渾身都是傷口，還要重新擺放屍體，再擺放酒菜、撲克牌，尤其是兩次都把外物插進下身、重新給被害人穿上連褲襪和高跟鞋，看到這些你能不震動不憤怒嗎？可是，我只能意識到自己的強烈感覺，卻找不到具體的證據來說話。刑警的感覺只對於偵破有用，它永遠不能變成給罪犯定罪的法律語言。我覺察到了這裡的距離，我們不能給檢察機關提供我們感覺到的東西，這也是法律所不允許的。我們只能提供看到的東西。”
“偵破這個案子，你遇到的最大困難是什麼？”
王立國想了想：
“兩個吧。一個是，自身的，害怕，恐懼。”
楊明張大了嘴巴驚訝地看著王立國，後來他說直到這時我才發現，王大隊的臉色很難看，很不像他這麼年輕的臉色，灰土土的，分明是經過長途跋涉，已經筋疲力盡，已經就要跌倒。
楊明仍然明知故問：
“你說誰害怕？”
“我。”
“你？”
“我從前破過的命案，都是尋找一個已經躲藏起來的兇手，不是現在這樣繼續頂風給你殺人的兇手。我害怕不能儘快破案，再死人。兩周就是一條年輕女人的生命，這是一種什麼概念？我從來沒有覺得時間這麼可怕過，兩周一條人命！我常常想，幸虧他前兩起未遂，給我們留下那麼多線索，如果他前兩起也是既遂，沒有活人見到過他，怕是這個案子死的人就不是翻一番了！你說我怎麼不害怕？”
聽了王立國的話我們才明白，這個案子讓他經受的身心磨難是常人所無法想像的。
楊明想了想說：
“誰能沒有恐懼？人人都有自己的恐懼。我記得，身經百戰的美國將軍巴頓說過，如果勇敢就是無所畏懼，那麼我從未見過一位勇敢的人。一切人都會有所畏懼，越是智者越知道畏懼。儘管有所畏懼，卻能驅迫自己勇往直前的人，才是真正的勇士。”
“從前我們破的命案大都是情殺、仇殺、財殺，我們可以從被害人的社會關係人際關係中去尋找線索，曲寶源這個案子傳統的偵破手法不能用了，變態不是常態，沒有規律可言，所以到這個時候經驗也沒用了。這與傳統意義上的財殺、仇殺和情殺有明顯的區別，因為被害人和兇手之間沒有任何往來沒有任何關係，無辜的被害人永遠都不會知道，兇手為什麼憑白無故地殺害她？對於兇手的具體作案動機，我們只能去猜測；他下一步要殺誰，我們一點線索也沒有；而且他偽造現場與以往的命案也不一樣，一方面他抹掉了我們傳統偵破手法所需要的痕跡，另一方面他又留下了更多的心理痕跡，偵破他這種案子明顯還需要犯罪心理學家的參與。可是，我們沒有這方面的專家。比如你說到的，把外物插入女人下身是性交的代替手段，這就需要心理學家的判斷。”
“說到這裡，倒讓我想起一個問題，美國犯人被判死刑後相當長時間不執行，有時要拖幾十年，犯罪心理學的研究人員有充分的時間，去發現和掌握大量犯罪人的心理和行為上的規律。可是我們，凡是這類大案都要從重、從快，罪犯很快被處決，犯罪心理學家也就失去了最好的臨床研究標本。可以斷言的是，這類變態的案子只會越來越多，不會越來越少，但是我們的犯罪心理學研究卻嚴重滯後，這種滯後的結果就使得你們搞偵破的越來越被動。”
“你說得很對。現在我們可以斷定，今後這種變態殺人的案件只會增加不會減少，從前只在那些發達的國家裡才有這類案件，現在已經經常發生在我們身邊；近來，孩子的變態殺人也多起來，但是，我們的科學研究卻跟不上，我們在第一線的刑警只能憑著自己的摸索去干，這顯然是很不夠的，我也感到自己力不從心。”
“在這樣一個近二百萬人口的城市裡，他每次居然用十幾天的時間，就能找到一位住在頂樓的單身年輕女人，我真是沒法想像他是怎麼找到的。”
“我也感到奇怪。說到這裡，我可以說幾句曲寶源在非正式場合說的話，他在廁所里告訴過我，你們不是說我只在古井區嗎？說我只在六樓嗎？這回我在新市區選好兩個，都是四樓的。他說話時笑嘻嘻的，他知道有想法不能定他的罪，可是，我的腦袋，當時就大起來，如果不是抓著他……”
王立國疲憊地搖搖頭，不想再對我們說下去。
200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