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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明點頭：
“她說得很到位，我反覆看過她說的這些，所以我才問你曲寶源是不是自投羅網。”
王立國翻開一個本子，推給我和楊明看，本子上寫著：
忍得一時之氣，免得百日之憂。
事不三思終有悔，人能百忍自無憂。
進一步山窮水盡，退一步海闊天空。
世事如棋，讓一著不為虧我。心田似海，納百川方見容人。
世事忙忙如水流，休將名利掛心頭。粗茶淡飯隨緣過，富貴榮華莫強求。
“這些都是他寫的字，掛在自己家的牆上，寫得多麼好啊！鄰居都說他平時老實巴交的，挺孝順的，對老媽百依百順，看不出什麼來。有人還說他一扁擔也打不出一個屁來，天生的老實人。可是，被他傷害、殺害的人都與他沒有任何關係，都是無辜的受害者，他不是向強者報復，也不是向傷害了他的人報復，他只向比他更軟弱的人宣洩自己所謂的報復，而且他想讓許多人都知道他的報復，其實，這就是向社會的報復。我也看過一些資料，國外這類變態兇手作案後，有的還會偷偷回到犯罪現場，觀察他作的案子有沒有被發現；有的兇手會給警方打電話或者寫信，探聽案件偵破的進展情況；有的會重新回到被發現的犯罪現場，與正常人一起圍觀；更有甚者為了能夠跟警方一起再次進入現場，他會把案情全盤說出好取得警方的信任；或者自己先向警方報案，然後帶領警方去尋找現場。他們之所以要這樣做，就是因為他們的思維方式不同於常人，他們不可能像仇殺、情殺、財殺那樣竭力掩蓋自己，恰恰相反，他們不能不張揚自己的犯罪，他們不能忍受別人無視他們的罪行，所以曲寶源不能不打電話，即使不打電話他也得作出別的舉動，他不可能像正常人那樣躲藏起來。當然，這個案子所以能破得這麼快，是我們所有警察共同努力的結果，雖然大量的工作都是白作的，可是，沒有這些白作也就不可能成功地找到他。大部分人都知道自己所作的很可能是白作的，卻還要認真地一遍一遍地去作，這實在是一件很悲壯的事情。我想，也許只有我們警察才能去作這樣的事情。”
“是的，在那段時間裡，我的感覺警察是最受敬重的，大家都知道你們已經筋疲力盡，卻還要堅守自己的崗位。我那時看到警察們夜以繼日地工作，看到你們是城市黑夜的守護神，覺得你們的工作真是又神秘又神聖。”
聽到楊明這樣說，王立國紅了臉：
“我們刑偵工作怎麼說呢？最困難的是描畫犯罪和制定偵察方向，剩下的就是繁瑣、枯燥的細緻工作，更多的時候倒是心理上的壓力太大。”
楊明看看自己的採訪提綱，問道：
“警方對這起案子的偵破無疑已經結束，但是，你不認為這個案子留下了許多未解之謎嗎？比方說兇手劃在被害人後背上那個怪字，你們能夠認定它是‘媌’字嗎？可是兇手卻交代說他寫的第二個偏旁是女字，你不覺得這裡有矛盾嗎？”
“我們不能認定那個字就一定是‘媌’字，只是說它有可能是，也有可能不是；曲寶源寫下的第二個偏旁也可能是女字，也可能是他故意混淆視聽。你說得對，他有意給我們留下了幾個謎，這一點，我在審訊他的過程中感覺很明顯，他就是要讓我們猜不透。但無論這個字是什麼都不能排除他殺人的事實，所以儘管他有意留下這樣一個字謎，也不能挽救他的命運。”
“好像直到現在，我們也不知道他的作案動機，就是因為他自己沒有交代作案動機嗎？”
“是這樣，這是他一直極力迴避的問題。他說得很清楚，我是走了，可是我媽我媳婦我孩子還要活呢！非正式場合他甚至得意地跟我說過，你們永遠猜不到我咋想的！有一次吃飯，我們又給他買了他喜歡吃的紅燒肉，他吃得高興了，我說你這麼幹何苦呢？他一愣，然後說，你不懂！我就是為看，就是觀賞。”
“法院判決曲寶源犯搶劫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認為檢察機關指控他犯有殺人罪的事實和法律依據不足，不應獨立定罪。可是，據我所知，曲寶源每次作案前都要花費很多時間去尋找住在頂樓的單身年輕女人，如果他只是為了搶劫還用這麼做嗎？如果他僅僅是為了搶劫，為什麼還要把水果刀或者啤酒瓶子插進被害人的下身？所以他只能是為了性，關於這種殘忍的行徑，根據美國聯邦調查局犯罪心理分析官的經驗判斷，雖然犯罪現場沒有發生性行為的物證，但兇手把外物插入被害人的陰道，即可判斷為性行為的代替手段。透過幻想，這些把異物插入被害人體腔的動作就變成性行為了，殺人與侵犯被害人的舉動激起了兇手的性幻想，兇手本人也經由這種幻想產生了性興奮。這麼做不會留下什麼證據，會使得調查人員摸不著方向，往往在命案現場找不出兇手有進行性行為的證據。所以，曲寶源變態殺人的作案動機並非不明確。至於性變態兇手在現場搜集物品，聯邦調查局的犯罪分析專家認為，那是他們在搜集紀念品，為了供他們日後回憶自己的犯罪經歷。”
王立國很認真地聽楊明說完：
“你說得很有道理，我在你朋友那裡，已經看過你關於這個問題的文章，我不能不說你是很有見地的。但是，我們現在只能根據我們現在的法律條文去定罪，也許將來我們也會改變看法，但是現在不行，我們不能參照美國聯邦調查局的經驗去給他定罪，這你是明白的。至於說到定罪，我們作為偵察機關只能尊重司法機關的判決。”
“她說得很到位，我反覆看過她說的這些，所以我才問你曲寶源是不是自投羅網。”
王立國翻開一個本子，推給我和楊明看，本子上寫著：
忍得一時之氣，免得百日之憂。
事不三思終有悔，人能百忍自無憂。
進一步山窮水盡，退一步海闊天空。
世事如棋，讓一著不為虧我。心田似海，納百川方見容人。
世事忙忙如水流，休將名利掛心頭。粗茶淡飯隨緣過，富貴榮華莫強求。
“這些都是他寫的字，掛在自己家的牆上，寫得多麼好啊！鄰居都說他平時老實巴交的，挺孝順的，對老媽百依百順，看不出什麼來。有人還說他一扁擔也打不出一個屁來，天生的老實人。可是，被他傷害、殺害的人都與他沒有任何關係，都是無辜的受害者，他不是向強者報復，也不是向傷害了他的人報復，他只向比他更軟弱的人宣洩自己所謂的報復，而且他想讓許多人都知道他的報復，其實，這就是向社會的報復。我也看過一些資料，國外這類變態兇手作案後，有的還會偷偷回到犯罪現場，觀察他作的案子有沒有被發現；有的兇手會給警方打電話或者寫信，探聽案件偵破的進展情況；有的會重新回到被發現的犯罪現場，與正常人一起圍觀；更有甚者為了能夠跟警方一起再次進入現場，他會把案情全盤說出好取得警方的信任；或者自己先向警方報案，然後帶領警方去尋找現場。他們之所以要這樣做，就是因為他們的思維方式不同於常人，他們不可能像仇殺、情殺、財殺那樣竭力掩蓋自己，恰恰相反，他們不能不張揚自己的犯罪，他們不能忍受別人無視他們的罪行，所以曲寶源不能不打電話，即使不打電話他也得作出別的舉動，他不可能像正常人那樣躲藏起來。當然，這個案子所以能破得這麼快，是我們所有警察共同努力的結果，雖然大量的工作都是白作的，可是，沒有這些白作也就不可能成功地找到他。大部分人都知道自己所作的很可能是白作的，卻還要認真地一遍一遍地去作，這實在是一件很悲壯的事情。我想，也許只有我們警察才能去作這樣的事情。”
“是的，在那段時間裡，我的感覺警察是最受敬重的，大家都知道你們已經筋疲力盡，卻還要堅守自己的崗位。我那時看到警察們夜以繼日地工作，看到你們是城市黑夜的守護神，覺得你們的工作真是又神秘又神聖。”
聽到楊明這樣說，王立國紅了臉：
“我們刑偵工作怎麼說呢？最困難的是描畫犯罪和制定偵察方向，剩下的就是繁瑣、枯燥的細緻工作，更多的時候倒是心理上的壓力太大。”
楊明看看自己的採訪提綱，問道：
“警方對這起案子的偵破無疑已經結束，但是，你不認為這個案子留下了許多未解之謎嗎？比方說兇手劃在被害人後背上那個怪字，你們能夠認定它是‘媌’字嗎？可是兇手卻交代說他寫的第二個偏旁是女字，你不覺得這裡有矛盾嗎？”
“我們不能認定那個字就一定是‘媌’字，只是說它有可能是，也有可能不是；曲寶源寫下的第二個偏旁也可能是女字，也可能是他故意混淆視聽。你說得對，他有意給我們留下了幾個謎，這一點，我在審訊他的過程中感覺很明顯，他就是要讓我們猜不透。但無論這個字是什麼都不能排除他殺人的事實，所以儘管他有意留下這樣一個字謎，也不能挽救他的命運。”
“好像直到現在，我們也不知道他的作案動機，就是因為他自己沒有交代作案動機嗎？”
“是這樣，這是他一直極力迴避的問題。他說得很清楚，我是走了，可是我媽我媳婦我孩子還要活呢！非正式場合他甚至得意地跟我說過，你們永遠猜不到我咋想的！有一次吃飯，我們又給他買了他喜歡吃的紅燒肉，他吃得高興了，我說你這麼幹何苦呢？他一愣，然後說，你不懂！我就是為看，就是觀賞。”
“法院判決曲寶源犯搶劫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認為檢察機關指控他犯有殺人罪的事實和法律依據不足，不應獨立定罪。可是，據我所知，曲寶源每次作案前都要花費很多時間去尋找住在頂樓的單身年輕女人，如果他只是為了搶劫還用這麼做嗎？如果他僅僅是為了搶劫，為什麼還要把水果刀或者啤酒瓶子插進被害人的下身？所以他只能是為了性，關於這種殘忍的行徑，根據美國聯邦調查局犯罪心理分析官的經驗判斷，雖然犯罪現場沒有發生性行為的物證，但兇手把外物插入被害人的陰道，即可判斷為性行為的代替手段。透過幻想，這些把異物插入被害人體腔的動作就變成性行為了，殺人與侵犯被害人的舉動激起了兇手的性幻想，兇手本人也經由這種幻想產生了性興奮。這麼做不會留下什麼證據，會使得調查人員摸不著方向，往往在命案現場找不出兇手有進行性行為的證據。所以，曲寶源變態殺人的作案動機並非不明確。至於性變態兇手在現場搜集物品，聯邦調查局的犯罪分析專家認為，那是他們在搜集紀念品，為了供他們日後回憶自己的犯罪經歷。”
王立國很認真地聽楊明說完：
“你說得很有道理，我在你朋友那裡，已經看過你關於這個問題的文章，我不能不說你是很有見地的。但是，我們現在只能根據我們現在的法律條文去定罪，也許將來我們也會改變看法，但是現在不行，我們不能參照美國聯邦調查局的經驗去給他定罪，這你是明白的。至於說到定罪，我們作為偵察機關只能尊重司法機關的判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