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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歷攻廈之戰慘敗的施琅,悉心總結失敗教訓,深感清軍不習水戰實乃進攻廈門失敗之根由。因此他一邊加強防守,以防鄭軍乘勝進攻福建沿海地區,一邊積極操練軍隊,以提高部隊的作戰能力,特別是開始考慮建立一支強有力的水師隊伍,以便與鄭軍抗衡,同時密切關注鄭軍的動向,注意情報搜集。施琅在耐心等待著清廷委以重任的時刻。

  廈門一役,施琅的對手鄭成功以其傑出的軍事指揮才能和政治才能,布防嚴密,親率水師迎擊出海門進攻一路之清兵,並根據海上作戰的特點,充分利用風汛制敵戰術,將士戮力同心,抗敵英勇,擊敗清軍的進攻,顯示出強大的海上作戰能力,進一步鞏固了其以金、廈為中心的抗清根據地。然而,鄭成功並未陶醉於眼前的勝利,在冷靜分析了當下形勢後,將目光投向了萬頃波濤之中。這一次,鄭成功極具戰略遠見的謀劃將使他永垂青史。

  鄭成功所分析的形勢無疑仍是嚴峻的。首先從全國的角度看,西南地區的抗清武裝已基本失敗,全國境內已無其他的反清武裝能對清軍起到牽製作用,在今後漫長的時期內,鄭軍將獨立作戰,面臨清軍的全力圍剿;其次從眼前掌控的地區看,廈門離內陸太近,狹窄的海峽天險不足憑恃,一旦有失,則全軍毫無退路可言。金、廈二島,乃彈丸之地,可供迴旋的餘地太小,不但征取糧餉十分困難,就連安頓家屬都存在問題。正如明末清初的著名學者、有“台灣孔子”之譽的沈光文在《台灣賦》中所說:“金門寸土,不足養兵;廈門丸城,奚堪生聚?”可見金、廈兩地對圖謀反清復明宏志的鄭成功不具有戰略意義;從地區的角度看更令鄭成功發愁,那就是此時清廷已採納黃梧的“平海五策”,在東南沿海實行“禁海”、“遷界”,從經濟上對鄭軍進行封鎖。因此,在擊敗進攻廈門的清軍後,鄭成功並未因勝利而稍有懈怠。清帝病逝,新帝繼位,為鄭成功贏得了時間,可以對未來的發展進行詳細的規劃和考慮。此時鄭成功想到了另闢根據地,他將目光投向了父親曾進行過大規模開發的富庶之地——寶島台灣。

  台灣,西隔台灣海峽與大陸相望,距大陸最近處僅百餘公里;東臨太平洋,向北渡海可達日本,向南可通往東南亞、太平洋及印度洋各國,扼西太平洋航道之中心,是中國與太平洋各國的交通樞紐。台灣海峽呈東北—西南走向,北通東海,南接南海,也是中國海上交通要道。是東、南海之間往返的船隻的必經之地,來自歐洲、非洲、南亞和大洋洲到中國東部沿海的船隻也必須通過這裡,從大西洋、地中海、波斯灣和印度洋到日本海的船隻—般也要由此經過,素有海上咽喉、中國“七省藩籬”之稱。台灣島內湖泊、河流縱橫交錯,瀑布風采各異,景色秀麗,成為台灣寶貴的自然風光之一。台灣氣候冬無嚴寒,夏無酷暑,雨量充沛,因而森林資源豐富,植被茂盛,種類繁多,自然條件易於稻米生長,是天然糧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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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揚帆啟航鄭氏收復台灣(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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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鑑於此,鄭成功力排眾議,正式提出收復台灣。當時的台灣為荷蘭人所占。事實上自十六世紀中葉以後,西班牙、葡萄牙等列強相繼侵擾台灣,或掠奪資源,或進行宗教文化侵略,或直接出兵占領。因此,收復台灣就是要直接對西方侵略者開戰。台灣本島地形東高西低,人口會聚西部,以“澎湖為門戶,鹿角為咽喉”。鄭成功根據敵情地形,確定了作戰方案:首先收復澎湖,以此作為前進基地,然後乘漲潮之機,通過鹿耳門港,實施登陸,切斷台灣城、赤嵌樓兩地荷軍的聯繫,分別予以圍殲,最後收復台灣全島。

  順治十八年(1661年)三月初一,鄭成功率領眾將士在金門“祭江”,舉行了隆重的誓師儀式。三月二十三日,鄭成功率大軍二萬五千人人,分乘兩百多艘戰船,浩浩蕩蕩離開金門料羅灣,向澎湖出發。經過近一年的激戰,鄭軍給了霸占台灣的荷蘭人以致命的打擊。康熙元年(1662年)二月一日,荷蘭總督揆一在台灣城外正式向鄭成功呈上投降書,荷蘭侵略者對台灣三十八年的殖民統治終告結束,台灣終於回歸祖國。

  鄭成功收復台灣後,對投降繳械的侵略者採取寬大政策,照顧他們的生活,並允許他們帶走個人財產。揆一領著不足千人的殘兵敗將狼狽離開了台灣。此後,鄭成功廢除了荷蘭人的殖民制度,改赤嵌樓為承天府,置二縣,設安撫司於澎湖,派重兵駐守,總稱台灣為東都;為紀念故鄉,又改熱蘭遮城堡為安平鎮。同時,鄭成功實行屯田政策,令數萬軍眷隨軍赴各地大量墾荒,大陸民眾也陸續遷往台灣,在台灣南部和西部的彰化、雲林、新竹等地形成一大批村鎮。他還推廣鐵犁牛耕等生產技術,使台灣經濟迅速發展。鄭成功登島後,對漢民和原住民一視同仁,平等對待,頗受當地各族百姓擁戴。

  收復台灣成為鄭成功短暫的生命歷程中最輝煌的事跡,奪取台灣後不久,永曆皇帝朱由榔被殺,永曆政權就此灰飛煙滅。鄭成功也因內外交困,心力交瘁,於清康熙元年五月初八(1662年6月23日)病卒,時年三十九歲。鄭成功一生短暫,但數百年來作為民族英雄受到海內外華人的無比尊敬。美國人詹姆斯·戴維遜在其著作《台灣之過去與現在》中評價鄭成功是“東方現代史上最傑出的人物”,有“堅強的意志、如火的熱誠”,以極強的能力統帥著手下的各方雜燴。這位光緒年間美國駐台總領事甚至認為,“他不殘忍,至少與同時代在戰爭中功勳卓著的歐洲人比較”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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