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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同一些蘇聯人，比如說從德國法西斯那裡回來的蘇聯被俘人員談話時，曾不止一次地聽到他們類似的意見。你看，現在我正監管一些人，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他們是從另外一種被俘狀況下，而且是從另外一種社會獲釋的，我在他們身上也可看到某些相似之處，雖說人生觀各不相同。看來，在這個令人難堪而痛苦的“被俘”現象中，暗含著一種作為人所共同理解的可恥和鬱悶的意義。然而，一切都取決於落入敵手後表現如何。即使被俘者陷於絕境，也不能使他們喪失抵抗的能力。凡在生死關頭毫不動搖並作為戰士勇於面對現實者，以及誓志不屈而繼續同敵鬥爭者，祖國都不會忘記他們，並視為自己忠於偉大社會主義思想的忠實兒女（當然，我這裡所指的蘇聯人）。
看著上面提到的被我軍指戰員解放的十六名被俘要人，我想了這一切。說實在的，我很想從純心理學觀點，在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兩相對照方面來了解他們。可是再沒有機會和他們談這個話題，需要儘快解決把盟國的被俘公民移交給負責遣返他們回國的機構。儘管處理這件事的各種細節使我很費周折，但這個問題解決得很利落。
為了對比，說一說我在8 月底是怎樣接待日本被俘將領的。他們被送到杜霍夫斯卡亞西南八公里遠東第1 方面軍野戰指揮部所在地，當時仍穿一身軍服，佩帶所有勳章和各種冷兵器。起初將軍們畏葸不前，爾後請他們入坐並同他們談起話來時，他們才敢冒昧陳詞。
他們開始談的第一件事就提到了給全部日俘提供醫療救護和向他們發放服裝和食品。這項請求使我產生了極好的印象。我們向將領們保證說，他們士兵的供應不會比在關東軍差。於是他們又把話題轉到自己家眷的命運。主要是請求不要把家眷留在滿洲，因為當地居民對他們恨之入骨。蘇軍統帥部能否把他們遣送回日本？萬一不行時，可否讓他們陪伴被俘的將領、考慮到家眷問題整個說來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人道主義問題，我們盡力設法把這個問題解決了。
總之，俘虜問題是極其複雜的。從8 月9 日到31日，遠東第1 方面軍共俘敵官兵二十五萬七千人，有四十三名將軍。到9 月10日，戰俘總數增至三十萬人，其中包括七十名將軍，內有十三名偽滿軍將領。這麼多人都需要給他們提供糧食（他們自身攜帶的只夠短期食用）、高水平的醫療保障和服裝，解決他們臨時安置及其它許多問題。重大的問題，我們都按上級指示解決，而其餘的所有問題都要由我們自行解決。
在給俘虜治過病的那些蘇聯軍醫中間，值的特別提到的是阿爾卡季·阿列克謝那維奇·博恰羅夫。在整個戰爭期間，他都在前線當外科醫生，而且大部分時間擔任第5 集團軍外科主治軍醫。在1945年5 月第5 集團軍東調濱海地區並編入遠東第1方面軍時，衛生勤務中校博恰羅夫便成了我的部屬之一。他的名聲在第5集團軍不脛而走。需動外科手術的傷員，都渴望碰上博恰羅夫親手給他們做。
然而我想在這裡強調的是，可能而且應該感謝博恰羅夫和他的助手們的，不光是我軍指戰員，而且還有關東軍的官兵。蘇聯的軍醫們無論在戰場上，在後方，還是在關押著日本人在內的戰俘收容所里，都光榮地履行了自己的人道主義職責。成千上萬的戰俘在那幾周里得到了高明的治療，他們對此表示衷心感謝。
哈爾濱為慶祝勝利而召開的一次群眾大會，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9 月3 日，我飛抵該市，以便就地解決一系列現時擺在我們面前的經濟和行政問題。不久蒞臨的有華西列夫斯基元帥、空軍主帥諾維科夫、空軍元帥胡佳科夫、炮兵元帥奇斯佳科夫及其他軍事首長。前來迎接我們的是率領部下維持哈爾濱地區治安的別洛博羅多夫。我們到路馬場去看繳獲關東軍的戰利品。特別引人注目的是幾門長管遠射程炮。日本人原想用它們掃平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羅夫斯克、布拉戈維申斯克及其它蘇聯城市。
大會在第二天舉行。哈爾濱的一個廣場上彩旗招展，人山人海。此處約有兩萬俄羅斯市民，以及許多滿人和漢人。什特科夫宣布開會後，請蘇軍代表奧斯特羅格拉佐夫少將講話，他講到了關東軍的覆滅，還講了蘇聯及其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起的偉大作用。大家對每一句話都如饑似渴地聽著，不是嗎，我們早已知道的事，對他們來說卻好像是意外的新發現。在戰爭年代傳到哈爾濱人這裡來的真實消息少得可憐。日本宣傳報導歪曲一切真相。而今他們親耳聽到了原先只能是雲遮霧罩的消息。當地居民自己的見解和期望，都在熱情洋溢和興奮已極的發言裡吐露出來。法學家別爾佳科夫代表全市知識界，柳德米拉·扎哈羅娃- 片茹科娃代表青年，大主教涅斯托爾代表宗教界講了話。然後是科學工作者、藝術家和商界代表發言。最後由當地演員和我們遠東第1 方面軍紅軍歌舞團聯合舉行盛大音樂會。當晚，又成功地在哈爾濱俄羅斯劇院舉辦了音樂會。
9 月5 日，華西列夫斯基元帥一行飛往長春，去會見馬利諾夫斯基元帥。我在隨同他們出發前，自己擬定了一個赴滿洲和朝鮮各解放地區的現地勘察計劃。這是一項刻不容緩的工作，要求效率高、周到細緻和有長遠打算，因為我軍必須在一段時間內留在它所解放的地方，而各方面軍無疑必定改編為幾個軍隊集群，或編入原有各軍區。
看著上面提到的被我軍指戰員解放的十六名被俘要人，我想了這一切。說實在的，我很想從純心理學觀點，在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兩相對照方面來了解他們。可是再沒有機會和他們談這個話題，需要儘快解決把盟國的被俘公民移交給負責遣返他們回國的機構。儘管處理這件事的各種細節使我很費周折，但這個問題解決得很利落。
為了對比，說一說我在8 月底是怎樣接待日本被俘將領的。他們被送到杜霍夫斯卡亞西南八公里遠東第1 方面軍野戰指揮部所在地，當時仍穿一身軍服，佩帶所有勳章和各種冷兵器。起初將軍們畏葸不前，爾後請他們入坐並同他們談起話來時，他們才敢冒昧陳詞。
他們開始談的第一件事就提到了給全部日俘提供醫療救護和向他們發放服裝和食品。這項請求使我產生了極好的印象。我們向將領們保證說，他們士兵的供應不會比在關東軍差。於是他們又把話題轉到自己家眷的命運。主要是請求不要把家眷留在滿洲，因為當地居民對他們恨之入骨。蘇軍統帥部能否把他們遣送回日本？萬一不行時，可否讓他們陪伴被俘的將領、考慮到家眷問題整個說來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人道主義問題，我們盡力設法把這個問題解決了。
總之，俘虜問題是極其複雜的。從8 月9 日到31日，遠東第1 方面軍共俘敵官兵二十五萬七千人，有四十三名將軍。到9 月10日，戰俘總數增至三十萬人，其中包括七十名將軍，內有十三名偽滿軍將領。這麼多人都需要給他們提供糧食（他們自身攜帶的只夠短期食用）、高水平的醫療保障和服裝，解決他們臨時安置及其它許多問題。重大的問題，我們都按上級指示解決，而其餘的所有問題都要由我們自行解決。
在給俘虜治過病的那些蘇聯軍醫中間，值的特別提到的是阿爾卡季·阿列克謝那維奇·博恰羅夫。在整個戰爭期間，他都在前線當外科醫生，而且大部分時間擔任第5 集團軍外科主治軍醫。在1945年5 月第5 集團軍東調濱海地區並編入遠東第1方面軍時，衛生勤務中校博恰羅夫便成了我的部屬之一。他的名聲在第5集團軍不脛而走。需動外科手術的傷員，都渴望碰上博恰羅夫親手給他們做。
然而我想在這裡強調的是，可能而且應該感謝博恰羅夫和他的助手們的，不光是我軍指戰員，而且還有關東軍的官兵。蘇聯的軍醫們無論在戰場上，在後方，還是在關押著日本人在內的戰俘收容所里，都光榮地履行了自己的人道主義職責。成千上萬的戰俘在那幾周里得到了高明的治療，他們對此表示衷心感謝。
哈爾濱為慶祝勝利而召開的一次群眾大會，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9 月3 日，我飛抵該市，以便就地解決一系列現時擺在我們面前的經濟和行政問題。不久蒞臨的有華西列夫斯基元帥、空軍主帥諾維科夫、空軍元帥胡佳科夫、炮兵元帥奇斯佳科夫及其他軍事首長。前來迎接我們的是率領部下維持哈爾濱地區治安的別洛博羅多夫。我們到路馬場去看繳獲關東軍的戰利品。特別引人注目的是幾門長管遠射程炮。日本人原想用它們掃平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羅夫斯克、布拉戈維申斯克及其它蘇聯城市。
大會在第二天舉行。哈爾濱的一個廣場上彩旗招展，人山人海。此處約有兩萬俄羅斯市民，以及許多滿人和漢人。什特科夫宣布開會後，請蘇軍代表奧斯特羅格拉佐夫少將講話，他講到了關東軍的覆滅，還講了蘇聯及其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起的偉大作用。大家對每一句話都如饑似渴地聽著，不是嗎，我們早已知道的事，對他們來說卻好像是意外的新發現。在戰爭年代傳到哈爾濱人這裡來的真實消息少得可憐。日本宣傳報導歪曲一切真相。而今他們親耳聽到了原先只能是雲遮霧罩的消息。當地居民自己的見解和期望，都在熱情洋溢和興奮已極的發言裡吐露出來。法學家別爾佳科夫代表全市知識界，柳德米拉·扎哈羅娃- 片茹科娃代表青年，大主教涅斯托爾代表宗教界講了話。然後是科學工作者、藝術家和商界代表發言。最後由當地演員和我們遠東第1 方面軍紅軍歌舞團聯合舉行盛大音樂會。當晚，又成功地在哈爾濱俄羅斯劇院舉辦了音樂會。
9 月5 日，華西列夫斯基元帥一行飛往長春，去會見馬利諾夫斯基元帥。我在隨同他們出發前，自己擬定了一個赴滿洲和朝鮮各解放地區的現地勘察計劃。這是一項刻不容緩的工作，要求效率高、周到細緻和有長遠打算，因為我軍必須在一段時間內留在它所解放的地方，而各方面軍無疑必定改編為幾個軍隊集群，或編入原有各軍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