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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青的攝影師沈傑，性情爽朗，帶著一股青春氣息，和趙其昌一見如故。
“老趙，你等著看，我要用光的效果讓中外人士看看皇陵！”
趙其昌毫不示弱，拍拍他的肩膀：“好哇！老兄，我等著呢。有一點不合格，我可敢砸了你的攝影機！”
為了不影響清理工作，攝影師和導演商議，把攝影時間全部放在夜晚進行。這一來可難住了趙其昌。他不得不把時間再次調整，12小時之外再加4個小時拍電影。午夜時分，全體隊員再下地宮，把一天來的清理工作再作“重複表演”。這樣，影片拍攝的仍舊是現場實況，但又不完全是實況。為了時間，也只能如此。
至於趙其昌本人，清理工作全部經手，一刻不離，夜間電影拍完，他還要整理一天的記錄，核對圖片，同導演一起編寫解說詞，安排明天的工作。天剛亮，沈傑又來拉他起床，不是爬陵後的大峪山，就是去陵園廣場前踢足球。
電影拍攝很不順利。深埋在地下的石頭建築內，潮濕的水氣混雜著腐朽的霉味，再加上福馬林與酒精的混合氣體，本來就刺人鼻眼，十來盞熾熱的攝影燈的烘烤，使地宮成了霧的世界，嚴重影響著影片的質量。只好拍拍停停，停停再拍，一盤膠片拍完，連夜送回廠里洗印車間看效果，效果不佳，必須重新拍攝。
製片廠的三輛發電車全部拉到定陵，廠里停產，廠長派人來要發電車。結果只得兩頭兼顧，白日裡兩部發電車回廠應急，夜晚再趕回定陵，車輛人員，日日夜夜，來往於北京與定陵之間，一連四個多月，影片終於完成。
放映兩個多小時的紀錄片《地下宮殿》，不僅在國內放映引起了轟動，國外放映時，在新加坡、菲律賓等地的華僑中，也贏得了一片喝彩聲。
就在拍攝電影的同時，另一位攝影師也在默默地工作著。他就是工作隊專門請來的劉德安，一位年近50的中年人。他不聲不響，整日在地宮內奔忙，清理一件拍一件，清理一層拍一層。一層層一件件，日夜不斷。
正常情況下，拍照並不困難。但是在地下宮殿這一特殊環境下，拍一張質量較好的照片，也確非易事。地宮潮濕，照相機進入地宮，鏡箱鏡頭就沾滿潮氣露珠，必須先吹風、烘烤，使水汽散盡才能使用。發電機電力不足，燈光微弱，拍完一層，必須顯示效果，否則，下一層清理工作不能進行。這就逼得劉德安將地宮殿內當作臨時暗房，拍完一張便立即沖洗。一年多的時間，幾千張照片就是這樣完成的。
最困難的是拍攝地宮內部全景。趙其昌要求，必須將前殿到後殿、石門樓、牆壁、三口棺槨作為一個整體拍攝下來，既要顯示殿堂的雄偉壯觀，又要具有深邃的立體感，同時還不能出現電線、燈架的痕跡。劉德安整整用了一周的時間，經過無數次的反覆實驗，調整角度、位置與燈光，終於拍下了殿內的全貌。神秘的殿堂，光潔的石門和牆壁，巨大的棺槨，都在照片上清晰地顯示出來，達到了現實與藝術交融的完美境界。若干年後，這張珍貴的照片被選作發掘報告的封面，顯示當時玄宮洞開時的獨特風采。
1959年前後，正當紀錄片《地下宮殿》轟動中外時，沈傑隨同我國女子登山隊拍紀錄片，在海拔7200米的冰山上遇到暴風雪，他抱著機器堅持拍攝，不幸身負重傷，被截去全部腳趾。三十多年，他參加拍攝了一百幾十部紀錄片，獲得六個國內獎，九個國際獎。他的業餘愛好是餵養鴿子。現在除去在電影攝影師學會負責之外，他還是信鴿協會的主要成員之一。
劉德安是北京昌平沙河人，從小愛好攝影，在北京一座照相館學徒，後來自己開了一間照相館。公私合營後，在長陵經營照相業務。地宮打開，急需建暗室，把他請了來。“文革”中，有人說他是“資本家”，萬曆皇帝的“孝子賢孫”，一陣苦鬥，他挺不住，撇下愛妻和三個未成年的孩子，懸樑自盡了。
他的死，使趙其昌深感不安。當初要不是他的邀請，也許能躲過這場災難。他總感到有責任，又不知道責任何在。他曾經幾次去沙河，想找他的親人，但沒有下落。他又翻閱照片資料，想撿取幾張放大，作為紀念並送給他的親人，但是，在他拍攝的那麼多照片中，竟沒有一張是拍攝劉德安本人的。
江青深夜闖定陵
1971年8月27日深夜，定陵博物館值班人員突然接到電話，說：“江青同志要去定陵參觀，現已動身起程，請做好接待準備。”
值班人員放下電話，急忙叫醒熟睡中的新任館長劉軍匯報情況。儘管這位年輕的館長對江青深夜來訪大為不解，但還是不敢怠慢，指示工作人員快速作好一切準備。
凌晨3點，兩輛轎車和一輛卡車駛進定陵園內。燈光中，江青面容疲倦地走出轎車，朝寂靜的夜空張開雙臂打個呵欠，才跟隨工作人員走進接待室。
“天氣太悶，睡不著呵，到你們這個世外桃源休息一會兒。”江青自我介紹來定陵的意圖。
一個隨行人員把劉軍悄悄叫到室外說：“江青同志想在這裡過夜，趕快準備房間讓她休息。”
“接待室的被褥都不太乾淨，這……”劉軍為難地解釋。
“不要緊，這一切東西我們都帶來了，你只管找個好一點的房間就行。”來人說著催促劉軍：“快去準備吧，要不江青同志又要發火了。”
“老趙，你等著看，我要用光的效果讓中外人士看看皇陵！”
趙其昌毫不示弱，拍拍他的肩膀：“好哇！老兄，我等著呢。有一點不合格，我可敢砸了你的攝影機！”
為了不影響清理工作，攝影師和導演商議，把攝影時間全部放在夜晚進行。這一來可難住了趙其昌。他不得不把時間再次調整，12小時之外再加4個小時拍電影。午夜時分，全體隊員再下地宮，把一天來的清理工作再作“重複表演”。這樣，影片拍攝的仍舊是現場實況，但又不完全是實況。為了時間，也只能如此。
至於趙其昌本人，清理工作全部經手，一刻不離，夜間電影拍完，他還要整理一天的記錄，核對圖片，同導演一起編寫解說詞，安排明天的工作。天剛亮，沈傑又來拉他起床，不是爬陵後的大峪山，就是去陵園廣場前踢足球。
電影拍攝很不順利。深埋在地下的石頭建築內，潮濕的水氣混雜著腐朽的霉味，再加上福馬林與酒精的混合氣體，本來就刺人鼻眼，十來盞熾熱的攝影燈的烘烤，使地宮成了霧的世界，嚴重影響著影片的質量。只好拍拍停停，停停再拍，一盤膠片拍完，連夜送回廠里洗印車間看效果，效果不佳，必須重新拍攝。
製片廠的三輛發電車全部拉到定陵，廠里停產，廠長派人來要發電車。結果只得兩頭兼顧，白日裡兩部發電車回廠應急，夜晚再趕回定陵，車輛人員，日日夜夜，來往於北京與定陵之間，一連四個多月，影片終於完成。
放映兩個多小時的紀錄片《地下宮殿》，不僅在國內放映引起了轟動，國外放映時，在新加坡、菲律賓等地的華僑中，也贏得了一片喝彩聲。
就在拍攝電影的同時，另一位攝影師也在默默地工作著。他就是工作隊專門請來的劉德安，一位年近50的中年人。他不聲不響，整日在地宮內奔忙，清理一件拍一件，清理一層拍一層。一層層一件件，日夜不斷。
正常情況下，拍照並不困難。但是在地下宮殿這一特殊環境下，拍一張質量較好的照片，也確非易事。地宮潮濕，照相機進入地宮，鏡箱鏡頭就沾滿潮氣露珠，必須先吹風、烘烤，使水汽散盡才能使用。發電機電力不足，燈光微弱，拍完一層，必須顯示效果，否則，下一層清理工作不能進行。這就逼得劉德安將地宮殿內當作臨時暗房，拍完一張便立即沖洗。一年多的時間，幾千張照片就是這樣完成的。
最困難的是拍攝地宮內部全景。趙其昌要求，必須將前殿到後殿、石門樓、牆壁、三口棺槨作為一個整體拍攝下來，既要顯示殿堂的雄偉壯觀，又要具有深邃的立體感，同時還不能出現電線、燈架的痕跡。劉德安整整用了一周的時間，經過無數次的反覆實驗，調整角度、位置與燈光，終於拍下了殿內的全貌。神秘的殿堂，光潔的石門和牆壁，巨大的棺槨，都在照片上清晰地顯示出來，達到了現實與藝術交融的完美境界。若干年後，這張珍貴的照片被選作發掘報告的封面，顯示當時玄宮洞開時的獨特風采。
1959年前後，正當紀錄片《地下宮殿》轟動中外時，沈傑隨同我國女子登山隊拍紀錄片，在海拔7200米的冰山上遇到暴風雪，他抱著機器堅持拍攝，不幸身負重傷，被截去全部腳趾。三十多年，他參加拍攝了一百幾十部紀錄片，獲得六個國內獎，九個國際獎。他的業餘愛好是餵養鴿子。現在除去在電影攝影師學會負責之外，他還是信鴿協會的主要成員之一。
劉德安是北京昌平沙河人，從小愛好攝影，在北京一座照相館學徒，後來自己開了一間照相館。公私合營後，在長陵經營照相業務。地宮打開，急需建暗室，把他請了來。“文革”中，有人說他是“資本家”，萬曆皇帝的“孝子賢孫”，一陣苦鬥，他挺不住，撇下愛妻和三個未成年的孩子，懸樑自盡了。
他的死，使趙其昌深感不安。當初要不是他的邀請，也許能躲過這場災難。他總感到有責任，又不知道責任何在。他曾經幾次去沙河，想找他的親人，但沒有下落。他又翻閱照片資料，想撿取幾張放大，作為紀念並送給他的親人，但是，在他拍攝的那麼多照片中，竟沒有一張是拍攝劉德安本人的。
江青深夜闖定陵
1971年8月27日深夜，定陵博物館值班人員突然接到電話，說：“江青同志要去定陵參觀，現已動身起程，請做好接待準備。”
值班人員放下電話，急忙叫醒熟睡中的新任館長劉軍匯報情況。儘管這位年輕的館長對江青深夜來訪大為不解，但還是不敢怠慢，指示工作人員快速作好一切準備。
凌晨3點，兩輛轎車和一輛卡車駛進定陵園內。燈光中，江青面容疲倦地走出轎車，朝寂靜的夜空張開雙臂打個呵欠，才跟隨工作人員走進接待室。
“天氣太悶，睡不著呵，到你們這個世外桃源休息一會兒。”江青自我介紹來定陵的意圖。
一個隨行人員把劉軍悄悄叫到室外說：“江青同志想在這裡過夜，趕快準備房間讓她休息。”
“接待室的被褥都不太乾淨，這……”劉軍為難地解釋。
“不要緊，這一切東西我們都帶來了，你只管找個好一點的房間就行。”來人說著催促劉軍：“快去準備吧，要不江青同志又要發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