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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者的例子可求之於《社會月報》。這月刊真可以說是當今最完備的「雜」志了。而最「雜」得有趣的是題為「大眾語特輯」的八月號。讀者試念念這一期的目錄罷，第一位打開場鑼鼓的是魯迅先生（關於大眾語的意見），而「壓軸子」的是《赤區歸來記》作者楊邨人氏。就是健忘的讀者想也記得魯迅先生和楊邨人氏有過不小的一點「原則上」的爭執罷。魯迅先生似乎還「噓」過楊邨人氏，然而他卻可以替楊邨人氏打開場鑼鼓，誰說魯迅先生器量窄小呢？
苦的只是讀者，讀了魯迅先生的信，我們知道「漢字和大眾不兩立」，我們知道應把「交通繁盛言語混雜的地方」的「『大眾語』的雛形，它的字彙和語法輸進窮鄉僻壤去」。我們知道「先驅者的任務」是在給大眾許多話「發表更明確的意思」，同時「明白更精確的意義」；我們知道現在所能實行的是以「進步的」思想寫「向大眾語去的作品」。但讀了最後楊邨人氏的文章，才知道向大眾去根本是一條死路，那裡在水災與敵人圍攻之下，破產無餘，……「維持已經困難，建設更不要空談。」還是「歸」到都會裡「來」揚起小資產階級文學之旗更靠得住。
於是，我們所得的知識前後相銷，昏昏沉沉，莫明其妙。
這恐怕也表示中國民族善於調和吧，但是太調和了，使人疑心思想上的爭鬥也漸漸沒有原則了。變成「戟門壩上的兒戲」了。照這樣的陣容看，有些人真死的不明不白。
關於開鑼以後「壓軸」以前的那些「中間作家」的文章特別是大眾語問題的一些宏論，本想略抒鄙見，但這隻好改日再談了。
關於這一案，我到十一月《答〈戲〉周刊編者信》里，這才回答了幾句。
《門外文談》是用了「華圉」的筆名，向《自由談》〔５〕投稿的，每天登一節。但不知道為什麼，第一節被刪去了末一行，第十節開頭又被刪去了二百餘字，現仍補足，並用黑點為記。《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是寫給《太白》〔６〕的，登出來時，後半篇都不見了，我看這是「中央宣傳部書報檢查委員會」的政績。那時有人看了《太白》上的這一篇，當面問我道：「你在說什麼呀？」現仍補足，並用黑點為記，使讀者可以知道我其實是在說什麼。
《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也是寫給《太白》的。凡是對於求神拜佛，略有不敬之處，都被刪除，可見這時我們的「上峰」正在主張求神拜佛。現仍補足，並用黑點為記，聊以存一時之風尚耳。
《臉譜臆測》是寫給《生生月刊》〔７〕的，奉官諭：不准發表。我當初很覺得奇怪，待到領回原稿，看見用紅鉛筆打著槓子的處所，才明白原來是因為得罪了「第三種人」老爺們了。現仍加上黑槓子，以代紅槓子，且以警戒新作家。
《答〈戲〉周刊編者信》的末尾，是對於紹伯先生那篇《調和》的答覆。聽說當時我們有一位姓沈的「戰友」〔８〕看了就呵呵大笑道：「這老頭子又發牢騷了！」「頭子」而「老」，「牢騷」而「又」，恐怕真也滑稽得很。然而我自己，是認真的。
不過向《戲》周刊編者去「發牢騷」，別人也許會覺得奇怪。然而並不，因為編者之一是田漢〔９〕同志，而田漢同志也就是紹伯先生。
《中國文壇上的鬼魅》是寫給《現代中國》（ＣｈｉｎａＴｏｄａｙ）的，不知由何人所譯，登在第一卷第五期，後來又由英文轉譯，載在德文和法文的《國際文學》上。
《病後雜談》是向《文學》〔１０〕的投稿，共五段；待到四卷二號上登了出來時，只剩下第一段了。後有一位作家，根據了這一段評論我道：魯迅是贊成生病的。他竟毫不想到檢查官的刪削。可見文藝上的暗殺政策，有時也還有一些效力的。
《病後雜談之餘》也是向《文學》的投稿，但不知道為什麼，檢查官這回卻古里古怪了，不說不準登，也不說可登，也不動貴手刪削，就是一個支支吾吾。發行人沒有法，來找我自己刪改了一些，然而聽說還是不行，終於由發行人執筆，檢查官動口，再刪一通，這才能在四卷三號上登出。題目必須改為《病後余談》，小注「關於舒憤懣」這一句也不准有；改動的兩處，我都注在本文之下，刪掉的五處，則仍以黑點為記，讀者試一想這些諱忌，是會覺得很有趣的。只有不准說「言行一致」云云，也許莫明其妙，現在我應該指明，這是因為又觸犯了「第三種人」了。
《阿金》是寫給《漫畫生活》〔１１〕的；然而不但不准登載，聽說還送到南京中央宣傳會裡去了。這真是不過一篇漫談，毫無深意，怎麼會惹出這樣大問題來的呢，自己總是參不透。後來索回原稿，先看見第一頁上有兩顆紫色印，一大一小，文曰「抽去」，大約小的是上海印，大的是首都印，然則必須「抽去」，已無疑義了。再看下去，就又發見了許多紅槓子，現在改為黑槓，仍留在本文的旁邊。
看了槓子，有幾處是可以悟出道理來的。例如「主子是外國人」，「炸彈」，「巷戰」之類，自然也以不提為是。但是我總不懂為什麼不能說我死了「未必能夠弄到開起同鄉會」的緣由，莫非官意是以為我死了會開同鄉會的麼？
我們活在這樣的地方，我們活在這樣的時代。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編訖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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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改造》日本的一種綜合性月刊，一九一九年創刊，一九五五年出至第三十六卷第二期停刊。日本東京改造出版社印行。〔２〕伊羅生美國人，曾任上海出版的中英文合印的刊物《中國論壇》（每月發行一期或兩期）的編輯。
〔３〕《社會月報》綜合性期刊，陳靈犀主編，一九三四年六月創刊，一九三五年九月停刊，上海社會出版社發行。〔４〕《大晚報》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二日在上海創刊，創辦人張竹平。起初接受政學系的津貼，一九三五年為國民黨財閥孔祥熙收買，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停刊。副刊《火炬》由國民黨復興社特務崔萬秋編輯。
〔５〕《自由談》上海《申報》副刊之一，一九一一年八月創刊。原以刊載鴛鴦蝴蝶派作品為主，一九三二年十二月革新後，先後由黎烈文、張梓生主編。從一九三三年一月起，魯迅常在該刊發表文章。〔６〕《太白》小品文半月刊，陳望道主編，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日創刊，次年九月五日出至第二卷第十二期停刊，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７〕《生生月刊》文藝雜誌，李輝英、朱荢園編輯，一九三五年二月創刊，只出一期，上海圖畫書局發行。
〔８〕姓沈的「戰友」指沈端先，即夏衍，浙江杭州人，文學家、戲劇家，中國左翼作家聯盟領導人之一。
〔９〕田漢（１８９８—１９６８）字壽昌，湖南長沙人，戲劇家，曾創辦話劇團體南國社，後為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領導人之一。〔１０〕《文學》月刊，先後由鄭振鐸、傅東華、王統照編輯，一九三三年七月創刊，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停刊，上海生活書店發行。〔１１〕《漫畫生活》刊載漫畫和雜文的月刊，吳朗西、黃士英等編輯，一九三四年九月創刊，上海美術生活雜誌社發行。 對於戲劇，我完全是外行。但遇到研究中國戲劇的文章，有時也看一看。近來的中國戲是否象徵主義，或中國戲裡有無象徵手法的問題，我是覺得很有趣味的。
伯鴻先生在《戲》周刊十一期（《中華日報》副刊）上，說起臉譜，承認了中國戲有時用象徵的手法，「比如白表『jian詐』，紅表『忠勇』，黑表『威猛』，藍表『妖異』，金表『神靈』之類，實與西洋的白表『純潔清淨』，黑表『悲哀』，紅表『熱烈』，黃金色表『光榮』和『努力』」並無不同，這就是「色的象徵」，雖然比較的單純，低級。〔２〕這似乎也很不錯，但再一想，卻又生了疑問，因為白表jian詐，紅表忠勇之類，是只以在臉上為限，一到別的地方，白就並不象徵jian詐，紅也不表示忠勇了。
對於中國戲劇史，我又是完全的外行。我只知道古時候（南北朝）的扮演故事，是帶假面的，〔３〕這假面上，大約一定得表示出這角色的特徵，一面也是這角色的臉相的規定。古代的假面和現在的打臉的關係，好像還沒有人研究過，假使有些關係，那麼，「白表jian詐」之類，就恐怕只是人物的分類，卻並非象徵手法了。
中國古來就喜歡講「相人術」〔４〕，但自然和現在的「相面」不同，並非從氣色上看出禍福來，而是所謂「誠於中，必形於外」〔５〕，要從臉相上辨別這人的好壞的方法。一般的人們，也有這一種意見的，我們在現在，還常聽到「看他樣子就不是好人」這一類話。這「樣子」的具體的表現，就是戲劇上的「臉譜」。富貴人全無心肝，只知道自私自利，吃得白白胖胖，什麼都做得出，於是白就表了jian詐。紅表忠勇，是從關雲長的「面如重棗」來的。「重棗」是怎樣的棗子，我不知道，要之，總是紅色的罷。在實際上，忠勇的人思想較為簡單，不會神經衰弱，麵皮也容易發紅，倘使他要永遠中立，自稱「第三種人」，精神上就不免時時痛苦，臉上一塊青，一塊白，終於顯出白鼻子來了。黑表威猛，更是極平常的事，整年在戰場上馳驅，臉孔怎會不黑，擦著雪花膏的公子，是一定不肯自己出面去戰鬥的。
士君子常在一門一門的將人們分類，平民也在分類，我想，這「臉譜」，便是優伶和看客公同逐漸議定的分類圖。不過平民的辨別，感受的力量，是沒有士君子那麼細膩的。況且我們古時候戲台的搭法，又和羅馬不同，〔６〕使看客非常散漫，表現倘不加重，他們就覺不到，看不清。這麼一來，各類人物的臉譜，就不能不誇大化，漫畫化，甚而至於到得後來，弄得希奇古怪，和實際離得很遠，好像象徵手法了。臉譜，當然自有它本身的意義的，但我總覺得並非象徵手法，而且在舞台的構造和看客的程度和古代不同的時候，它更不過是一種贅疣，無須扶持它的存在了。然而用在別一種有意義的玩藝上，在現在，我卻以為還是很有興趣的。十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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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在印入本書前未能發表，參看本書《附記》。〔２〕《戲》周刊第十一期（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八日）曾發表伯鴻的《蘇聯為什麼邀梅蘭芳去演戲（上）》一文，該文先引《申報》「讀書問答」欄《梅蘭芳與中國舊劇的前途（三）》文中的話說：「中國舊劇其取材大半是歷史上的傳說，其立論大體是『勸善罰惡』的老套，這裡面既不含有神秘的感情，也就用不著以觀感的具體的符號來象徵什麼……即如那一般人認為最含有象徵主義意味的臉譜，和那以馬鞭代馬的玩意兒，也只能說藉以幫助觀眾對於劇情的理解，不能認為即是象徵主義。」於是接著說：「這個是很正確的了。但是他因否定了中國舊戲是象徵主義，同時否定了中國舊劇採用的一些『象徵手法』。比如白表『jian詐』，紅表『忠勇』……因為『色的象徵』，還有『音的象徵』『形的象徵』，也經有意識或無意識地使用著……這一些都是象徵的手法，不過多是比較單純的低級的。」
苦的只是讀者，讀了魯迅先生的信，我們知道「漢字和大眾不兩立」，我們知道應把「交通繁盛言語混雜的地方」的「『大眾語』的雛形，它的字彙和語法輸進窮鄉僻壤去」。我們知道「先驅者的任務」是在給大眾許多話「發表更明確的意思」，同時「明白更精確的意義」；我們知道現在所能實行的是以「進步的」思想寫「向大眾語去的作品」。但讀了最後楊邨人氏的文章，才知道向大眾去根本是一條死路，那裡在水災與敵人圍攻之下，破產無餘，……「維持已經困難，建設更不要空談。」還是「歸」到都會裡「來」揚起小資產階級文學之旗更靠得住。
於是，我們所得的知識前後相銷，昏昏沉沉，莫明其妙。
這恐怕也表示中國民族善於調和吧，但是太調和了，使人疑心思想上的爭鬥也漸漸沒有原則了。變成「戟門壩上的兒戲」了。照這樣的陣容看，有些人真死的不明不白。
關於開鑼以後「壓軸」以前的那些「中間作家」的文章特別是大眾語問題的一些宏論，本想略抒鄙見，但這隻好改日再談了。
關於這一案，我到十一月《答〈戲〉周刊編者信》里，這才回答了幾句。
《門外文談》是用了「華圉」的筆名，向《自由談》〔５〕投稿的，每天登一節。但不知道為什麼，第一節被刪去了末一行，第十節開頭又被刪去了二百餘字，現仍補足，並用黑點為記。《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是寫給《太白》〔６〕的，登出來時，後半篇都不見了，我看這是「中央宣傳部書報檢查委員會」的政績。那時有人看了《太白》上的這一篇，當面問我道：「你在說什麼呀？」現仍補足，並用黑點為記，使讀者可以知道我其實是在說什麼。
《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也是寫給《太白》的。凡是對於求神拜佛，略有不敬之處，都被刪除，可見這時我們的「上峰」正在主張求神拜佛。現仍補足，並用黑點為記，聊以存一時之風尚耳。
《臉譜臆測》是寫給《生生月刊》〔７〕的，奉官諭：不准發表。我當初很覺得奇怪，待到領回原稿，看見用紅鉛筆打著槓子的處所，才明白原來是因為得罪了「第三種人」老爺們了。現仍加上黑槓子，以代紅槓子，且以警戒新作家。
《答〈戲〉周刊編者信》的末尾，是對於紹伯先生那篇《調和》的答覆。聽說當時我們有一位姓沈的「戰友」〔８〕看了就呵呵大笑道：「這老頭子又發牢騷了！」「頭子」而「老」，「牢騷」而「又」，恐怕真也滑稽得很。然而我自己，是認真的。
不過向《戲》周刊編者去「發牢騷」，別人也許會覺得奇怪。然而並不，因為編者之一是田漢〔９〕同志，而田漢同志也就是紹伯先生。
《中國文壇上的鬼魅》是寫給《現代中國》（ＣｈｉｎａＴｏｄａｙ）的，不知由何人所譯，登在第一卷第五期，後來又由英文轉譯，載在德文和法文的《國際文學》上。
《病後雜談》是向《文學》〔１０〕的投稿，共五段；待到四卷二號上登了出來時，只剩下第一段了。後有一位作家，根據了這一段評論我道：魯迅是贊成生病的。他竟毫不想到檢查官的刪削。可見文藝上的暗殺政策，有時也還有一些效力的。
《病後雜談之餘》也是向《文學》的投稿，但不知道為什麼，檢查官這回卻古里古怪了，不說不準登，也不說可登，也不動貴手刪削，就是一個支支吾吾。發行人沒有法，來找我自己刪改了一些，然而聽說還是不行，終於由發行人執筆，檢查官動口，再刪一通，這才能在四卷三號上登出。題目必須改為《病後余談》，小注「關於舒憤懣」這一句也不准有；改動的兩處，我都注在本文之下，刪掉的五處，則仍以黑點為記，讀者試一想這些諱忌，是會覺得很有趣的。只有不准說「言行一致」云云，也許莫明其妙，現在我應該指明，這是因為又觸犯了「第三種人」了。
《阿金》是寫給《漫畫生活》〔１１〕的；然而不但不准登載，聽說還送到南京中央宣傳會裡去了。這真是不過一篇漫談，毫無深意，怎麼會惹出這樣大問題來的呢，自己總是參不透。後來索回原稿，先看見第一頁上有兩顆紫色印，一大一小，文曰「抽去」，大約小的是上海印，大的是首都印，然則必須「抽去」，已無疑義了。再看下去，就又發見了許多紅槓子，現在改為黑槓，仍留在本文的旁邊。
看了槓子，有幾處是可以悟出道理來的。例如「主子是外國人」，「炸彈」，「巷戰」之類，自然也以不提為是。但是我總不懂為什麼不能說我死了「未必能夠弄到開起同鄉會」的緣由，莫非官意是以為我死了會開同鄉會的麼？
我們活在這樣的地方，我們活在這樣的時代。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編訖記。
CC
〔１〕《改造》日本的一種綜合性月刊，一九一九年創刊，一九五五年出至第三十六卷第二期停刊。日本東京改造出版社印行。〔２〕伊羅生美國人，曾任上海出版的中英文合印的刊物《中國論壇》（每月發行一期或兩期）的編輯。
〔３〕《社會月報》綜合性期刊，陳靈犀主編，一九三四年六月創刊，一九三五年九月停刊，上海社會出版社發行。〔４〕《大晚報》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二日在上海創刊，創辦人張竹平。起初接受政學系的津貼，一九三五年為國民黨財閥孔祥熙收買，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停刊。副刊《火炬》由國民黨復興社特務崔萬秋編輯。
〔５〕《自由談》上海《申報》副刊之一，一九一一年八月創刊。原以刊載鴛鴦蝴蝶派作品為主，一九三二年十二月革新後，先後由黎烈文、張梓生主編。從一九三三年一月起，魯迅常在該刊發表文章。〔６〕《太白》小品文半月刊，陳望道主編，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日創刊，次年九月五日出至第二卷第十二期停刊，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７〕《生生月刊》文藝雜誌，李輝英、朱荢園編輯，一九三五年二月創刊，只出一期，上海圖畫書局發行。
〔８〕姓沈的「戰友」指沈端先，即夏衍，浙江杭州人，文學家、戲劇家，中國左翼作家聯盟領導人之一。
〔９〕田漢（１８９８—１９６８）字壽昌，湖南長沙人，戲劇家，曾創辦話劇團體南國社，後為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領導人之一。〔１０〕《文學》月刊，先後由鄭振鐸、傅東華、王統照編輯，一九三三年七月創刊，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停刊，上海生活書店發行。〔１１〕《漫畫生活》刊載漫畫和雜文的月刊，吳朗西、黃士英等編輯，一九三四年九月創刊，上海美術生活雜誌社發行。 對於戲劇，我完全是外行。但遇到研究中國戲劇的文章，有時也看一看。近來的中國戲是否象徵主義，或中國戲裡有無象徵手法的問題，我是覺得很有趣味的。
伯鴻先生在《戲》周刊十一期（《中華日報》副刊）上，說起臉譜，承認了中國戲有時用象徵的手法，「比如白表『jian詐』，紅表『忠勇』，黑表『威猛』，藍表『妖異』，金表『神靈』之類，實與西洋的白表『純潔清淨』，黑表『悲哀』，紅表『熱烈』，黃金色表『光榮』和『努力』」並無不同，這就是「色的象徵」，雖然比較的單純，低級。〔２〕這似乎也很不錯，但再一想，卻又生了疑問，因為白表jian詐，紅表忠勇之類，是只以在臉上為限，一到別的地方，白就並不象徵jian詐，紅也不表示忠勇了。
對於中國戲劇史，我又是完全的外行。我只知道古時候（南北朝）的扮演故事，是帶假面的，〔３〕這假面上，大約一定得表示出這角色的特徵，一面也是這角色的臉相的規定。古代的假面和現在的打臉的關係，好像還沒有人研究過，假使有些關係，那麼，「白表jian詐」之類，就恐怕只是人物的分類，卻並非象徵手法了。
中國古來就喜歡講「相人術」〔４〕，但自然和現在的「相面」不同，並非從氣色上看出禍福來，而是所謂「誠於中，必形於外」〔５〕，要從臉相上辨別這人的好壞的方法。一般的人們，也有這一種意見的，我們在現在，還常聽到「看他樣子就不是好人」這一類話。這「樣子」的具體的表現，就是戲劇上的「臉譜」。富貴人全無心肝，只知道自私自利，吃得白白胖胖，什麼都做得出，於是白就表了jian詐。紅表忠勇，是從關雲長的「面如重棗」來的。「重棗」是怎樣的棗子，我不知道，要之，總是紅色的罷。在實際上，忠勇的人思想較為簡單，不會神經衰弱，麵皮也容易發紅，倘使他要永遠中立，自稱「第三種人」，精神上就不免時時痛苦，臉上一塊青，一塊白，終於顯出白鼻子來了。黑表威猛，更是極平常的事，整年在戰場上馳驅，臉孔怎會不黑，擦著雪花膏的公子，是一定不肯自己出面去戰鬥的。
士君子常在一門一門的將人們分類，平民也在分類，我想，這「臉譜」，便是優伶和看客公同逐漸議定的分類圖。不過平民的辨別，感受的力量，是沒有士君子那麼細膩的。況且我們古時候戲台的搭法，又和羅馬不同，〔６〕使看客非常散漫，表現倘不加重，他們就覺不到，看不清。這麼一來，各類人物的臉譜，就不能不誇大化，漫畫化，甚而至於到得後來，弄得希奇古怪，和實際離得很遠，好像象徵手法了。臉譜，當然自有它本身的意義的，但我總覺得並非象徵手法，而且在舞台的構造和看客的程度和古代不同的時候，它更不過是一種贅疣，無須扶持它的存在了。然而用在別一種有意義的玩藝上，在現在，我卻以為還是很有興趣的。十月三十一日。
CC
〔１〕本篇在印入本書前未能發表，參看本書《附記》。〔２〕《戲》周刊第十一期（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八日）曾發表伯鴻的《蘇聯為什麼邀梅蘭芳去演戲（上）》一文，該文先引《申報》「讀書問答」欄《梅蘭芳與中國舊劇的前途（三）》文中的話說：「中國舊劇其取材大半是歷史上的傳說，其立論大體是『勸善罰惡』的老套，這裡面既不含有神秘的感情，也就用不著以觀感的具體的符號來象徵什麼……即如那一般人認為最含有象徵主義意味的臉譜，和那以馬鞭代馬的玩意兒，也只能說藉以幫助觀眾對於劇情的理解，不能認為即是象徵主義。」於是接著說：「這個是很正確的了。但是他因否定了中國舊戲是象徵主義，同時否定了中國舊劇採用的一些『象徵手法』。比如白表『jian詐』，紅表『忠勇』……因為『色的象徵』，還有『音的象徵』『形的象徵』，也經有意識或無意識地使用著……這一些都是象徵的手法，不過多是比較單純的低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