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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場“冷戰”的展開也不是偶然的。幾十年中，它可把蘇聯拖苦了，把大量國家資源吸引到軍備競賽中去，而它們本來是可以用來解決國計民生問題的。這一點對蘇聯人的生活水平不能沒有影響。蘇聯同社會主義聯合體的盟友，在經濟上較之於美國和它的歐洲僕從要弱一些，因此，為了保持基本軍事均勢而出現的國防開支，就對我國和我國人民產生了比對方更為容易感知的影響。此外，還有不少資源，蘇聯也作為援助給了自己的盟友，只是現在幾乎所有這些盟友都跑到了西方的卵翼之下。
蘇聯解體的主要原因無疑是在內部。其中有經濟的、社會的、黨和國家的，還有許多其他原因。我並不打算在本書中一一列舉它們。不過，關於其中的一個原因，一個現在看來並沒有最終徹底解決的、直接導致我國出現悲劇的原因，我在本書中倒是講得相當詳細和具體。這就是改革年代後期我國各地突然爆發並迅速發展的民族主義。正是這個東西，成了蘇維埃國家內部破壞過程的強有力的催化劑。
對於俄羅斯帝國和蘇聯而言，民族關係問題是一個自久遠年代起即已存在的現實問題。
基輔羅斯解體後，古俄羅斯民族分裂成為三支斯拉夫兄弟民族，這就是俄羅斯族、烏克蘭族和白俄羅斯族。這幾個族群具有同一個根，所以可以認為，15世紀中葉以前，羅斯國家實際上是一個多族群國家。不過隨著第一個俄羅斯沙皇伊凡雷帝先是征服喀山汗國，然後又征服阿斯特拉罕汗國，加之西伯利亞、北高加索和中亞各族人民的歸附，俄羅斯遂成就為一個巨大的多民族國家。
俄羅斯帝國土地上的各個民族，他們的民族特點、傳統和文化，產生了彼此在各方面極不相同的管理方法和管理體制。俄羅斯的中央地區有自己的管理架構和方法。波蘭、芬蘭、中亞地區也有自己的一套不同於中央的管理體制，有它們符合自己的傳統和生活方式的特別的法制體系。國家機制在體制設置上的多樣性以及工作的彈性，使得民族關係不可能碰撞出過大的火花。
當1922年蘇聯成立的時候，建立統一多民族新國家的問題曾是一個非常尖銳的問題。列寧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是眾所周知的，他同自己的戰友們發生了激烈的爭論。筆者在本書中對這個問題給予了特別關注。正如所知，列寧的意見占了上風：成立了由各加盟共和國組成的蘇聯，它們都享有直至可以退出統一國家的特權。應該看到，當時列寧沒有別的選擇，因為如果立即完成統一國家的架構，這個國家實際上就不可能建立。
在蘇聯有過民族問題的綱領，而且也一直在實施之中。對中亞各發展緩慢的共和國以及其他“邊遠”地區的共和國的經濟援助問題被提到國策的高度。實際上除了白俄羅斯之外，其他各加盟共和國都能享受主要是由俄羅斯聯邦提供的補貼。結果就出現了這個主要的聯邦制共和國在生活水平和其他社會指標上落後於其他共和國的現象。這一切為的都是鞏固和發展各族人民的友誼。
應該指出，蘇共在民族問題領域內的活動是有利於這些問題的正面解決的。這些年來，在各加盟共和國以及俄聯邦內部某些民族的社會經濟發展和文化發展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已經構建出一種各加盟共和國參加國家管理、參加議會、參加國家科學文化等方面生活的合理制度。
民族關係的牢不可破曾經經受過偉大衛國戰爭的考驗。各民族蘇維埃聯合體的生命力和威力是勝利的一大重要源泉。無疑，由多個民族組成的人民在最艱苦的考驗年代之所以能團結一致，還有一個事實也起了作用，那就是我國當時正面臨被最兇惡的敵人——法西斯德國及其仇恨人類的意識形態所奴役的危險。
蘇維埃聯合體並不是一個神話，儘管在貫徹國家的民族政策時，有時也出現過嚴重的錯誤和失誤，致使難以充分發揮這一政策的潛力。
後來開始了“改革”，蘇聯領導有意識地把注意力貫注於各族人民生活中的缺點和負面現象，目的就是要動員力量，引導國內狀況朝向好的方向改變。但由於蘇共及其對蘇聯社會影響的日漸衰微，以及各種“運動”和“戰線”的出現，在許多加盟共和國，民族問題都成了同中央權力進行鬥爭的一張牌。
在這些究其本質基本是民族主義的運動中，它們的領袖人物動用了一切手段來證明，各共和國人民如果脫離蘇聯而生活，如果他們有了國家主權，日子會過得好得多。實際狀況被有意歪曲了，這些地區不同程度都靠經常性的輸血維持的事實被有意緘口不語。也就是說，其實全蘇的資源再分配是對他們有利的。人們被導入了誤區，而真正的那種妄自尊大的意圖卻被一些用以引發對中央不滿的負面口號掩蓋起來。逐漸，這些運動也好，黨派也好，都撕下了假面，這才看出他們的活動已經導致了極端民族主義的遍地開花。糟糕的地方還在於，在許多人的眼裡，它已經不再是什麼不道德的，或是政治上極端有害的現象了。
還有一個純主觀的因素，對我們國家的毀滅也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它特別清楚地表現在當時的兩個領導人——戈巴契夫和葉爾欽——的個人品質和活動中。
戈巴契夫由於政治上的無能，把我國引到了深淵的邊緣，等到蘇聯眼看就要壽終正寢的那年，他再去無頭蒼蠅似的忙忙碌碌，早已於事無補。能夠保全並徹底革新統一國家的機會已經錯失，當時我國已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致使上千年歷史積累起來的優秀成果廢於一旦。現在戈巴契夫實際上已經從政治舞台消失，可是卻始終沒有搞明白自己有意也好無意也好，在祖國面前犯下了多麼可怕的罪過。
蘇聯解體的主要原因無疑是在內部。其中有經濟的、社會的、黨和國家的，還有許多其他原因。我並不打算在本書中一一列舉它們。不過，關於其中的一個原因，一個現在看來並沒有最終徹底解決的、直接導致我國出現悲劇的原因，我在本書中倒是講得相當詳細和具體。這就是改革年代後期我國各地突然爆發並迅速發展的民族主義。正是這個東西，成了蘇維埃國家內部破壞過程的強有力的催化劑。
對於俄羅斯帝國和蘇聯而言，民族關係問題是一個自久遠年代起即已存在的現實問題。
基輔羅斯解體後，古俄羅斯民族分裂成為三支斯拉夫兄弟民族，這就是俄羅斯族、烏克蘭族和白俄羅斯族。這幾個族群具有同一個根，所以可以認為，15世紀中葉以前，羅斯國家實際上是一個多族群國家。不過隨著第一個俄羅斯沙皇伊凡雷帝先是征服喀山汗國，然後又征服阿斯特拉罕汗國，加之西伯利亞、北高加索和中亞各族人民的歸附，俄羅斯遂成就為一個巨大的多民族國家。
俄羅斯帝國土地上的各個民族，他們的民族特點、傳統和文化，產生了彼此在各方面極不相同的管理方法和管理體制。俄羅斯的中央地區有自己的管理架構和方法。波蘭、芬蘭、中亞地區也有自己的一套不同於中央的管理體制，有它們符合自己的傳統和生活方式的特別的法制體系。國家機制在體制設置上的多樣性以及工作的彈性，使得民族關係不可能碰撞出過大的火花。
當1922年蘇聯成立的時候，建立統一多民族新國家的問題曾是一個非常尖銳的問題。列寧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是眾所周知的，他同自己的戰友們發生了激烈的爭論。筆者在本書中對這個問題給予了特別關注。正如所知，列寧的意見占了上風：成立了由各加盟共和國組成的蘇聯，它們都享有直至可以退出統一國家的特權。應該看到，當時列寧沒有別的選擇，因為如果立即完成統一國家的架構，這個國家實際上就不可能建立。
在蘇聯有過民族問題的綱領，而且也一直在實施之中。對中亞各發展緩慢的共和國以及其他“邊遠”地區的共和國的經濟援助問題被提到國策的高度。實際上除了白俄羅斯之外，其他各加盟共和國都能享受主要是由俄羅斯聯邦提供的補貼。結果就出現了這個主要的聯邦制共和國在生活水平和其他社會指標上落後於其他共和國的現象。這一切為的都是鞏固和發展各族人民的友誼。
應該指出，蘇共在民族問題領域內的活動是有利於這些問題的正面解決的。這些年來，在各加盟共和國以及俄聯邦內部某些民族的社會經濟發展和文化發展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已經構建出一種各加盟共和國參加國家管理、參加議會、參加國家科學文化等方面生活的合理制度。
民族關係的牢不可破曾經經受過偉大衛國戰爭的考驗。各民族蘇維埃聯合體的生命力和威力是勝利的一大重要源泉。無疑，由多個民族組成的人民在最艱苦的考驗年代之所以能團結一致，還有一個事實也起了作用，那就是我國當時正面臨被最兇惡的敵人——法西斯德國及其仇恨人類的意識形態所奴役的危險。
蘇維埃聯合體並不是一個神話，儘管在貫徹國家的民族政策時，有時也出現過嚴重的錯誤和失誤，致使難以充分發揮這一政策的潛力。
後來開始了“改革”，蘇聯領導有意識地把注意力貫注於各族人民生活中的缺點和負面現象，目的就是要動員力量，引導國內狀況朝向好的方向改變。但由於蘇共及其對蘇聯社會影響的日漸衰微，以及各種“運動”和“戰線”的出現，在許多加盟共和國，民族問題都成了同中央權力進行鬥爭的一張牌。
在這些究其本質基本是民族主義的運動中，它們的領袖人物動用了一切手段來證明，各共和國人民如果脫離蘇聯而生活，如果他們有了國家主權，日子會過得好得多。實際狀況被有意歪曲了，這些地區不同程度都靠經常性的輸血維持的事實被有意緘口不語。也就是說，其實全蘇的資源再分配是對他們有利的。人們被導入了誤區，而真正的那種妄自尊大的意圖卻被一些用以引發對中央不滿的負面口號掩蓋起來。逐漸，這些運動也好，黨派也好，都撕下了假面，這才看出他們的活動已經導致了極端民族主義的遍地開花。糟糕的地方還在於，在許多人的眼裡，它已經不再是什麼不道德的，或是政治上極端有害的現象了。
還有一個純主觀的因素，對我們國家的毀滅也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它特別清楚地表現在當時的兩個領導人——戈巴契夫和葉爾欽——的個人品質和活動中。
戈巴契夫由於政治上的無能，把我國引到了深淵的邊緣，等到蘇聯眼看就要壽終正寢的那年，他再去無頭蒼蠅似的忙忙碌碌，早已於事無補。能夠保全並徹底革新統一國家的機會已經錯失，當時我國已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致使上千年歷史積累起來的優秀成果廢於一旦。現在戈巴契夫實際上已經從政治舞台消失，可是卻始終沒有搞明白自己有意也好無意也好，在祖國面前犯下了多麼可怕的罪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