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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除別洛韋日協議的決議在1996年3月15日得到通過，贊成票為252票，占國家杜馬代表總人數的56%。請記住，在1991年12月12日批准別洛韋日協議的時候，投贊成票的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代表占了90%以上。
生活就是這樣教育了人。他們是普通人，不是混進政權機構的祖國的叛徒。但是不出所料，以葉爾欽為首的這批叛徒是根本不打算執行我國議會的這一決定的。
議會為廢除別洛韋日協議而鬥爭的歷史，把我們的思緒一次又一次帶到1991年12月的那些令人髮指的日子。
如果說發生了國家非常委員會事件，人民代表大會第五屆特別會議閉幕之後國家政權機關已經完全被破壞，正如前面所說，出現了政權的癱瘓的話，那麼到了12月，政權就已經進入了最後的彌留期。當我們回憶起這樣的局面時，不由自主要尋找答案：為什麼戈巴契夫身為蘇聯總統，在別洛韋日以後的日子裡不能採取戰鬥的原則立場呢？為什麼他不能為自己國家的完整統一而戰鬥到底呢？
要想看透一個人的內心，了解他的真實意圖是很難的。但要說戈巴契夫早就懷有消滅為他開拓了生活美好前景的共產黨，消滅培養他成長的社會主義之心，那是絕不會有錯的。在1991年以後，他自己就說過這樣的話。
當然，別洛韋日的陰謀家們使他陷入了一個很不尋常的狀況。下面是他的話：
葉爾欽走了之後，過了一天，又過了一天。誰也不知道任何情況，誰也沒有向我作過任何報告。我給部長們打電話，他們也是什麼都不知道。這時我就給沙波什尼科夫打了個電話——他知道。原來那些人已經跟他談過了。我想，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呢？看來，沙波什尼科夫立刻又往白俄羅斯掛了電話，說戈巴契夫大發脾氣了。於是舒什凱維奇給我打電話了：“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我這是代表大家給你打電話。”我就問：“那為什麼是你打電話？”他回答說：“是葉爾欽和克拉夫丘克委託我打的。葉爾欽跟布希通過話了：向布希匯報了，又讓我給您打電話。”我說：“這實在太丟人了。你們給美國總統打電話，卻繞過了蘇聯總統，背著我去達成協議。葉爾欽在哪兒？把電話給他。”葉爾欽拿起電話，開始支支吾吾，我看是在編……
而且我要指出，他們頭一個就給美國總統打電話，這不僅是奴才向自己真正的主子作報告，而且也是希望能抱住他的大腿。
在這種局面下，蘇聯總統能夠做什麼，又應該做什麼呢？
在接獲這樣的情報之後，他應該立即利用他所擁有的一切手段。據蘇聯最高蘇維埃原主席盧基揚諾夫說，別洛韋日會上的參加者——3個加盟共和國的領導人都在非常緊張地等待著戈巴契夫會採取什麼行動。“他還是最高統帥，只要下一道總統令，這幾個簽署文件的人以及他們的文件都將會灰飛煙滅。因為這可是關乎偉大國家前途的問題，關乎3億人民命運的問題，關乎全球力量平衡的問題。然而，一個宣誓要維護和捍衛聯盟的人，卻沒有能夠下達這道堅定的命令。”
我過去認為，現在也認為，危機時刻戈巴契夫沒有能夠履行自己的法定職責。他應該立即把情況向聯合國、安理會、蘇聯人民代表大會、最高蘇維埃通報，並聲討別洛韋日協議。在代表大會面前，他應該以最斷然的方式提出問題：請大家決定，是我們自行解散，還是保存蘇聯。可是他卻並沒有這樣做。在1991年年末，所有的法律都已被破壞殆盡，無論是聯邦法還是國際法，用有的人的話說，無論是上帝的法還是老百姓的法。
作為一年半之前手放在蘇聯憲法上宣過誓，要維護國家神聖統一的一國總統，他有義務履行自己的誓言！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他失敗了，在歷史上他依然是一個為自己國家的完整而鬥爭到底的領導人。遺憾的是這種情況沒有出現。現在他遭到了自己人民的鄙視和詛咒。
總之，戈巴契夫沒有採取任何具體措施，他走了另外一條路。發了許多聲明，舉行了許多新聞發布會。總統也發表了聲明，但說得好聽點，很平靜。他甚至在別洛韋日協議中發現了某些值得肯定的地方。但蘇聯的這位國家元首也能料到，這份協議對我國人民和整個國際社會利益的觸動會有多麼深，這就要求對之作出全面的政治和法理評估。
“我深深地確信，在現在的局勢下，”戈巴契夫認為，“各加盟共和國最高蘇維埃和蘇聯最高蘇維埃都必須既對主權國家聯盟條約草案，也對明斯克簽訂的協議進行討論。由於協議中提出的另一種國家體制形式問題屬於蘇聯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範圍，所以必須召開代表大會。此外，”聲明在末尾又說，“我也不排除就這個問題舉行全民公決。”
看來戈巴契夫是“忘記了”他跟各加盟共和國領導人一道，早在第五屆特別人民代表大會上就已經親手埋葬了蘇聯人民代表大會這一最高國務權力機構，並把這一權力轉交到蘇聯最高蘇維埃手上。蘇聯人民代表由於並不是最高蘇維埃成員，只是有權出席最高蘇維埃的會議而已。
儘管如此，許多人民代表還是無法接受國家遭到毀滅的事實。12月9日我接到電話通知，代表們自發地組織了一個蘇聯人民代表大會召集小組。1991年12月10日，在新阿爾巴特大街的人民代表大廈20樓舉行了為召開第六屆蘇聯人民代表特別會議徵集簽名的活動。我也在這個文件上簽了名。就在這時，戈巴契夫給簽名活動的組織者人民代表斯馬林打了個電話。斯馬林當我們的面告訴國家總統，已徵集到足夠的簽名，可以召開大會。然後他匆匆忙忙收拾好簽名冊，跑去見戈巴契夫。我知道，他把總數超過500人的簽名和來電交到戈巴契夫手上，並得到總統親口許諾，召開代表大會。這次會見後的第二天，《消息報》以頭版頭條發表了一篇文章，醒目的標題是：《雷日科夫和切爾比科夫意圖召開代表大會》。不僅是這份蘇聯最高蘇維埃原來的機關報，而且還有蘇共中央的其他一些出版物，都表示反對這一建議。而且，從總體上它們都採取了公開親葉爾欽的立場。
生活就是這樣教育了人。他們是普通人，不是混進政權機構的祖國的叛徒。但是不出所料，以葉爾欽為首的這批叛徒是根本不打算執行我國議會的這一決定的。
議會為廢除別洛韋日協議而鬥爭的歷史，把我們的思緒一次又一次帶到1991年12月的那些令人髮指的日子。
如果說發生了國家非常委員會事件，人民代表大會第五屆特別會議閉幕之後國家政權機關已經完全被破壞，正如前面所說，出現了政權的癱瘓的話，那麼到了12月，政權就已經進入了最後的彌留期。當我們回憶起這樣的局面時，不由自主要尋找答案：為什麼戈巴契夫身為蘇聯總統，在別洛韋日以後的日子裡不能採取戰鬥的原則立場呢？為什麼他不能為自己國家的完整統一而戰鬥到底呢？
要想看透一個人的內心，了解他的真實意圖是很難的。但要說戈巴契夫早就懷有消滅為他開拓了生活美好前景的共產黨，消滅培養他成長的社會主義之心，那是絕不會有錯的。在1991年以後，他自己就說過這樣的話。
當然，別洛韋日的陰謀家們使他陷入了一個很不尋常的狀況。下面是他的話：
葉爾欽走了之後，過了一天，又過了一天。誰也不知道任何情況，誰也沒有向我作過任何報告。我給部長們打電話，他們也是什麼都不知道。這時我就給沙波什尼科夫打了個電話——他知道。原來那些人已經跟他談過了。我想，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呢？看來，沙波什尼科夫立刻又往白俄羅斯掛了電話，說戈巴契夫大發脾氣了。於是舒什凱維奇給我打電話了：“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我這是代表大家給你打電話。”我就問：“那為什麼是你打電話？”他回答說：“是葉爾欽和克拉夫丘克委託我打的。葉爾欽跟布希通過話了：向布希匯報了，又讓我給您打電話。”我說：“這實在太丟人了。你們給美國總統打電話，卻繞過了蘇聯總統，背著我去達成協議。葉爾欽在哪兒？把電話給他。”葉爾欽拿起電話，開始支支吾吾，我看是在編……
而且我要指出，他們頭一個就給美國總統打電話，這不僅是奴才向自己真正的主子作報告，而且也是希望能抱住他的大腿。
在這種局面下，蘇聯總統能夠做什麼，又應該做什麼呢？
在接獲這樣的情報之後，他應該立即利用他所擁有的一切手段。據蘇聯最高蘇維埃原主席盧基揚諾夫說，別洛韋日會上的參加者——3個加盟共和國的領導人都在非常緊張地等待著戈巴契夫會採取什麼行動。“他還是最高統帥，只要下一道總統令，這幾個簽署文件的人以及他們的文件都將會灰飛煙滅。因為這可是關乎偉大國家前途的問題，關乎3億人民命運的問題，關乎全球力量平衡的問題。然而，一個宣誓要維護和捍衛聯盟的人，卻沒有能夠下達這道堅定的命令。”
我過去認為，現在也認為，危機時刻戈巴契夫沒有能夠履行自己的法定職責。他應該立即把情況向聯合國、安理會、蘇聯人民代表大會、最高蘇維埃通報，並聲討別洛韋日協議。在代表大會面前，他應該以最斷然的方式提出問題：請大家決定，是我們自行解散，還是保存蘇聯。可是他卻並沒有這樣做。在1991年年末，所有的法律都已被破壞殆盡，無論是聯邦法還是國際法，用有的人的話說，無論是上帝的法還是老百姓的法。
作為一年半之前手放在蘇聯憲法上宣過誓，要維護國家神聖統一的一國總統，他有義務履行自己的誓言！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他失敗了，在歷史上他依然是一個為自己國家的完整而鬥爭到底的領導人。遺憾的是這種情況沒有出現。現在他遭到了自己人民的鄙視和詛咒。
總之，戈巴契夫沒有採取任何具體措施，他走了另外一條路。發了許多聲明，舉行了許多新聞發布會。總統也發表了聲明，但說得好聽點，很平靜。他甚至在別洛韋日協議中發現了某些值得肯定的地方。但蘇聯的這位國家元首也能料到，這份協議對我國人民和整個國際社會利益的觸動會有多麼深，這就要求對之作出全面的政治和法理評估。
“我深深地確信，在現在的局勢下，”戈巴契夫認為，“各加盟共和國最高蘇維埃和蘇聯最高蘇維埃都必須既對主權國家聯盟條約草案，也對明斯克簽訂的協議進行討論。由於協議中提出的另一種國家體制形式問題屬於蘇聯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範圍，所以必須召開代表大會。此外，”聲明在末尾又說，“我也不排除就這個問題舉行全民公決。”
看來戈巴契夫是“忘記了”他跟各加盟共和國領導人一道，早在第五屆特別人民代表大會上就已經親手埋葬了蘇聯人民代表大會這一最高國務權力機構，並把這一權力轉交到蘇聯最高蘇維埃手上。蘇聯人民代表由於並不是最高蘇維埃成員，只是有權出席最高蘇維埃的會議而已。
儘管如此，許多人民代表還是無法接受國家遭到毀滅的事實。12月9日我接到電話通知，代表們自發地組織了一個蘇聯人民代表大會召集小組。1991年12月10日，在新阿爾巴特大街的人民代表大廈20樓舉行了為召開第六屆蘇聯人民代表特別會議徵集簽名的活動。我也在這個文件上簽了名。就在這時，戈巴契夫給簽名活動的組織者人民代表斯馬林打了個電話。斯馬林當我們的面告訴國家總統，已徵集到足夠的簽名，可以召開大會。然後他匆匆忙忙收拾好簽名冊，跑去見戈巴契夫。我知道，他把總數超過500人的簽名和來電交到戈巴契夫手上，並得到總統親口許諾，召開代表大會。這次會見後的第二天，《消息報》以頭版頭條發表了一篇文章，醒目的標題是：《雷日科夫和切爾比科夫意圖召開代表大會》。不僅是這份蘇聯最高蘇維埃原來的機關報，而且還有蘇共中央的其他一些出版物，都表示反對這一建議。而且，從總體上它們都採取了公開親葉爾欽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