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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件事就遠不是大家都了解的了，那是為葉爾欽的美國之行做協調工作的哈利遜在回憶錄中寫道的：
飛機著陸了。葉爾欽走下舷梯。不過他沒有向迎候他的代表團致意，卻沿著起降區走向飛機尾部，背轉身去，開始衝著飛機後輪撒尿。我們大為震驚，站在那兒不知所措。葉爾欽走回來後，一句話也沒說，同官員們一一握手，從一名年輕婦女手上接過一束鮮花，坐進了等候他的高級轎車。
說實在話，在引用報刊上這些段落的時候，我真是覺得不太舒服。這位在大洋彼岸解開褲帶的我國同胞，他的事跡讀起來實在叫人噁心：這是個受到生物本能驅動的人，可是兩年之後，竟“經全民選舉”，當選為俄羅斯聯邦總統！
在翻閱那些日子的國外出版物時，人們會注意到我們未來的總統講到自己國家時的那种放肆和不可原諒。我想提醒一句，政治家是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的，那就是自己國內的問題應該回家去談。
還記得德國總理施密特在訪問莫斯科的時候，有人問了他一個有關他政治對手科爾的問題。他回答得非常簡短，而且斬釘截鐵：“我到莫斯科不是來談論科爾先生的。這件事我會到波恩去做。”
古巴廖夫，當年的《真理報》副主編，在自己的《總統，或者俄國版水門事件》一書中相當鮮明地描述了讀者和公眾的反應：“這種事不可能，這是對一個好人的污衊。”等等。電視台回放了葉爾欽在美國期間的紀錄片，掀起了一片叫喊聲，都說那是卑劣的歪曲，是惡意造假，是通過合成的辦法把單詞拉長了等等。而且說，要把他在巴爾的摩大學發表演說的講台拍攝得很正常，而把講台旁邊站著的那個人，說得好聽點，拍得腳跟有點不大穩，那都是用上了合成技術。而且蘇聯最高蘇維埃還組織了專門委員會，舉行多次群眾大會，憤怒聲討國家領導人，而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支持親愛的人民衛士鮑里斯?葉爾欽。
是的，當時很難說服人們。他們期待著葉爾欽這樣的正義鬥士，而且轉瞬之間不假思索就為自己樹立了一個偶像。任何有關葉爾欽的負面消息都會立刻被他們否定。套在麻袋裡洗澡的事兒人們不相信——那是污衊；在飛機上睡過了頭沒能跟愛爾蘭總統在香農見面——那是撒謊；到別墅“批閱文件”——那是因為時時想著文件，想著國家。不過，當他在德國喝得醉醺醺地指揮樂隊，而一切又通過電視播放出來時，許多人的幻想終於破滅了。
然而這些事都是後來發生的，而1990年秋天正是群眾大會浪潮席捲全國的時候。那些大會都是由“民主俄羅斯”的領導人組織的。頃刻之間，這個組織就把本身作為人民代表的性質拋到了九霄雲外，得出結論說，通過議會鬥爭奪取政權的道路是一條漫長的道路，其結果難以預測。他們選取了一條奪取國內政權的比較激進的道路——把群眾大會、罷工、破壞百姓生活保障系統等作為有效手段來運用。
我懷著一顆顫抖的心回想起那年的秋天。商店的貨架子全空了。海港和火車站停著裝運食品和日用品的貨櫃，可是卻有人把錢塞給那些想參加卸貨的人，把他們打發回家去。鐵路線上出現堵塞，國內的鐵路大動脈實際上全被切斷。糧食和蔬菜爛在地里，水果爛在果園裡。各種商品短缺、刑事犯罪、民族關係惡化、罷工等各種情況一下子在全國各地都冒了出來。事實上國內已經出現了經濟和政治生活的全面瓦解。最後，政權癱瘓了。
這一切對誰有利呢？當然是對那些為了破壞國家政權威信而無所不用其極的人，對那些一心想奪取政權的人。自打那時起，在整整15年多的時間裡，為了反過來證明“民主派”奪取政權有理，電視台一個勁地播放同樣的畫面：空蕩蕩的食品櫃檯。不過現在的那些“獨立”媒體的大老闆們卻羞答答地不願說出，為什麼商店會變得空空蕩蕩。
我的心裡常常會出現一個問題：如果這些事發生在葉爾欽當權的時候，甚至發生在當今政權之下，那會怎麼樣？為了讓這些人的頭腦清醒清醒，會把他們弄進去待上多少年？我說，年頭不會少了！這麼處理是對的——可不能拿國家人民的命運開玩笑！
到處都在開群眾大會，可實際上又做不出任何決定。庶民政治把國內的權力抓到了自己手中。是誰在早就極端複雜、極端嚴重的局勢上再火上澆油？是誰組織大規模遊行示威，以它作為破壞管理結構乃至整個國家的手段？請看名單吧——他們都是把人民命運撥弄於股掌之上的“玩家”。就比方有一份傳單，上頭宣布1990年9月16日在練馬場開群眾大會：“參加者有阿法納西耶夫、扎斯拉夫斯基、格德良、穆拉舍夫、波波夫、索布恰克、斯坦凱維奇、雅庫寧。葉爾欽將應邀出席。”不過，當這些先生掌權之後，他們很快便把練馬場翻修了，搞得醜陋不堪，說得好聽點，是搞了個沒有品味的商貿中心，目的則是讓人沒法在“民主時代”再在這裡開群眾大會。
有些名字（以及他們本人）已經被人遺忘了，不過這不應該：正是他們構成了第一梯隊，完成了連希特勒也無法完成的“偉業”——讓這個國家遭受到歷史上最嚴重的失敗。我只想就其中的某些人物說幾句。
飛機著陸了。葉爾欽走下舷梯。不過他沒有向迎候他的代表團致意，卻沿著起降區走向飛機尾部，背轉身去，開始衝著飛機後輪撒尿。我們大為震驚，站在那兒不知所措。葉爾欽走回來後，一句話也沒說，同官員們一一握手，從一名年輕婦女手上接過一束鮮花，坐進了等候他的高級轎車。
說實在話，在引用報刊上這些段落的時候，我真是覺得不太舒服。這位在大洋彼岸解開褲帶的我國同胞，他的事跡讀起來實在叫人噁心：這是個受到生物本能驅動的人，可是兩年之後，竟“經全民選舉”，當選為俄羅斯聯邦總統！
在翻閱那些日子的國外出版物時，人們會注意到我們未來的總統講到自己國家時的那种放肆和不可原諒。我想提醒一句，政治家是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的，那就是自己國內的問題應該回家去談。
還記得德國總理施密特在訪問莫斯科的時候，有人問了他一個有關他政治對手科爾的問題。他回答得非常簡短，而且斬釘截鐵：“我到莫斯科不是來談論科爾先生的。這件事我會到波恩去做。”
古巴廖夫，當年的《真理報》副主編，在自己的《總統，或者俄國版水門事件》一書中相當鮮明地描述了讀者和公眾的反應：“這種事不可能，這是對一個好人的污衊。”等等。電視台回放了葉爾欽在美國期間的紀錄片，掀起了一片叫喊聲，都說那是卑劣的歪曲，是惡意造假，是通過合成的辦法把單詞拉長了等等。而且說，要把他在巴爾的摩大學發表演說的講台拍攝得很正常，而把講台旁邊站著的那個人，說得好聽點，拍得腳跟有點不大穩，那都是用上了合成技術。而且蘇聯最高蘇維埃還組織了專門委員會，舉行多次群眾大會，憤怒聲討國家領導人，而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支持親愛的人民衛士鮑里斯?葉爾欽。
是的，當時很難說服人們。他們期待著葉爾欽這樣的正義鬥士，而且轉瞬之間不假思索就為自己樹立了一個偶像。任何有關葉爾欽的負面消息都會立刻被他們否定。套在麻袋裡洗澡的事兒人們不相信——那是污衊；在飛機上睡過了頭沒能跟愛爾蘭總統在香農見面——那是撒謊；到別墅“批閱文件”——那是因為時時想著文件，想著國家。不過，當他在德國喝得醉醺醺地指揮樂隊，而一切又通過電視播放出來時，許多人的幻想終於破滅了。
然而這些事都是後來發生的，而1990年秋天正是群眾大會浪潮席捲全國的時候。那些大會都是由“民主俄羅斯”的領導人組織的。頃刻之間，這個組織就把本身作為人民代表的性質拋到了九霄雲外，得出結論說，通過議會鬥爭奪取政權的道路是一條漫長的道路，其結果難以預測。他們選取了一條奪取國內政權的比較激進的道路——把群眾大會、罷工、破壞百姓生活保障系統等作為有效手段來運用。
我懷著一顆顫抖的心回想起那年的秋天。商店的貨架子全空了。海港和火車站停著裝運食品和日用品的貨櫃，可是卻有人把錢塞給那些想參加卸貨的人，把他們打發回家去。鐵路線上出現堵塞，國內的鐵路大動脈實際上全被切斷。糧食和蔬菜爛在地里，水果爛在果園裡。各種商品短缺、刑事犯罪、民族關係惡化、罷工等各種情況一下子在全國各地都冒了出來。事實上國內已經出現了經濟和政治生活的全面瓦解。最後，政權癱瘓了。
這一切對誰有利呢？當然是對那些為了破壞國家政權威信而無所不用其極的人，對那些一心想奪取政權的人。自打那時起，在整整15年多的時間裡，為了反過來證明“民主派”奪取政權有理，電視台一個勁地播放同樣的畫面：空蕩蕩的食品櫃檯。不過現在的那些“獨立”媒體的大老闆們卻羞答答地不願說出，為什麼商店會變得空空蕩蕩。
我的心裡常常會出現一個問題：如果這些事發生在葉爾欽當權的時候，甚至發生在當今政權之下，那會怎麼樣？為了讓這些人的頭腦清醒清醒，會把他們弄進去待上多少年？我說，年頭不會少了！這麼處理是對的——可不能拿國家人民的命運開玩笑！
到處都在開群眾大會，可實際上又做不出任何決定。庶民政治把國內的權力抓到了自己手中。是誰在早就極端複雜、極端嚴重的局勢上再火上澆油？是誰組織大規模遊行示威，以它作為破壞管理結構乃至整個國家的手段？請看名單吧——他們都是把人民命運撥弄於股掌之上的“玩家”。就比方有一份傳單，上頭宣布1990年9月16日在練馬場開群眾大會：“參加者有阿法納西耶夫、扎斯拉夫斯基、格德良、穆拉舍夫、波波夫、索布恰克、斯坦凱維奇、雅庫寧。葉爾欽將應邀出席。”不過，當這些先生掌權之後，他們很快便把練馬場翻修了，搞得醜陋不堪，說得好聽點，是搞了個沒有品味的商貿中心，目的則是讓人沒法在“民主時代”再在這裡開群眾大會。
有些名字（以及他們本人）已經被人遺忘了，不過這不應該：正是他們構成了第一梯隊，完成了連希特勒也無法完成的“偉業”——讓這個國家遭受到歷史上最嚴重的失敗。我只想就其中的某些人物說幾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