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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5年他死時遭人憎惡，但他已推動了俄羅斯的現代化。
昔日的附庸竟成了勝者
在19世紀最後30多年中，日本突然崛起，這又一次說明一個民族能夠在一代人的時間裡從文化的撞擊中汲取教訓並跨越幾個世紀的發展。
日本歷來都"從中國取得智慧"。17世紀中期，它專橫地拒絕一切外國影響的傳入，同世界的唯一接觸是每年一次有一艘荷蘭船在長崎停泊。
1853年，即馬戛爾尼來華後60年，美國分遣艦隊指揮官佩里強行駛入東京灣的浦賀港，交給日本政府一份照會。6個月後他又來等待答覆：1854年3月，日本簽訂了神奈川條約，把它的兩個港口全年向西方船隻開放。1895年，它的艦隊與陸軍擊敗了中國。1904年至1905年，這支軍隊又在遠東的陸地與海上消滅了俄國軍隊。在40年中，明治的日本從孤立中走了出來，昂首闊步地進入到列強的隊伍中來了。
日本人曾同西方談判過，但是為了向西方學習並趕上它，他們裝作卑躬屈膝，目的是有朝一日能超過西方。1853年的文化撞擊喚醒了他們。經過幾年的猶豫，他們向西方最先進的國家派出了使團。日本借鑑了西方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組織：英國式的議會制度，法國式的民法與刑法，法國憲兵，普魯士的軍隊，特別是在經過一個階段的統制經濟後，又學習了英國式的企業、自由貿易、港口和銀行。
是否日本比中國更容易學習西方呢？可能是。中國人堅信自己是完美無缺的。日本人在許多世紀以來已習慣於在借鑑別人的同時又保持自己的個性。從參考中國到參考西方，他們只是改變了學習的模式。他們懂得他們應該仿效別人，否則就會滅亡。
而天朝並不準備去冒這種前途未卜的危險。在19世紀的最後幾年，洋務運動借鑑了同明治一樣的原則。但從上到下，它遭到了太大的阻力，所以無法成功。
中日戰爭之後一位中國文人曾說："日本人對西方人深惡痛絕，然而他們仍鑽研西學，雖痛心疾首而堅韌不拔。他們深知若不學則無以救國。"嚴復還哀嘆"中國的心志習俗皆不識歷史之大潮"。
世界在沒有中國的情況下變化著，它想把中國帶入自己的圈子；它將會以越來越迫切的方式讓中國明白這一點。但中國應該在思想上來個變化，而這只需一次文化革命就夠了。
那喀索斯的悲劇
要向別人學習，中國人應當擺脫千年以來的驕傲情緒。他們經過了兩個世紀的悲劇後才習慣了這一想法。但沒有跡象說明他們準備這樣做。
從1793年至1978年，中國一直想遵循自己的模式。除幾次很快就失敗了的嘗試，它拒絕謙虛地向外國學習。只有中國的文明。一切不好的事都必然來自外部。一切好的東西則來自自己。
直到消滅了"四人幫"，並對毛澤東的遺產提出異議後才能對中國歷史的解釋開始修正。官方歷史學界過了很久才按1978年作出的勇敢抉擇精神來重新觀察近兩個世紀的歷史。甚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他們還繼續引用毛澤東的話，說"外國資本主義對於中國的社會經濟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他們批評貿易自由，批評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系統，即開放世界的系統。他們還用馬克思主義的詞藻像乾隆與慈禧一樣拒絕全球的現實。
他們真變了嗎？或者歷史又在北京重演？馬克思主義同清王朝一樣對中國人來說是舶來品--但兩者都同樣促進了中國的閉關自守。因為在乾隆及其繼承者的拒絕中，我們不能忘記時機的作用。當西方敲響中國的大門時，看守這個國家的竟然是一位滿清皇帝。而清皇室已經成了中國人的自我崇拜的最虔誠的信徒。他們在鼓吹最最排外的漢化時正是想鞏固他們對中國人民的統治：閉關鎖國的反應由於這個來自外部的王朝的脆弱而更為強烈了。在對外關門的同時，還要保證這個一成不變的體制能倖存下去：中國人的驕傲同滿清政權都從中得到了好處。
滿人或馬克思主義者（或外族或國際主義者）都比中國人還中國人……無論是乾隆給喬治三世的回信中說的"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貨物以通有無"，還是一再迫害外國宗教特別是基督教會以免敗壞中國民風；無論是慈禧太后在中國被日本挫敗之後高喊"誰知倭賊竟敢犯我？"還是毛澤東在俄國專家撤走後宣布"自力更生"或把美國的力量看成是紙老虎，他們都有一種不可動搖的信念：中國可以自給自足。
多少今日的中國知識分子還在對中國自身、對這唯一的自給自足體系表現得忠心耿耿！多少今日的中國知識分子還會像1912年革命時那位一度親英的奇才一樣宣稱："覺彼族三百年之進化，只做到'利己殺人，寡廉鮮恥'八個字。回觀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澤被寰區。"
這種自我陶醉最終只能導致對自我的不理解。如何解釋過去一小撮西方兵士在離他們基地兩方公里之外竟能把在本土作戰的中國軍隊打得潰不成軍？如何解釋今天如此沉重的落後包袱呢？多少傑作，多少發明，那樣聰明勤勞，那久多的集體智慧！4000年的燦爛文化！革命後獲得的40年的新生！世上最一貫正確的領袖與學說！這一切匯集起來，才能達到上一世紀祖先還生活在新石器時代的某個熱帶共和國居民的生活水平！
昔日的附庸竟成了勝者
在19世紀最後30多年中，日本突然崛起，這又一次說明一個民族能夠在一代人的時間裡從文化的撞擊中汲取教訓並跨越幾個世紀的發展。
日本歷來都"從中國取得智慧"。17世紀中期，它專橫地拒絕一切外國影響的傳入，同世界的唯一接觸是每年一次有一艘荷蘭船在長崎停泊。
1853年，即馬戛爾尼來華後60年，美國分遣艦隊指揮官佩里強行駛入東京灣的浦賀港，交給日本政府一份照會。6個月後他又來等待答覆：1854年3月，日本簽訂了神奈川條約，把它的兩個港口全年向西方船隻開放。1895年，它的艦隊與陸軍擊敗了中國。1904年至1905年，這支軍隊又在遠東的陸地與海上消滅了俄國軍隊。在40年中，明治的日本從孤立中走了出來，昂首闊步地進入到列強的隊伍中來了。
日本人曾同西方談判過，但是為了向西方學習並趕上它，他們裝作卑躬屈膝，目的是有朝一日能超過西方。1853年的文化撞擊喚醒了他們。經過幾年的猶豫，他們向西方最先進的國家派出了使團。日本借鑑了西方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組織：英國式的議會制度，法國式的民法與刑法，法國憲兵，普魯士的軍隊，特別是在經過一個階段的統制經濟後，又學習了英國式的企業、自由貿易、港口和銀行。
是否日本比中國更容易學習西方呢？可能是。中國人堅信自己是完美無缺的。日本人在許多世紀以來已習慣於在借鑑別人的同時又保持自己的個性。從參考中國到參考西方，他們只是改變了學習的模式。他們懂得他們應該仿效別人，否則就會滅亡。
而天朝並不準備去冒這種前途未卜的危險。在19世紀的最後幾年，洋務運動借鑑了同明治一樣的原則。但從上到下，它遭到了太大的阻力，所以無法成功。
中日戰爭之後一位中國文人曾說："日本人對西方人深惡痛絕，然而他們仍鑽研西學，雖痛心疾首而堅韌不拔。他們深知若不學則無以救國。"嚴復還哀嘆"中國的心志習俗皆不識歷史之大潮"。
世界在沒有中國的情況下變化著，它想把中國帶入自己的圈子；它將會以越來越迫切的方式讓中國明白這一點。但中國應該在思想上來個變化，而這只需一次文化革命就夠了。
那喀索斯的悲劇
要向別人學習，中國人應當擺脫千年以來的驕傲情緒。他們經過了兩個世紀的悲劇後才習慣了這一想法。但沒有跡象說明他們準備這樣做。
從1793年至1978年，中國一直想遵循自己的模式。除幾次很快就失敗了的嘗試，它拒絕謙虛地向外國學習。只有中國的文明。一切不好的事都必然來自外部。一切好的東西則來自自己。
直到消滅了"四人幫"，並對毛澤東的遺產提出異議後才能對中國歷史的解釋開始修正。官方歷史學界過了很久才按1978年作出的勇敢抉擇精神來重新觀察近兩個世紀的歷史。甚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他們還繼續引用毛澤東的話，說"外國資本主義對於中國的社會經濟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他們批評貿易自由，批評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系統，即開放世界的系統。他們還用馬克思主義的詞藻像乾隆與慈禧一樣拒絕全球的現實。
他們真變了嗎？或者歷史又在北京重演？馬克思主義同清王朝一樣對中國人來說是舶來品--但兩者都同樣促進了中國的閉關自守。因為在乾隆及其繼承者的拒絕中，我們不能忘記時機的作用。當西方敲響中國的大門時，看守這個國家的竟然是一位滿清皇帝。而清皇室已經成了中國人的自我崇拜的最虔誠的信徒。他們在鼓吹最最排外的漢化時正是想鞏固他們對中國人民的統治：閉關鎖國的反應由於這個來自外部的王朝的脆弱而更為強烈了。在對外關門的同時，還要保證這個一成不變的體制能倖存下去：中國人的驕傲同滿清政權都從中得到了好處。
滿人或馬克思主義者（或外族或國際主義者）都比中國人還中國人……無論是乾隆給喬治三世的回信中說的"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貨物以通有無"，還是一再迫害外國宗教特別是基督教會以免敗壞中國民風；無論是慈禧太后在中國被日本挫敗之後高喊"誰知倭賊竟敢犯我？"還是毛澤東在俄國專家撤走後宣布"自力更生"或把美國的力量看成是紙老虎，他們都有一種不可動搖的信念：中國可以自給自足。
多少今日的中國知識分子還在對中國自身、對這唯一的自給自足體系表現得忠心耿耿！多少今日的中國知識分子還會像1912年革命時那位一度親英的奇才一樣宣稱："覺彼族三百年之進化，只做到'利己殺人，寡廉鮮恥'八個字。回觀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澤被寰區。"
這種自我陶醉最終只能導致對自我的不理解。如何解釋過去一小撮西方兵士在離他們基地兩方公里之外竟能把在本土作戰的中國軍隊打得潰不成軍？如何解釋今天如此沉重的落後包袱呢？多少傑作，多少發明，那樣聰明勤勞，那久多的集體智慧！4000年的燦爛文化！革命後獲得的40年的新生！世上最一貫正確的領袖與學說！這一切匯集起來，才能達到上一世紀祖先還生活在新石器時代的某個熱帶共和國居民的生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