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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人認為他們的權利，也許甚至是他們的義務，在於根據西方制訂的規則讓中國向國際貿易開放。如果中國拒絕接受歐洲商人的做法，就是中國錯了。馬戛爾尼的行為就像是一個專販異國趣味的商人，他除了供給英國人茶葉、絲綢、漆器、瓷器外，還滿足他們到遠處冒險的夢想，從中得到某種樂趣。他要為了英國的利益得到這種文化的真髓，然後讓全歐洲的買主垂涎三尺。遺憾的是他從中國人方面卻沒有看出絲毫羨慕的表示。"幾乎不可能讓中國人相信擴大外國商品的進口也是他們的利益所在。"這些可憐的人拒絕貿易帶來的好處，當然也就拒絕了以英國為核心的文明所帶來的好處！
馬戛爾尼的一切做法都在否認中國文化的有效性。拒絕叩頭，討厭盤膝而坐，見到日常生活的場景傲慢地感到可笑，這些意味著：認為不能有幾種文明。他像中國人一樣具有排他性。只有一種文明，即西方的文明，所有的人都要向這種文明進化。英國不但是這種文明最傑出的代表，同時也是它的動力。這種唯一的、共同的文化就是WASP模式，即白人的、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基督教新教徒的模式。在這種模式里，《聖經》摻雜了理性主義，事業心替代了命定論。勳爵的責任就是把這一模式推廣到中國。他意識到這個任務要有超人的力量才能完成，並有朝一日要訴諸武力。
19世紀與20世紀的歷史就是在這種偏見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先是有色人種遭到歐洲的殖民統治，然後是他們的反抗。這類衝突在雙方接觸的初期就出現了，但接觸本來是應該消除這些衝突的。
在中國的鏡子裡
至少，這種落在別人身上的驕傲自光將幫助英國人進一步了解自己。對社會與對個人一樣，要了解自己必須通過別人。每發現一點差別，就會提出兩個問題："為什麼他們是那樣的？"然後是："為什麼我不那樣？"
英國人在這次旅行中從熱情轉到蔑視。但回國後，同斯當東爵士一起，馬戛爾尼有充分的時間來冷靜地考慮他的《紀實》。這本紀實直至1908年，特別是到了1962年才發表，而且還是部分內容。它提高到人種學與歷史哲學的高度來看問題。在書中，馬戛爾尼是以看問題準確、目光遠大的思想家的形象出現的。中國當代歷史學界也正在接受這一看法。
就像托克維爾在美國和居斯蒂納在俄國一樣，馬戛爾尼誠實地指出："我不能什麼都看到，所以我可能搞錯；但我介紹的都是我親眼所見的。"有些事情原來是看不到的，因為當時貼得太近，現在拉開了距離就看清楚了。要了解自己就要通過他人。馬戛爾尼與他的同伴用了多年時間來製造這面中國的鏡子。當他們把玻璃浸入這任何東西都無法代替的神奇的液體--同現實接觸--中去時，背面的錫汞層形成了；鏡子把他們自己社會的形象給照了出來。中國教會他們如何去看西方。他們在為中國社會的相反特徵感到驚訝時，也在對自己社會的特徵進行反思。
在看到中國停滯時，他們也更感覺到自己的運動。英國人在看到中國任何人除了做社會希望他們就地能做的事之外無法從事任何其他事情時就明白了個人積極性的重要。當他們看到中國唯一的人的實體就是整個集體時，就認識到西方人的力量。當他們了解在中國無人能超越規定給他的位置，否則就會影響已定的等級體系時，也就測定了在他們國內競爭所起的作用。他們在猜測商人在那裡受到何種程度的蔑視時，也就量出商人對他們來說又是何等的重要。當他們發現這種對停滯的崇拜時，就覺不到自己對新鮮事的何等崇拜、總之，他們更為理解個人主義、競爭與革新就是他們的財富和強盛的動力。
二千年的傑作
那些大的帝國都是由偉大的中央集權者建立的，是他們把那無形的粘土塑造成形的。這些人有尼布甲尼撒、澤爾士、查理大帝、彼得大帝、拿破崙、史達林和毛澤東。這些巨人都制服過起義者，並強制建立了等級森嚴的組織，這些組織就像風暴都無法摧垮的巨大的金字塔一樣，在他們死後長久地保存了下來。但沒有一個國家能比孔夫子和秦始皇建造的中華帝國更為鞏固了。在這帝國里，一切都為了能持久存在，為了國家的強盛而安排得井井有條。個體的作用越來越小，只有在集體裡它才能顯得完美，這幾乎帶有宗教的色彩。每個人都鑲嵌在一個等級體系中。所有人都得接受共同的價值，個人意識則被磨得平整光滑。
中間組織--行會、協會、等級、宗族--的存在只是為了鞏固總體建築。它們組成了許多平行而相互封閉的小社會。它們像蜂窩一樣互相鑲嵌在一起，像金字塔那樣外面是一個平整而無法透入的表面，而裡面卻分割成許多小間。分工既擴大了各個組織的分離，也增加了它們的獨立性。這樣組成的社會可以無限地分割下去。總體指揮著部分。
在建築物頂端的是神在這世界裡的化身--天子。緊接著是加固金字塔頂端和棱邊的大軍機處、總督、巡撫和整個文官等級體系：只有他們能用特有的語言來閱讀和書寫。他們的任務是把皇上的旨意和帝國的價值傳達給群眾。然後是農民，他們是整體生存所必需的廣大群眾，是真正的生產者；其他階級的存在都是為了讓他們能生產。再下面是手工業者，對他們的要求是為農民的耕作提供必需的工具。最下面是商人，他們不是生產者，而純粹是寄生蟲。他們靠貿易為生；他們不創造財富；他們只是靠損害他人來攫取金錢。他們雖然富了，但並不能因此而得到尊重。
馬戛爾尼的一切做法都在否認中國文化的有效性。拒絕叩頭，討厭盤膝而坐，見到日常生活的場景傲慢地感到可笑，這些意味著：認為不能有幾種文明。他像中國人一樣具有排他性。只有一種文明，即西方的文明，所有的人都要向這種文明進化。英國不但是這種文明最傑出的代表，同時也是它的動力。這種唯一的、共同的文化就是WASP模式，即白人的、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基督教新教徒的模式。在這種模式里，《聖經》摻雜了理性主義，事業心替代了命定論。勳爵的責任就是把這一模式推廣到中國。他意識到這個任務要有超人的力量才能完成，並有朝一日要訴諸武力。
19世紀與20世紀的歷史就是在這種偏見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先是有色人種遭到歐洲的殖民統治，然後是他們的反抗。這類衝突在雙方接觸的初期就出現了，但接觸本來是應該消除這些衝突的。
在中國的鏡子裡
至少，這種落在別人身上的驕傲自光將幫助英國人進一步了解自己。對社會與對個人一樣，要了解自己必須通過別人。每發現一點差別，就會提出兩個問題："為什麼他們是那樣的？"然後是："為什麼我不那樣？"
英國人在這次旅行中從熱情轉到蔑視。但回國後，同斯當東爵士一起，馬戛爾尼有充分的時間來冷靜地考慮他的《紀實》。這本紀實直至1908年，特別是到了1962年才發表，而且還是部分內容。它提高到人種學與歷史哲學的高度來看問題。在書中，馬戛爾尼是以看問題準確、目光遠大的思想家的形象出現的。中國當代歷史學界也正在接受這一看法。
就像托克維爾在美國和居斯蒂納在俄國一樣，馬戛爾尼誠實地指出："我不能什麼都看到，所以我可能搞錯；但我介紹的都是我親眼所見的。"有些事情原來是看不到的，因為當時貼得太近，現在拉開了距離就看清楚了。要了解自己就要通過他人。馬戛爾尼與他的同伴用了多年時間來製造這面中國的鏡子。當他們把玻璃浸入這任何東西都無法代替的神奇的液體--同現實接觸--中去時，背面的錫汞層形成了；鏡子把他們自己社會的形象給照了出來。中國教會他們如何去看西方。他們在為中國社會的相反特徵感到驚訝時，也在對自己社會的特徵進行反思。
在看到中國停滯時，他們也更感覺到自己的運動。英國人在看到中國任何人除了做社會希望他們就地能做的事之外無法從事任何其他事情時就明白了個人積極性的重要。當他們看到中國唯一的人的實體就是整個集體時，就認識到西方人的力量。當他們了解在中國無人能超越規定給他的位置，否則就會影響已定的等級體系時，也就測定了在他們國內競爭所起的作用。他們在猜測商人在那裡受到何種程度的蔑視時，也就量出商人對他們來說又是何等的重要。當他們發現這種對停滯的崇拜時，就覺不到自己對新鮮事的何等崇拜、總之，他們更為理解個人主義、競爭與革新就是他們的財富和強盛的動力。
二千年的傑作
那些大的帝國都是由偉大的中央集權者建立的，是他們把那無形的粘土塑造成形的。這些人有尼布甲尼撒、澤爾士、查理大帝、彼得大帝、拿破崙、史達林和毛澤東。這些巨人都制服過起義者，並強制建立了等級森嚴的組織，這些組織就像風暴都無法摧垮的巨大的金字塔一樣，在他們死後長久地保存了下來。但沒有一個國家能比孔夫子和秦始皇建造的中華帝國更為鞏固了。在這帝國里，一切都為了能持久存在，為了國家的強盛而安排得井井有條。個體的作用越來越小，只有在集體裡它才能顯得完美，這幾乎帶有宗教的色彩。每個人都鑲嵌在一個等級體系中。所有人都得接受共同的價值，個人意識則被磨得平整光滑。
中間組織--行會、協會、等級、宗族--的存在只是為了鞏固總體建築。它們組成了許多平行而相互封閉的小社會。它們像蜂窩一樣互相鑲嵌在一起，像金字塔那樣外面是一個平整而無法透入的表面，而裡面卻分割成許多小間。分工既擴大了各個組織的分離，也增加了它們的獨立性。這樣組成的社會可以無限地分割下去。總體指揮著部分。
在建築物頂端的是神在這世界裡的化身--天子。緊接著是加固金字塔頂端和棱邊的大軍機處、總督、巡撫和整個文官等級體系：只有他們能用特有的語言來閱讀和書寫。他們的任務是把皇上的旨意和帝國的價值傳達給群眾。然後是農民，他們是整體生存所必需的廣大群眾，是真正的生產者；其他階級的存在都是為了讓他們能生產。再下面是手工業者，對他們的要求是為農民的耕作提供必需的工具。最下面是商人，他們不是生產者，而純粹是寄生蟲。他們靠貿易為生；他們不創造財富；他們只是靠損害他人來攫取金錢。他們雖然富了，但並不能因此而得到尊重。